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前，兴国县的警卫营在高兴圩和白匪打了一仗。接着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进占了县城，根据地的坚壁清野工作就更加紧张起来。靠近城区的老乡们一批一批地转移到山区里来了，我们一区特务连的同志也忙着押送反动地主和帮助老乡搬东西。
大约是敌人进城后的第四天，我正在用米汤拌锅灰，准备写标语，忽然陈指导员派人来叫我。我掸了掸手，就急忙向连部走去。刚进门，指导员就对我说：“钟发宗同志，你有新的任务了！我愣了一下。他又指着坐在旁边的一位陌生的同志说：“这位同志是区政府主席来的，让他跟你谈谈吧!”说着，就向那位同志点了点头。
那时，我们兴国县早在红军的帮助下，分了土地，建立了工农兵政权；农村都军事化了，区有特务营或特务连，各乡都普遍建立了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和红军预备队。区里为了加强各乡赤卫军，决定派一些有战斗经验的同志下去。正好长冈乡的乡主席钟士棋同志要求调我 回去，区长便决定叫我到该乡担任赤卫军纵队的参谋长。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长冈乡。钟主席已经和七八位同志在等着我。一见面，钟主席就说： “发宗，我这个纵队长只是挂挂名的”，他指着黎隆云同志对我说：“今后纵队的事情得靠你们两个了。区里要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任务很重要，必须拖住敌人，让红军好好休整，待机出击。我们纵队的任务是防卫榔木、古岑、泗望这一线，这是山区的大门，要加倍小心。我们跟白匪打硬仗虽然暂时还不行,但是常去搞它两下子，弄它个不得安宁，完全做得到。” 钟主席走后，黎隆云同志就详细地给我谈了谈情况：全纵队共有三个大队，九个中队，每个中队都有四门土炮，十几支土枪。他说：“老钟!怎么样?我们的力量还不错吧?”
正谈得起劲，忽然头顶上响起了一片隆隆声。老黎说：“敌机投粮食来了!”
可不是，好几架飞机在城区上空兜圈子，飞一圈就投下来一批东西。
我们坚壁清野很彻底，粮食运走的运走，埋藏的埋藏，一粒也没给敌人剩下。连家具也都搬走了，有些像石砻之类不好搬的用具，也大都毁掉了，使敌人有谷子也没法吃。这样，敌人就不得不靠飞机来空投粮食活命。
下午，我们决定到前面去看看。副纵队长交给了我一个臂章，上写“兴国赤卫军第一区第二纵队”，又给了我一支土短枪、一把大刀。他笑嘻嘻地说：“老钟，这可是头等装备了!” 我们到榔木、古岑去和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大队见了面。只见大树上、墙上，到处是标语： “宽待白军俘虏”，“白军弟兄们：欢迎你们起义过来当红军！队员们情绪很高，有的在擦拭土枪、梭镖，有的在大声唱山歌。虽然这里离敌人的前沿不过五里，但是人们的脸上都 没有一丝惊恐的表情，在淡淡的阳光下，远山近村还是那样的恬静安宁。
二
敌人进城以后，天天都在紧张地挖工事，城东沿河一线全都挖了堑壕，看来是打算长期据守。为了不让敌人安心休整、轻易取得给养，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白天，把红旗遍插在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号声昂扬，真像有千军万马的气概；夜晚就分成小股，到江边去拆木桥、打枪。头几天，只要我们一打枪，敌人的步枪、机枪就闹上半夜；十来天后，敌人看我们不是真正攻击，就渐渐打得没有那么来劲了。
我们决定再狠狠地戳他们一下。这一天我们正集合中队以上干部研究办法，可巧，区里来了攻击的命令：晚上十一点钟举火为号，一齐围攻兴国城。一、三纵队由城南竹坝进攻，四纵队由城东北大井乡方向进攻，县警卫营和我们二纵队在五塘一线进攻。这一下，全纵队都沸腾起来了，谁都在迫切地盼望着天色早点昏暗下来。
晚上十点钟左右，我们就在五塘沿河一线布置好了。两个大队在前，一个大队在后，纵队所有的猪兜炮、九节炮，全都摆在堤埂附近。夜漆黑，四野寂静，只能听到轻轻的流水声。我们的心都绷得紧紧的，屏息静气地等待着指挥部的火光。忽然，老黎碰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啊！远处山头上燃起了一堆烈火。我觉得身上陡然有一股力量要冲出来似的，急忙喊了声：“点火１随着纵队部的火光升起，各路赤卫军 开始向敌人冲击了。沿河一线到处是枪声，到处是火光。
就这样一直干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区指挥部又升起了两堆火。敌人认为我们要总攻，发疯似地拚命射击，而我们却在警卫营的掩护下，悄悄撤出了战斗。这次，我们虽然没有攻进城去，可是对敌人的震撼着实不小。
三
围困敌人近四十天了。一天上午，出乎意料地从石门坳来了一个连的主力红军。队员们高兴得不知怎么好，忙着送茶送水。那位连长告诉我们，他们是红三十五军的，来了解城里白匪的情况。以后又进来一个赤卫队员，气喘喘地说：“白匪过河了，来了好多好多人！五十多岁的李吾嫂，也带病跑来报告这个消息。
大家都要求红军揍它一顿，连长同意了。于是决定立即出发，到榔木村附近竹竿岭一带去打伏击。同时，又派人通知四纵队，要他们在右翼作好准备。这个地形对我们很有利：左右两个小山头，中间是一条由城里直通石门坳的石板路，岭前是一片开阔地，左前方约五百米外是一条江的堤梗连长把一个排布置在堤埂上，另两个排分别布置在两个小山头上。我们二纵队就埋伏在左面小山头一带。四纵队也赶到了，埋伏在右面小山头一带。
布置好不久，白匪就来了，看样子有两个团。可能是因为接近山区，敌人很谨慎，把大部队留在开阔地那座小庙旁边，只派两个连继续前进。眼看敌人越走越近，但红军连长只是抽出了插在腰里的小红旗，并不开火。直等敌人靠得很近了，这才把红旗一挥，响亮地喊了一声：“打!”自己先举起驳壳枪来打了一梭子。应着他的喊声，土炮和步枪一齐轰响了，满山突然竖起了红旗。敌人倒下了一批，其余的乱纷纷地退了回去。
小庙旁的机枪也响了，白匪军在督战队的逼迫下，向我们发起了冲锋。但是，接连三次都被打了回去。我们打退敌人第三次冲锋的时候，两个山头上同时响起了冲锋号。红军战士，上了刺刀，赤卫队员们举起土枪和梭镖，像决了堤的水似的，直冲敌阵。只见漫山遍野是人群、红旗和刀光。敌人完全被吓昏了，扭头就逃。我们一步也不放松，直追到五塘前面的河边。
这次伏击，敌人死伤不少，光遗下的尸体就有七八十具。从此，敌人越发不敢出城来了。
四
这样，一气和白匪对峙了百把天。大家都习惯了，生活渐渐有了规律。早晨，出操跑步；早饭后，练习刺杀、劈刀；下午，做战斗准备；晚上，就出去扰乱敌人。这期间，白匪虽出动过几次，但都是小部队，我们一打，它就缩了回去。至于出城抢蔬菜吃的零星敌人，大都被我们俘虏了。一天的早饭后，赤卫队员忽然来报告说：“白匪又出 动了，而且是大队人马。”
怎么办？打吧，没有主力红军在这里，光凭我们，和敌人正规军打阵地战不合算。老黎和我研究了一下，决定以中队为单位，分散行动，和敌人打“麻雀战”。总之，一定要牵制住敌人，争取时间，让区政府做好准备。这次敌人出动了两个团，来势汹汹，想直逼石门坳。从五塘到榔木仅几里路，我们利用每一个小山包，拖了敌人整整一天。直到天黑后，敌人才进到榔木宿营。这时候，我们的猪兜炮可大起作用了，从村子周围朝里打，一打一阵火光，三四百米开外飞弹如雨。敌人缩在村里，不敢出来，只是拚命打机枪，像闹元宵节似的噼里啪啦地响了一夜。
天快亮了，我们撤到离村子较远的小山上监视敌人。天亮后，敌人出来了一支小部队，探头探脑地在村外走了一圈，又回去了。显然敌人猜不透我们的实力，害怕我们诱它深入。 整整一上午，白匪也没有敢继续前进。下午，敌人终于胆怯地向城区撤退了。我们又紧钉在敌人背后，敲敲打打，一直“送” 它过了河。
这一回，虽然没有什么缴获，但是两天来敌人始终不敢深入根据地，这使我们更加确信：可以拖住敌人。
五
从寒冷的冬天，到百花盛开的五月，我们把兴国城围了好几个月。天气慢慢暖和了，田 野一片葱绿。“该是插秧的时候了。”我正在沉思，突然一个队员叫了我一声：“乡主席派人来请你去。”我赶紧回去，匆匆吃了早饭，就和副纵队长一起到了乡政府。燕子窝在花岭尖的前面，许多老乡躲避在这里。这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人们的 脸上都有一种兴奋的表情?
钟主席一见我们就说：“你们来了，坐下歇歇吧！等人来齐了，得好好地谈一谈。”看来他也兴奋得很。他看见我们急乎乎的神情，就接着说：“等不及了吗？我先说个大概吧，告诉你们，反‘围剿’战斗开始了!红军已经在藤田、白沙打了一个胜仗。”哦!原来是这样，这可真是个大喜事哩!会议一结束，我们赶紧回去集合赤卫军，随同警卫营推进到五塘，隔河监视着敌人。
两三天后，敌人果真退却了。我们就跟着县警卫营向城区前进。敌人刚出南门，我们就闯进了东门，一边搜索，一边追击。敌人狼狈极了，除了枪支以外，各种物资扔得到处都是。我们顾不得收集物资，只是一步不停地紧紧追赶敌人。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在离城五里的地方追上了敌人，敌人稍稍还击了一下子，又拔腿飞逃了。就这样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追到了离城四十里的舍铺。因为那是个白点，有地主武装接应，我们才没再追下去。这一次追击，我们真是发了“洋财”。一路上缴获了许多棉衣、军毯，还在城里搜到了许多白匪没带走的子弹、粮食。
第二天，老乡们都兴冲冲地回到城里来了，整个兴国城都沉浸在欢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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