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胜利后，毛主席回到小布开会总结经验，同时作战略进攻的部署。分兵发动群众，恢复并加强地方武装，广泛组织赤卫军，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建立基层工农政权，建立和整顿地方党的组织，重新解放了瑞金县城，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所有这些，都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矗。
一、“二十万军重入赣”
蒋介石经过第一次惨败后，贼心不死，仍然狂妄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命令其手下第一员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由何任行营主任，兼代陆海空军总司令，发动并指挥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改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这次敌人兵力增加了一倍，由十万人增到二十万人，战略上仍然是外线的战略进攻，分进合击；不过作战指导要领，则由两个“猛”字退到两个“稳”字。另一方面，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运入革命根据地。
到三月中旬末，我们所了解到的敌人兵力部署是：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蒋不到前线，由蔡代）两个师到兴国；另外准备新拼凑第七十八师，在吉安筹建中；其后方三十四旅和六十一师一个团留守赣州。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五个师，第二十八师公秉藩、第四十七师王金钰兼、第四十三师郭华宗、第五十四师郝梦麟，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一带；其后方有罗霖的第七十七师，分布在泰和及吉安西至安福之间地区，担任守备和“清剿”。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两个师，第二十五师孙兼，进至宜黄，第二十七师高树勋进至乐安地区；其后方以骑兵第四师分布在宜黄、抚州、樟树地区,担任维护后方交通朱绍良的第八路军三个师,第五师胡祖玉(四个团)、第八师毛炳文、第二十四师许克祥进至南丰及其附近地区;其后方由分布于南丰、南城、黎川地区的新编第十三师维护 ，第五十六师刘和鼎仍在福建建宁(一说集结于安远 ，拟向建宁前进中），尚未进入江西。这样 ，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了一条八百里长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此外，在福建还有新编第四旅出宁化，新二师之一旅出连城、汀州，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出上杭、武平。在广东，则有第六十二师出蕉岭。南昌行营直辖的第五十二师，分布在江西之清江、新干、峡江到阜田一带。蒋介石虽经一次失败，但还看不起红军，又因新军阀之间矛盾尖锐，他还舍不得拿出、一时也拿不出自己的嫡系部队来打。这次“围剿”的军队仍然全是杂牌军。其中以蒋、蔡的十九路军(广东军队)、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西北军)和朱绍良的八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较弱。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师数最多，但从北方新到，表现恐惧。这些反动军队离开南昌很快，而进入红区后前进却很慢。一进入红区边境，就到处做工事，步步为营，不但稳扎而且稳进，甚至徘徊不前进。
二、反“围剿”进入准备阶段
在查明敌军第二次“围剿”已经开始的基本情况后，我军立即进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的首要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在退却中集中红军主力。为了及早准备，使我方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得到敌军“围剿”的消息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于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立即下令红军主力，脱离与敌接触，由根据地北沿向南移动，即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移到广昌、壬田(瑞金城北)、宁都地区。并派出部队到兴国周围，监视袭扰敌第十九路军。由广西左、右江转战千里的红七军，这时也到达湘赣边根据地和上犹、崇义地区。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三月二十日，总政治部下达了由毛委员签署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并先后颁发了宣传提纲、口号等。各军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同驻地群众一起开了誓师大会，各师召开了士兵大会。
军事上也作了准备。各军、师先后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当时红军中尚残存有“副官”这一职称)、军医会议等，总结经验，研究改善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主要的是：战时参谋工作、大行李指挥、给养、战俘的收容和清理(包括清理和争取医务人员和无线电技术人员)、战利品特别是药品的搜集、处置和保管等，也讨论和布置了战前练兵。
在地方上，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都广泛地进行了政治动员，讨论了支援战争的意义，提高胜利信心。与此同时，加强参战的组织工作，进行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交通队、向导队、宣传队(写对敌军士兵宣传的标语传单)和俘虏收容所。在毛委员亲自关怀和指导下，红一方面军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讨论和规定了地方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和战术等等。为了统一指挥全区(包括赣江两岸)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部，划分了十个游击区，并区分了他们的作战方向和任务，要求各区以独立师、团、营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毛委员还在百忙中亲自指示草拟了一个关于游击战的通令，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十项办法，通令拟好后经毛主席亲自修改于三月七日发出。
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比第一次做得更充分，全区军民战斗意志高昂，满怀胜利的信心，真是一切俱备，只等反攻时期的到来。
三、王明路线进江西
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正当中国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天外吹来一股冷风，卷起满天沙雾。王明路线的骨干分子从国外跑了回来，他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他们在党员中煽动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一九三一年一月，他们强迫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陈绍禹(即王明)抛出《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他们突击提拔一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 一时窃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他们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 “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别的存在，诬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 红军和工农代表会议政府。他们又以“ 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的名义，突击提拔一批 “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分头派到包括中央红区(当时称中央苏区)在内的党的各地各级领导机关，积极推行王明路线。
在王明路线推行者尚未进到江西中央红区前，“四中全会”的一部分文件已经先送到了。由“三中全会”派到中央红区的代表，也是中央指定参加“苏区中央局”的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八日开幕，开了四天，红军各军军长、政委都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王明路线在中央红区散布的序幕。四月中旬，王明路线的积极拥护者以“四中全会”代表团的资格来到了中央红区。他们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的传达和讨论，又于四月十七日开会，虽然时间相隔快一个月了，但会议仍称是“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的继续。会议只开一天，主要是着重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四中全会”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通过了若干决议。这次会议的决议，虽然也不得不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却不作调查，不问事实，颠倒是非，硬说：“但从汀州会议起(这时红四军与红三军会合，成立红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这个决议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地否定了毛主席一贯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否定了从汀州会议起到罗坊会议止毛主席一直在抵制并战胜了立三路线的全部斗争过程的历史事实。把中央红区说得一无是处，全不问这块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浴血奋战才创建起来的。这是王明路线反对毛主席马列主义路线的开始。
四、一场是打还是跑的大争论
龙冈、东韶战斗的伟大胜利，提高了红军的政治声威，鼓舞了红区广大工农群众，形势比第一次反“围剿”前更为有利，条件更好，作战准备更加充分，广大军民都感到胜利在握。可是，就在这时候，竟有少数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人，被敌人虚假的声势吓倒了。
王明路线的先遣队 —— “四中全会”代表团，一进入中央红区，就把持着“苏区中央局”。他们不懂战争，却要过问战略问题。他们不听久在农村根据地打过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央红军领导者们的意见，不问当前战争的具体情况，硬说何应钦的二十万大军步步为营、处处筑碉，无法打破，只好走。他们根据王明路线中央的三月指示，提出退出中央红区的逃跑主义的荒谬主张。王明路线中央的那个指示，是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在远离农村根据地听不到枪声的上海高楼大厦里写的，是十足的瞎指挥，它本身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意见。指示前面说：“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后面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否则“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根据这一指示的前面的说法，我们就要在敌人尚未集中时到白色区域去找城市中的敌人主力打，这岂不是重复立三路线的错误?!照指示后面的说法，什么“遇必要时”，这是非常笼统、没有明确界线的说法。所谓“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革命根据地等等，在纸面上谈谈是轻而易举的，而实际行动会遇到多少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是毫不理解的。他们不理解这块中央红区根据地，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多少坚忍卓越的斗争，经过多少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经过多少以弱敌强、以少胜多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打了三年多的游击战争才创建起来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谈何容易！如果轻易离开根据地到白区去打仗，那才是使“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毛主席虽然详细介绍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过，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敌人的弱点和我们的有利条件。可是王明路线的顽固推行者们对这些话听不进去。他们坚持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荒谬主张，并且搬出一位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他曾经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作为论据。他们依靠在中央局中的多数，蛮不讲理，令人气愤。在中央局的小会内争论得非常激烈，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主张。
第二天开扩大会，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总政委等都到了。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给养运输十分困难，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求战心切，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具备，因而也更有把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一开始讨论，军队高级干部发言非常踊跃，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中央红军这时退出中央红区。积极求战的声浪震动了会场，使那些逃跑主义的主张销声屏气，不敢再嚣张了。这是毛主席抵制王明路线的第一个回合，这次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第二次反“围剿” 取胜的基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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