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怎么引导执行立三路线的领导干部走上正确的轨道来呢?
“毛委员有办法！这是当时红军中流行的一句话。毛委员就是有办法，而且有的是最好最妙的办法。
这时，毛主席因势利导，先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近郊“散开”，诱敌出击，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之。这是第一步。红一方面军从八月二十九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同长沙的敌军周旋达半个月之久。这时从长江局传来张桂军已进到湘潭的消息，文章好做了。毛主席当即提出先消灭张桂军和何键部队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而要消灭张桂军和何键部队，就得将红一方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中各个歼灭之。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样，毛主席就下令红一方面军“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见红一方面军总部九月十二日命令）。这是第二步。分散到萍、醴、攸后，又以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当时每月需款四十万元，所以必须在三县（均是白色区域）大力筹款二十万，才能支持半个月军费。同时，在三县帮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政权，建立赤卫队，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也颇是非常重要的；这当然也是无可非议的。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九月十四日起，以十二天时间在三县筹款。十二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这是第三步。九月十三日，方面军总部在株洲发出命令，前面说：“……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后面说 ：“……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 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 干”。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的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回了江西。而这正是毛主席在打文家市前夕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诱导三军团沿株萍路回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
在东移中，路过安源，毛主席亲自到安源红三军团驻地，专门做了一个星期的领导干部中政治思想工作。在这期间内，毛主席还到安源工人中做了工作。总司令部随后经过安源东进。总司令部在安源短短两天内动员了安源矿工一百个人挑了一百担炸药参军，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工兵连。
事情总是复杂曲折的。总部于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宜春发出三十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后，当晚就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同志的来信，大意说，长江局查明张桂军并未来到湘潭，一方面军仍应回去打长沙。【来总部在发出向吉安前进的命令中就指定红三军派部队去迎接并护送周以栗到总部来。当晚他就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主席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栗一到宜春，毛主席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亲切地通宵交谈，把他说服了。这位本来是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长江局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主席马列主义的领导，后来就是他在青塘会议上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１勇敢地拥护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马列主义路线，“横眉冷对”王明路线的拥护者的围攻。
在宜春开了一个会，就是有名的袁州会议。这次会议是毛主席说服了周以栗并在周以栗的支持下召开的，主要是决定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我长期围困的吉安。这是在战略转变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立三路线统治下，把热衷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循循善诱”地引导开到江西来，这对尔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吉安这个孤城，曾被我江西地方武装长期围困，并进行过八次佯攻，即有名的“八次攻吉”。吉安守敌是邓英部三个团(不足)，在我江西赤卫军独立团等的政治攻势与不断袭扰下，士气低落，军无斗志，真可说是惊弓之鸟、瓮中之鳖。吉安又是江西省一个较大的城市，周围都是红区，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各个县城内也只有极少数的靖卫团。打下吉安，可以使广大红区连成一片，更好地发展土地革命，扩大革命根据地，更进一步“经营江西”。打吉安，江西干部是拥护的，比较容易说服干部和群众。
十月初，总部离开宜春城由西向东沿大路前进，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时，从北面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江西省委(当时叫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同志。毛主席一见到就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中央来的。毛主席又问他：中央有什么指示?他说：中央还是要我们去打南昌。毛主席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说着又用手指着前面正在走着的部队说：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同志面对这实际情况，只说了一句话：那也只好这样。毛主席就在路边坐下，向李文林同志说明打长沙的经过和回师打吉安的意义和作用，又问了中央还有什么决定和指示没有?
红军开向吉安，打吉安时，还没有等到兵力完全集中，有人就急着要打。十月三日午夜， 即阴历八月十三日凌晨，攻城部队进入吉安城内，邓英部敌军全部坐船由赣江北航，向南昌逃跑了。原定担任用火力封锁江面的部队，没有遵照总部命令部署，沿江没有布置炮兵和机枪，竟让三个团反动军队在我们手中溜掉了。
打开吉安后，周围的太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都逃了，我们占领了许多县城，周围红区连成一片。各地赤卫军、赤卫队纷纷赶来，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同志、政委曾炳春同志）和二十二军(军长陈毅同志，古田会议后不久就调到江西来了)也奉命调到吉安附近，于是吉安周围数十里到处都是红旗飘扬，好不热闹。大批红区武装和群众拥进城来，抓逃到吉安的土豪劣绅。在城外开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庆祝大会，群众踊跃报名参军。据打下吉安后的粗略统计，这时一、三军团加二十军、二十二军和总直属队合计已超过五万人。
四、从吉安会议到罗坊会议
三军团少数领导人肯跟毛主席和一军团一同回到江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打下吉安后，一、三军团配合打九江、南昌，要“最火速、最勇猛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争取武汉”。所以吉安解放后，立三路线的信奉者又吵着要火速北上，攻打九江、 南昌。 虽然这时党中央已经批判了立三 “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是由于交通梗阻，文件一件也没有及时送到江西。
在吉安会议上，经过争论、说服，毛主席提出了策略性和灵活性的方案，决定“……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先向袁水流域推进 ”，“ 在袁水与瑞洲河之间 （包括分宜、新余、清江和峡江等县县境)布置工作……发动这一带群众筹措给养……暂以七天为期”。部队在向袁水流域推进中，毛主席沿途在峡江、太平圩都召集会议，找干部谈话，继续研究行动问题。方面军进入袁水流域以后，总部先驻在黄士街，以后移到罗坊（都是清江县集镇）。红三军团工作地区分配在清江沿赣江一带比较富饶的地方，这是为了照顾三军团的情绪，特地安排让他们走最少的路，到较好的地方。毛主席因为沿途开会、谈话，稍晚些时间才到罗坊。毛主席到达罗坊后，又天天找各军高级干部谈话、开会，询问地方社会情况，了解群众情绪，了解群众工作和筹款情形，着重商议在红军已扩大、兵力已集中的条件下，如何打运动战的问题，当蒋、冯、阎混战暂告结束，敌军即将对我军开始进攻时，我军如何作好充分准备迎击敌军即将前来“围剿”的战略问题，商议如何说服军队和地方部分干部的冒险主义的错误意见。毛主席聚精会神昼夜不倦地考虑着战略问题。在罗坊期间，毛主席还抽空找到新参加红军的兴国同志，调查了兴国、永丰区的社会情况，写了著名的《兴国调查》，这不但树立了调查研究这一马列主义的工作作风的典范，而且也为尔后的反“围剿” 战略行动作了准备。（后来，第三次反“围剿”高兴圩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就曾经于夜间从战斗中撤出，在匆忙中，依靠这一调查很快地就分配了部队宿营地，顺利地转到永丰圩地区整顿。)
在袁水流域工作到十月二十九日，红一方面军发出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延长工作三天，至十一月二日止。”三天很快又过去了，遵照毛主席指示，总部再下通知，准备再延长三天。通知才写好，还没有发出去，就发现敌人进攻的情况。据报，敌军十万，已开始向我前进。这就是蒋介石发动对中央红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开始。总前委立即在罗坊召开了紧急会议。当夜三军团来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个军团政治委员和一个军政治委员。因为路远没有通知彭德怀同志来参加，而是派周以栗同志去传达说服，周以栗以中央长江局代表的身份，代表总前委传达紧急会议的精神较为妥当，周以栗完成了说服任务。
罗坊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行动问题。这时，客观形势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打不打南昌和九江的问题，而是在哪里打敌人的问题，是前进打，是就地打，还是后退打？也就是在白区打，还是在红区打的问题。有人主张前进到白区去打(包括前进到南昌、九江去打)，也就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一)退却丧失了土地；(二)危害人民 (所谓“打烂坛坛罐罐”)；(三)对外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他们不了解：“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退却，退到红军根据地内，可以取得根据地人民的援助，可以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之敌不得不就我范围，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可以察明敌军的行动，看出其行动规律，可使敌人分散、疲」，可以发现敌人弱点和造成敌人的过失；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毛主席用许多道理反复说明了退一步以取得主动权的道理。对于惧怕丧失土地的问题，毛主席用“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说明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丧失土地才能换得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关于危害人民的问题，也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毛主席要求干部不忘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的形势，实行战略退却。然而，“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虽然困难很大，毛主席终于说服了干部，使大家同意了向根据地退却。接着的问题是战场选在赣江西岸好，还是东岸好？毛主席考虑到往后的发展，认为赣江东岸比西岸好。这是井冈山斗争中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结论的延伸和发展；即主要的发展方向不是向敌人力量较大的湖南，而是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闽浙赣边界。从江西一省看，赣江西岸同东岸地区大小虽差不多，但东岸连接福建、浙江边界广大山区，比起西岸回旋余地却大得多。于是首先肯定了方面军立即收拢部队，渡过赣江，开向樟树、抚州、永丰、乐安地区，边工作，边筹款，边备战。 由攻打湖南的长沙，到回师东向，攻打江西的吉安，这是一个大的转折；再由吉安会议冒进思想要求北上攻打南昌、九江等白区大城市，到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入”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承认战略退却东渡赣江，向东向南退到赣南红区，在红区内进行战略防御，待机各个歼灭敌军，这又是一个大的转折。这是第一次战略转变中的转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每一大小转折点，都经过耐烦的说服和激烈的争论，而这些争论都是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紧连在一起的路线斗争的表现。这是红军在自己发展史上，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样第一个战略转变的过程，同时它又是抵制立三路线并取得胜利的路线斗争过程。这一斗争之难就难在立三路线一时取得党中央的统治地位，所以和这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既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适合中国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又要尊重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就要求斗争中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要把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的领导艺术。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和中央红区同立三路线作激烈的曲折的胜利的斗争过程，充分表现出这领导斗争的艺术。成为正确进行党内路线斗争的光辉典范。这一斗争的胜利，保证了第一个战略转变走上正确的轨道，保证了后来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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