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汀州会议到罗坊会议就是这一转变的转折过程，或说是这第一个战略转变的开始，经过第一次反“围剿”和尔后的第二、三次反“围剿”，就进入了国内正规战争时期，即运动战时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毛主席除了对右的地方主义进行了艰苦的说服外，主要地是以极大的耐心和巧妙的艺术，教育说服了一部分受立三路线影响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团结了中央红军和中央红区广大党员干部，抵制并制止了立三路线，顺利地转到正确的轨道上，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这篇回忆录就是写这一转变的直接经过。
一、由汀州会议到牛行示威
经过一九二九年底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受到了彻底的批判，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得到了清算，井冈山斗争以 来的历史经验得到了正确的总结，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建军纲领树立起来了，革命战争中的马列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了红四军的思想，大大提高了红四军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加强了党内、军内和军民之间的团结，部队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精神更加焕发，斗志更加昂扬。
古田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四军的一、二、三纵队由闽西出发(四纵队留闽西活动)，毛主席自己则因同闽西负责同志商议并具体指示闽西工作，稍迟一二日，而同第二纵队，在最后行进。经过“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的行军，避免了汀州敌军的尾追和纠缠，顺利地“直指武夷山下”，翻过武夷山，进入江西省境。红军在赣南活动了大约四个多月，主要是执行红军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打开了广昌、永丰(一月)、南康(三月)、信丰等城，消灭了许多地主反动武装和反动的国民党地方政权，使赣南红区打成一片。毛主席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例如，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对待农民武装的策略等，都作了专门的详细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召开了有名的“二七”会议，把赣南党对于土地革命的工作，引到正确轨道上来。这样就大大发展和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尔后的反“围剿”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常毛主席在亲手缔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这种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制定和实行正确路线的保障，在根据地开创初期，是非常切实而重要的大事。在这一段时间里，红军曾于二月二十四日，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值夏、施家边地区干净地消灭了敌唐云山的一个旅，约三千人左右。战斗的胜利和几个城市的打开，大大地鼓舞了江西、福建根据地的广大工农群众，许多人踊跃参军。六月，红四军重新开回闽西，在汀州休整。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汀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当时前委是领导军队党和地方党的，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负责人外，还有闽西特委的负责同志。在会上传达并讨论了党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红军扩编的指示。毛主席对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作了马列主义的分析。这就决定了红军在战略转变中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汀州会议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也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第一次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时全国红军都奉党中央的命令整编、扩编，“立三路线”又决定各路红军分别向南昌、九江、长沙等中心城市进攻，国民党新军阀必将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则不得不预见到即将开始用运动战方式同敌人作战。从汀州会议到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入”这一段时间，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转折过程。所以这次会议可以看作第一个战略转变的开始。这次会议决定了红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 变的路线、方针和方法，对红军进行了整编。与此同时，对闽西地方工作也作了讨论和决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红四军在整编前指挥四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第一纵队，原系南昌起义保存下的部队，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也保存有叶挺独立团勇猛的战斗作风，在井冈山时叫二十八团(此时有三个支队，即三个营)。第二纵队原系由毕占云同志率领起义的一个营和军部特务营编成，只有两个支队，实即两个营，部队建立较晚，基础稍弱。第三纵队即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加上秋收起义后的工农武装编成的。它就是毛主席亲自率领上井冈山的部队。这个部队的干部也有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蒋介石叛变后，我们利用了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这一合法的番号，收容了从各地被赶出和自己逃出的共产党员。开始时缺乏战斗经验，被称为“学生军”，后来逐渐锻炼成为能攻善守能打硬仗的部队。在井冈山时期叫三十一团，此时也有三个支队，即三个营。第四纵队是由闽西地方部队升级的，成立不久，战斗力较弱。军部特务营只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侦通队。汀州会议对于政治、军事路线问题没有多少争论。整编是以原红四军一、二两纵队仍编为红四军第一、二两纵队。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红四军的第三纵队。这三个纵队不久就改称第十师、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以原红四军的第三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十二军。从三纵队抽出一个支队后编成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后称第三十四师。由三纵队抽出的一个支队，加上江西的地方武装一个支队，编成红十二军的第二纵队，后称第三十五师。红十二军的第三纵队，即第三十六师是在后来打开吉安后才以教导队为基础扩编成立的。原红四军第四纵队和闽西几个县的地方部队抽出人员、 武器补充主力后，在闽西另行编组闽西红十二军。江西的地方武装以二、四团为基础扩编为红三军，黄公略同志为军长。从三纵队、支队政委中选拔罗荣桓同志为四军政委，蔡会文同志为三军政委。伍中豪同志任十二军军长，谭震林同志任十二军政委。
原红四军军部和政治部改为红军第一路军指挥部和政治部，统率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三个军。毛主席任政委，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参谋长是朱云卿同志。各军司令部、政治部都是新建的。
一九三○年的革命形势，正如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中所预见到的，革命高潮“很快会要到来。”就在这个革命高潮正要到来时，立三路线窃据了中央领导，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后来又下令要一、三军团和湘鄂西、鄂豫皖红军分别打南昌、九江、长沙，然后“会师武汉”。打大城市，这是当时党中央的决定，这里有个组织服从的问题；但在敌军强大、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就驱使红军去打大城市，却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里摆着严重的矛盾：如何能既不同中央公开对抗，又能团结争取受立三路线影响的同志，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红军不受挫伤而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各个歼灭敌军，发展胜利，这是当时红军中遇到的大难题。我们且看伟大领袖和导师是如何正确领导这一战略阶段转变中的路线斗争的。
红军在汀州整编后， 于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 命令内称： “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 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把党中央给予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作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红四军、红十二军到江西后拟同红三军会合(毛主席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所说的“偏师借重黄公路”即指此)，正式成立红军第一路军，不久就改称红军第一军团。
红一军团由福建开到江西广昌集中后，再到兴国地区集结。红三军则就地整编，并未开来集中。七月十一日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时，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只发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的)。在向北推进中，红军于七月二十日进入永丰城。二十日午后七时三十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主席授意下由朱参谋长主持，在参谋处起草，然后送呈毛主席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主席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七月二十四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二百枝，俘虏敌兵一百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蒋匪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署是：抚州地区一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一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一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三个旅都属张辉瓒的十八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三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这是一个伟大英明的决策，它既不去白色区域攻打大城市，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决定渡江后，司令部参谋人员还未进房子，就马上转去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江。只是因为要在樟树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指挥机关和部队才在樟树驻了两三天。第三天司令部于黄昏时分就随前委渡过了赣江，经过高安，于七月三十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三十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八月一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二、从永和会师到二打长沙
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上海七月底八月初的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据报，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在西进路上得到情报，湘赣边的文家市有敌一个旅，军团决定于八月二十日拂晓，以突然强袭包围歼灭之。战斗胜利了，全歼了文家市之敌，战后清查，电台已被破坏。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在打文家市的作战命令中，专门写了注意事项，要求保管好缴获的无线电台。然而没有引起各级干部注意，甚至缴获的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好几箱，也被焚烧了。 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经验证明，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打下文家市，毛主席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 军团亦由长寿街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毛主席任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四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三十五人，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粉碎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坚持在红军还幼小的时候进攻中心城市，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的“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打进长沙，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 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却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 牲了。
打长沙，打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在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时立即要求进行阵地攻击战，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于革命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当时长沙城内有敌军三十一个团，我们的兵力共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敌人兵力多我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我们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中央命令要打，三军团中不顾实际情况坚持执行立三路线的少数领导干部，也坚持要打，理由是“中央命令”，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怎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最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为了团结三军团，毛主席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推进 ” (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于永和市发出的命令)，应于八月二十八日进向长沙东南郊距城约二十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茭中铺、龙头铺一带，二十九日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威力侦察。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我们于九月一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十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们即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三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拥护立三路线的领导干部，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论的结果，采取妥协的办法，决定留下红三军作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仍控制着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展开向长沙进攻。
第三天，下午三时许，敌陶广师之一、二旅及补充第六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击了。至五时许，敌人出来约两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三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四军、红十二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下压歼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击的敌军基本上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其他方面，敌军的出击部队亦被我完全击退。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查明，敌军虽失了一件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还会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消灭猴子石出击的敌人之后，立三路线的拥护者又吵着要打长沙，虽然也想了许多办法，但仍无法冲破敌人电网。结果一个突破口也没有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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