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采取紧急措施：把公开的共产党员迅速调离西安，又从外县调来一部分党员接替工作。
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刚从西大街财委会的办公室走出不远，忽听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未来得及回头去看，就有一个手掌从背后拍着我的肩膀：“你跑到这里来了，让我好找１我吃了一惊，转身一看，原来是共产党员史可轩同志。他面色严峻，用低得几乎使我听不见的声音说：“走!党的决定。”我见他神色匆忙，来不及细问，就跟在他的后边，疾步走出北门。走到北关外，我才看清楚，中山军事学校和保卫队出发了。这个中山军事学校，归国民革命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所属，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员邓小平、李林、史可轩等同志。它有“第二黄埔”之称。在政治教育上公开讲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民主义，暗地里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我和史可轩同志走在队伍的后头。史可轩同志对我说：“邓小平、李林同志他俩留在西安坚持党的工作。党决定要你来部队工作，咱们今后在一块干了。”听他一说，我高兴极了，当即向他表示：“好，一块努力吧！史可轩同志向前迈了几步，又接着说：“现在，国民党要调我们出潼关，企图整垮我们。我们是陕西党的武装力量，说什么也不能离开陕西１他激动地晃动着拳头。
当天，我们只走了三十里，便在渭河边上的草滩镇宿营了。我们几个人躺在一座古庙的破旧戏台子上，谁也睡不着，大家都在等待去省委的崔孟博同志快点回来。可是等了一夜，还是不见崔孟博同志的影子，于是我们几个领导人研究了一番，决定把队伍拉到渭河边上，改乘木船缓行，以便拖延时间，继续等待省委的指示。
三天走了九十里水路，在到达临潼县交口镇的第二天，崔孟博同志带来一份省委的指示。指示上说：“想办法，找机会，使部队不出潼关，在渭河以北扎下根，找主求生，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我们盯着这份指示，都沉默了。大家心里很清楚，“找主求生，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这句话，意味着这支部队又要合法存在，又要不受敌人的调动。晚上，我们又在交口镇野外的清河岸上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大家对总的局势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陕西的军阀部队和关中的杂牌部队，虽然都归顺了国民党，但他们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都在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矛盾，暂时找个“靠主”。
“投靠”谁好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韩威西(后来成为叛徒)主张把部队带到富平、蒲城之间的红崖头，“投奔”南路总指挥岳西峰。大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岳西峰在河南当督办时就反共，曾下令逮捕过王若飞同志和肖楚女同志；同时，去富平、蒲城，要经过反动透顶的田春生所部的驻地美原镇，部队通过那里，必定凶多吉少。有人主张把部队开到白水以北的黄龙山一带，那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史可轩同志认为到黄龙山一带，地形虽好，但无主“可靠”；岳西峰过去曾当过他的上司，田春生曾一度和他同过事，熟人见面，总不会给他什么难堪。还是去“投靠”岳西峰的好。大家终于采纳了这个意见，由史可轩、高克林(原名文敏)同志带上部队经过美原镇田春生防地向目的地前进。
老奸巨猾的岳西峰早已设下了圈套，当史可轩同志刚到美原镇时，即遭田春生扣留，第二天就被枪杀了。
史可轩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每个同志都沉痛得喘不过气来。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时候对敌人都不能有丝毫的幻想。
“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史可轩同志牺牲以后，便推举许权中同志任总指挥。那时，岳西峰和国民革命军的冯子明的部队矛盾很深，双方明合暗斗，各不相让。我们就“投奔”了冯子明，编为独立第三旅。许权中同志任旅长，部队驻在临潼县的关山镇。
部队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就开始秘密收容一些被敌人追捕得无处藏身的共产党员和暴露了共产党员身分的地下工作同志。这样，一方面保护了许多同志，一方面又壮大了党的武装力量。
平静的生活过了两个多月，部队移驻高陵县后，冯子明派了赵杰三旅和他的行营主任包国才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人不管走到哪里，身后总是有他们的人盯梢。
一天夜里，许权中同我在赵杰三的房子里闲谈。他俩有过结拜之交，谈到深夜，赵杰三命令侍卫人员离开，压低声音向我们说：“冯子明要我暗地里收拾你们!”许权中同志听了一怔。
“别开玩笑，一没冤，二没仇的……”我想再探个究竟。
“人家说你们是共产党，要小心啊！赵杰三面额上暴起了一条条青筋，神情很紧张。我们只是镇静地笑了笑。事情很明显，用不着问了。自从赵杰三透露了风声以后，我们更加警惕了。旧历九月，部队移驻兰田县许家庙一带，冯子明叫我们开往河南，我们不愿从命。在旧历十月初的一个晚上，冯子明指使我们部队一个参谋主任惠介如(蒋介石的暗探)，策动我们的两个连长徐裴威和杨锡民举行暴乱。杨锡民同志是我们派去监视惠介如的。他立即把这个关乎这支革命部队存亡的消息告诉了许权中、高克林等同志。当晚，我们就把惠介如这个坏蛋叫到旅长办公室，并召来了连以上的军官。惠介如被下了枪之后，还假装镇静地问： “这是为什么?”
“你做的事，你知道。”许权中同志大声地说。接着，他对连以上军官说：“兄弟们，我为了给老师长报仇才守住这个摊子，为了给老百姓做些好事，才搞工农革命，这也正是革命军的本分。”他气得浑身发抖，继续说：“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摊子搞垮。……”
“我们愿听旅长的命令，决不被人利用。”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惠介如被拖出房外枪毙了。但是他的同谋韩威西跑去向冯子明报告了。冯子明撕破了假面具，第二天，指挥五个旅的兵力直向我们扑来。同时还派来一支部队，日夜兼程直奔黑龙口，企图占领通往秦岭以南的这条要道，把我们从四面围困起来。
“干，接受史可轩同志牺牲的血的教训，是采取主动的时候了。”许权中同志很果断的作出了决定。他抽出两个排的兵力，一个排摆在兰田县东，阻击敌人的进攻，打破敌人由辋峪经牧护关抢占黑龙口的计划；另一个排夜渡坝河支流，偷袭敌人的前卫司令部。
深夜已经很冷了，寒风飒飒地吹过。我们静悄悄地趟过河去，就在敌人酣睡着的时候，开了火。敌前卫司令部遭到突然袭击，便向回逃，所有的部队也跟着司令部撤回十几里。我们趁机连夜急行军，抢占了黑龙口，粉碎了敌人全歼我部的诡计。
度过这一危机后，我们在黑龙口召集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把部队拉到雒南，利用李虎臣和冯子明的矛盾，先“投奔”李虎臣，站住脚，再去省委请示。
部队从黑龙口开到雒南三要司，李虎臣见我们同冯子明翻了脸，正合他的心愿，也没有细追究什么，就把我们收编为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
二
雒南三要司是个地势险要的地方。东临河南山区,北靠秦岭,处在群山包围之中。李虎臣的部队,只有一个团驻在我们西边的雒南县城,其余都离我们很远,很便于我们搞革命活动。
这年冬天，我们正要派人去省委请示工作，刘志丹同志从省委来了。他一到部队就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省委说：要在国民党和各派系军阀的军队中，通过党的领导，实行武装起义，参加和配合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同志来部队没几天，便开始整顿部队。首先肃清了部队内部的坏分子，撤换了那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中山军事学校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提拔为基层领导。经过这次彻底的整顿，全旅焕然一新。
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斗争了大恶霸地主阮化生，公审了豪绅何豹子。在群众的要求下，这两个坏蛋当场被枪毙。我们搜集地主恶霸在山中的存粮，解决群众吃粮问题(并给部队备足粮秣)，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了，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部队。我们有五门迫击炮，炮弹很缺乏，群众就利用本地炼出的铁，帮助我们制出了炮弹和木柄手榴弹。整个山镇沸腾起来了。天刚蒙蒙亮，街头、山沟、河滩之间，排满了整齐的军队，上好刺刀端着枪，一排排的走过来走过去。孩子们成群结队的跟着我们的机枪营呼叫。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刘志丹同志转到地方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省委又把唐澍同志调来部队，担任参谋长的职务。这时我们还是继续练兵。
在这紧张的时刻，李虎臣却要我们去攻打潼关，消灭马鸿逵的队伍。去不去呢？我们养兵蓄锐是为了起义，若是为地方军阀去争权夺利，岂不白流血汗。不出兵？又怕暴露我们的意图。最后，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对策：一面缓步前行，一面急速请示省委。
部队行至秦岭巡检司，省委来了指示：不要参加攻打潼关的战争，迅速起义，去渭(南)华（县）配合当地农民的武装斗争。接到省委的指示，我们真是心花怒放。半年多来，为了 保存这支革命的武装，我们“投奔”了三个军头，和敌人明争暗斗，多少个夜晚提心吊胆，走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的道路。我们的史可轩同志献出了生命，今天，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起义意图，当晚便离开了巡检司，向潼关方向前进。同时派雷天祥同志带一个营，先去渭(南)华(县)。
到了潼关，我们担任正面进攻。正巧，马鸿逵来了个假投降，以便拖延时间，调孙连仲军来支援潼关。李虎臣信以为真，静等马鸿逵投降。唐澍同志认为：这正是离开潼关的好时机，就立即执行了省委的指示。
部队拉出潼关，走了三十多里路，在南塬以西的一个村庄里，宣布了起义。全军欢腾若狂，大队人马直奔渭(南)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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