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回忆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上)

Admin 发表于2016-05-03 20:34:44
大革命时期,广西也和南方其他各省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口号,像春雷一样响遍城市、乡村,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当时,党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领导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
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屠杀工农群众、出卖国家民族、投降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仍坚持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叛变,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工农武装、建立红色政权,继续承担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任务。在大革命失败时,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成千成万优秀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捕杀或监禁了。但是韦拔群同志领导着右江地区的群众,仍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其余的共产党员也转入了地下继续展开活动。
一九二九年,蒋桂军阀战争结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当了广西省绥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广西省主席。那时,我们党中央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了一些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有的到李明瑞部队中进行工作,有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造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

我们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通过党员俞作豫同志(他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我负责。李明瑞居然答应了。
教导总队有三个营九个连,学员都是从部队里抽调来的班、排长。后来,我们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袁振武同志和一部分同志到第五大队进行工作外,其余的都安插在教导总队各连当干部和学员,并在各连队秘密地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时,九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选学员中思想左倾、比较接近我们的人来担任。另外有些党员,则以教员的名义在总队部工作,袁任远等同志就是当时的政治教员。对那些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则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
我们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是能迅速争取群众的重要原因。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就自然的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同时,我们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也更加有效地对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控制了全局之后,我们就抓紧时机积极展开活动,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三百多个新党员。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大发展,我们就没有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一百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里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闻名的,那时我曾在那支队伍里干过师参谋长,李就想利用我来帮助他带领四大队。他找我谈话,我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党组织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并给予了指示。我们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揭露该队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进行教育改造,同时又从教导队调来了一百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二同志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一千多人扩大到两千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保证了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因此,首先我们就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于是各级的领导权也迅速地落在我们手中。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
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而通过这一斗争,我们也深入地了解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地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要求惩办他们的时机,接受群众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军队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南宁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在这年九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三个主力师,内部意见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根基很浅。我们党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于是,我们便借口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队、四大队及五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经我们一再说明和坚持,李、俞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从教导队调走了三百多人回各师去。
他们出发后,我们党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为今后的工作作准备;其余的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经过活动由我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军械库里储存着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很多弹药)等机关,同时将汽船预备好停在邕江边待用,一面在部队中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工作。
谁知李、俞的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原来杨腾辉和黄权、吕焕炎等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他们立刻叛变,把三个师及特务营全部带去投降了李宗仁,李、俞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走。一回到南宁就向左江去了,前后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他们的一场好梦。
听到前方消息的当天,我们即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刻组织了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准备撤退到右江去。
失败的消息在教导队里却引起了一些波动。原来学员们大多是从三个师里调来的,一听说部队倒戈,一部分人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却越闹越大。
当夜,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二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思想反动的人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尽量地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蒋介石、李宗仁反动派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人到我们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到右江去干革命,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这天午后,我们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一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 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人拥到我们这边来,那些思想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干反动派去呀? …”那些犹豫着的、甚至已经跑到那边去的人,又陆续走过来一些。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我们的,有五百数十人,坚决要走的有一百人左右。
第二天,我们还特地开了一次会,对走的人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学员们纷纷上台讲话,都劝他们要为劳苦大众利益尽力,不要为军阀升官发财去打仗卖命。我们把这批人的枪通通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的正确的政策,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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