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成立后不久，先动员了四个年轻的农村姑娘来当看护，又派“交通”化装去汉口买来些药品、纱布、药棉和一部分医疗器具，我们的医院才初具规模。到了这年的七月间，我们接收的伤病员已由开始建立时期的七名增加到七十多名。医生和护士只有六个人，伤病员又是分散驻在老百姓家里，所以，一天到晚，不是忙着到老乡家里给伤病员治病，就是忙着洗纱布，卷绷带，到山上去采草药。大家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分工，说采草药一块上山，说洗纱布一齐动手，说摘棉花也不分医生和看护。
新来的四个女看护，由于她们年轻，上进心强，不断地刻苦钻研，渐渐地就能给伤病员作一般的治疗。懂得了怎样用南瓜瓤子给伤员敷伤口，怎样用碘酒、碳酸防止伤口感染等一些简单的医学常识。
我们不仅要医治部队的伤病员，还给附近的老百姓看玻以往这一带的老百姓有病，都要到几十里地以外去求医。自从有了红军医院,他们再也用不着担心无处求医了。医院的影响逐渐扩大了,黄安、麻城、光山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刘家园有个红军医院,也时常赶来治玻首长们非常关心医院的建设，经常来医院和我们谈话，告诉我们前线的胜利消息，讲讲革命的形势，指导医院的各项建设，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他们很关心伤病员的生活，每次来时，都要亲自看看伤病员。我们有什么困难，首长们总是热心地帮助解决。有一次，我们向首长提出缺少医药书籍的问题，过了没几天，他们就送来了两本书：一本是《实用药物学》，一本是《外科解剖学》。我们如获珍宝，尽管还不能全看懂，甚至连外国字都认不了多少，还是手不离卷，翻来覆去地啃它。
在建院过程中，我们也存在着两种思想斗争：一种是从实际出发，想办法克服困难，尽一切力量为伤病员服务；一种是不看时间、地点、条件，硬要求讲“正规”、讲“科学”。
一九二九年八月间，医院来了一位南洋医科大学毕业的孟医生。在他没来之前，当领导上告诉我们要来一位真才实学的医生时，大家都欢喜若狂。同志们说，我们再也不愁没技术了，再也不愁伤病员没法治疗了。谁想，他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
有一次战斗中，因为后方医院离战场较远，我们就在离战场不远的野外设了一个临时包扎所，进行急救，免得伤员在路上流血过多。这本来是可行的办法，可是这个孟医生百般反对，说在包扎所取子弹，不“卫生”，不“科学”，坚持要把伤员抬到后方，进行严格的消毒、打麻药(那时根本做不到)，按着“正规”的医疗手续开刀。有几个伤员因没有及时取出子弹和弹片，抬到半路上就牺牲了。
经过这次事件，党对孟医生进行了教育。同志们也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可是，他并没有改变这种错误思想，对我们“山沟”的一套做法还是看不惯。戴淑先同志用南瓜瓤子给伤员敷伤口，他大发雷霆，说这是骗人，草药根本治不了战伤；说这是封建、 落后、 违反 “科学”。
最沉痛的教训是，我们二队队长廖容坤，三队党代表吴先筹同志负伤后，由于这个孟医生工作不负责任，在静脉注射时，用了陈腐的蒸馏水，结果使药性变质，打完针之后，两位同志的伤口肿胀、发炎中毒。吴先筹同志没有急救过来，终于牺牲了。这个医生不肯虚心接受党的教育，后来又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在敌人围攻根据地时逃跑了。
到了一九三○年一月间，医院又发展、扩大了，党派苏静观同志来担任院长。我们总预备队政委曹学楷的弟弟曹学珍学西医也出师了， 另外又从皖西调来一个外号叫周胡子的医生 (他专门负责战伤开刀)和一个负责外科的洪明玉同志。来得最早的四个女看护也成长起来了，有的当了司药，有的当了看护长。虽说医院日渐走上了轨道，但还不能分工太细，遇到忙时，大家仍是一齐动手。
最紧张、最艰苦的还是这年的四五月。这一时期红军打仗的次数最多，我们共接收了好几百伤员(其中有许多是俘虏)。担架一个接一个来到了总医院。黄安姜家岗附近的七八个村子里都驻满了，忙得大家日夜不得休息。有的累昏过去，有的两眼肿得像桃子，但是同志们都精神百倍，没有一丝倦容。
我们人手虽然少，可是，依靠根据地群众克服了这一困难。邻近各村群众都组织了担架队和妇女洗衣队。担架队帮助转送伤员，洗衣队替伤员洗衣服，做些缝缝补补的零活。伤员住在哪家，哪家的老乡就自动地照料他们。汤汤水水全都不用我们操心。没有住上伤员的村子很觉得过意不去，就自动地组织慰问队，什么“军属慰问队”、“政府慰问队”……，反正总想多来看望几次自己的亲人。带的东西花样也很多，有花生、鸡蛋、肉、鱼、鞋、袜等。回忆那时的生活挺有趣。同志们都叫我们“游击医生”——这是一个亲切的称呼。因为我们做工作不分黑天白夜，什么时候来任务什么时候就出发。遇上任务多，我们就左口袋放干粮，右口袋放药品，一村又一村，一山又一山的跑着给伤员治疗。有时太晚了，赶不回医院，就在老乡家借宿。吃饭嘛，也就只好边走边吃点干粮。赶上药品不够用，还要上山采草药，有时跑上一天，也采不了几种。
对伤员的文化生活也很重视。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兼任业余宣传员，配合伤病员中的 “红色战委会”（类似现在部队的俱乐部）进行文化娱乐活动。宣传的内容不外乎讲当前形势,战斗故事,表扬英雄模范。形式不拘，有说，有唱，有表演，有闲聊天。“红色战委会” 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动员和教育伤员服从医生治疗，安心休养，早日返回前线。这些工作不仅在医疗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医务人员与伤病员之间的感情，伤病员出院时，总是拉着我们的手挥泪而别。
到了一九三二年，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医院，除随部队行动的和皖西、皖东两个总院外，还陆续在潘家河、黄谷、新集、大塘湾、虎湾、卢家山、姜家岗、七里坪附近建立了八个分院。每个分院都有两三个医生，看护一至七人不等，还有专门的采买。
我们的红军医院，就是这样在根据地党和政府的关怀、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从小到大日趋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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