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堂“红学”闹革命
我的家，是黄安县箭厂河区四角曹门。村前有一条长年不干的倒水河，顺水而上，就是全国闻名的大别山脉。肥沃的土地，静静的河流，巍峨的高山，都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一切都是属于官家和地主的。每到秋收季节，农民眼望着满地的稻谷，就心酸地唱着：
辛苦一块田，
死活奔一年，
粒粒米粮血汗换，
——农友呀!
地主来吞占。
……
我们家祖辈的生活，都像这支歌唱的那样，老少死活忙了一年，冬天连红薯都吃不饱。
一九二六年的夏天，一天我站在地头上，望着沉甸甸的稻穗，心想一年的辛苦果实又要被地主夺走了。身后突然有人向我打招呼：“今年谷子好吗？”
这人是从麻城上中学回家的吴焕先。不知为什么，他今年放暑假回家，总爱找穷哥们谈话。我说：
“谷子长得不错，一交租就剩不多了!”
“你家要交多少租?”
“二十五石啊!”
“不交不行吗？”他说着，坐在我身旁，拍拍我的肩膀：“现在全国各地方都在闹革命，快参加闹革命吧，分了地主的土地就不用交租了。谁种的田归谁，……”他滔滔地说着，什么北伐军打来了，共产党要领导穷人革命；军阀、地主多可恨，……这些话，我不能完全懂，可是听起来，心里蛮痛快。
晚上，人们在倒水河岸上乘凉，又纷纷谈论开了。这个说，焕先入了共产党啦，共产党，就是要“革”地主老财的命，分财主的东西；那个说，七里坪、紫云区都闹起来了！
我一面听，一面想：真像说的这样，那就好了。我给地主当过长工，抬过轿子，挑过脚，不知受了多少气。有一次，因为多吃了一碗饭，挨了地主老婆一顿骂。还有一次，因在地主鱼塘边捞了一条死鱼，被罚了两块钱。要是真的能把地主“革”倒，穷人就再不受气了！可是，革命怎么“革”法呢？……
过了几天，风声更大了。焕先家里人来人往，说村里要成立农民协会。一天晚上，农民协会当真成立了，还选我当了委员。农民协会的主席是房长吴惠容。开过会之后，焕先找到我们说：不能选吴惠容当主席，要选老实人。过了几天，把吴惠容罢了，又重选裁缝耿纪荣当了主席。
接着，吴焕先、吴先筹、吴先保办了三堂“红学”，好多青年人都入了“红学”（即训练革命武装的红枪会）。我也参加了焕先办的那堂“红学”，周围七八个村都轰轰烈烈闹起来了。
箭厂河是“鸡叫听两省（指湖北、河南），狗咬三县（指黄安、麻城、光山）惊”的地方，这样一闹，惊动了光山县桥南八保的首户大地主陈二辉，他手下有三十堂红枪会，说要和我们开仗。消息传来，大家纷纷说：“陈二辉红枪会的法师是王八变的，不怕它１
“打甲鱼叉叉它王八蛋！
不知这是谁的主张，第二天就四处去请铁匠。农民协会的人，有钱的出钱，有碎铁的捐碎铁，在焕先门口架起了二十盘铁匠炉，叮叮打开了甲鱼叉。
一天到晚，我们赤背光膀练甲鱼叉。练累了就学革命道理，学习唱“打倒列强”的歌。
闹腾了一个冬天，旧历年到了。一天晚上，焕先问我们：
“你们想不想过个丰年？”
“怎么不想啊!”大家齐声说。
“向地主借粮过年好不好?”焕先又问。
往年这个时候，地主要催租逼款，今年要反过来。大家虽然高兴，只是怕借不来。有的说：“他们不借怎么办？”
焕先拿过一把甲鱼叉，用劲地晃了晃说：“哪家不借，就让他看看这个！之后，他就带领大家，拿着箩筐、布袋往地主家里拥。几家地主见此情景，没有敢说“不”字的，纷纷打开粮仓，“借”粮给我们。
旧年一过就是元宵节了。党组织了一些青年人化装出去宣传，有的扮地主，有的扮大鼻子“洋人”，有的扮军阀，打鼓吹号，到处去转。人们不看龙灯花船，拥挤着看我们的新玩意。焕先和其他同志就演讲，指着“洋人”问大家：“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大家说行不行？”人们就喊：“不行!”他又指指“地主”问：“他剥削穷人合理不合理?”“不合理!”
焕先领头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豪绅地主农民们组织起来……”
人们愤怒了，觉悟起来了，革命的火焰，在各村燃烧着。农民协会纷纷出动，扒地主的粮仓，搜地主的财宝，连三山门官卡上的八条枪也缴了。……
“四·一二”之后，陈二辉借助反革命的凶焰，派红枪会和土匪向我们箭厂河区打来。我们几千人坚守住木城寨(这是太平天国的古战场)，跟反动的红枪会拚起了刀枪。打了七天七夜，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黄安县委从武汉搬来了救兵，陈二辉的红枪会，如同王八滚西瓜似的，没命地逃跑了。
黄安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黄安、 麻城两地的党，根据“ 八七会议 ”的精神，
领导农民举行了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我们配合全县起义的农民，攻占了黄安县城。把伪县长贺守忠及四乡逃进城的地主豪绅一网打荆十八日，工农民主政府宣布成立，紧接着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四乡的农民，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般，到处开会庆祝胜利，到处鞭炮齐鸣。
反动的地主豪绅，更加惊慌起来。他们收买一股土匪，多次围攻到黄安城下。年轻的工农革命军，当时还不懂得搞农村根据地，只知道打一个城要守住它。敌人一来，我们就坚守城楼，架起土炮，用罐子装上石灰，设上滚木、石，跟反革命分子搏斗。四乡的农民，像赶集似的，高呼着：“保卫新政府!”“保卫黄安城!”的口号，涌进城来参战。
十二月五日，敌十二军奔袭了黄安城。他们像潮水似的涌了进来。我们用石灰罐子、甲鱼叉、鬼头刀跟敌人厮杀着。他们打进来，我们打出去，混战在城门口。突然，我觉得有个东西猛地打来，两眼一黑，昏倒了。我们小队的吴先汉跑过来，急忙把我扶起，问：“你怎么啦？怎么啦？”我摸了左膀，一把血沾满了手，这才知道负了伤。我说：“你别管我，快去……”他没容分说，背起我就走。这时只听见潘忠汝总指挥在城门口高声叫着：“同志们，打啊！保卫我们的新政权－…”激烈的枪声，越响越紧，我昏迷着失去了知觉。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看看已经出了城。天已经快黑了。我问吴先汉:“咱们的人呢？”
他说：“都不见了!”回头望望黄安城，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城已被敌人占了。
从城里退出的人，断断续续往北跑，几个同志抬着我，跟着追了上去。
半夜，我们来到黄安北二十里的古峰岭。副总指挥吴光浩同志正集合队伍。但是拿枪的人不多了，都是扛甲鱼叉拿大刀的农民。先汉沉痛地向我们说：“潘总指挥牺牲了１我们听了都很难过。
几千农民围着吴光浩同志，齐声呼叫着：
“我们要打回去!替潘总指挥报仇！
“我们人多，不怕钢枪！
愤怒的呼声，冲击着黑夜的长空。吴光浩同志对老乡们解释说，革命是长期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城和反动派拚死。他劝农民兄弟们先暂时回去，有机会再说。大家在他的劝说下，才三三两两散去。
天亮了。我们自卫队的党代表吴焕先同志见我的伤很重，决定要我们几个伤员先找个地方隐藏养伤。
“你要我去哪里?”我问他。
“还不一定。”他坚定地握了握拳头，转脸望着黄安说：“死不了，就要干革命，总有一天，我们还会打回去的。”
我住在天台山一个刘老汉家里，用一些草药医治伤口。反革命的部队占了黄安，到处烧杀，听说吴光浩同志带着几十个人，上了木兰山。吴焕先同志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接连两个多月，没有音信。我的伤口渐渐好了，又联络了几个跑散的和负伤留下的同志商量闹革命的事，但是大家都十分困难，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正在没办法的时候，一天晚上，吴焕先同志派来一个“交通”,带来了五十块钱,捎口信说要我把这些钱分给同志们用,不久他就回来。
我望着“交通”交给我的五十块钱，想起焕先临走说的话：“死不了，就要干革命１如今他在哪儿，这钱又是怎么来的呢?后来见了面，才知道他赤手空拳打了一家土豪。
原来，自从我们分手以后，他化装成一个阴阳先生，穿着长袍，带着罗盘，为革命四处奔走。一天，走到罗山叶家湾附近一个山上，饿的再也走不动了，便跟几个放牛的孩子谈起来。他指指山下一座新盖的瓦房，问孩子们：
“那家是个老财吧？”
“老财是老财，就是今年不发财。”一个孩子得意地说，“小儿媳妇刚死，耕地的黄牛又死了。”
孩子们围着他，纷纷讲着，说这家老财多么阔，又多么黑心；年年买地盖新屋，连一块锅烙巴也不肯给讨饭的人。他还喂着只大黄狗，不知咬伤多少人。……
焕先忽然灵机一动，决定下山去打这个土豪的主意。他大模大样地走到了地主门口，念着他自己编的几句诗：
新开的高楼逆水流，
栽秧的时候死耕牛，
小儿媳妇难产死，
看家的黄狗肿了头。
地主家里走出一个人，连忙问他：“你先生是哪里来的，怎么知道这些事？”焕先冷冷一笑，打开罗盘，指了指新盖的门楼说：“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我乃张天师道下的门生，这样的灾，怎能瞒过我的眼１
这时老地主正愁着发财无门，听说门外来了个“高明”的阴阳先生，急忙跑出，将焕先请到客厅里，请了酒饭，再三要求为他家破灾看风水。焕先见这家是个“土”财主，就故意地摆出“张天师”道下门生的架子，讲了一阵。最后说：“你家灾难太大，我要回去请老师来。”地主一心想破灾发大财，便送给了他五十块钱的压礼……
去江西的路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我的伤完全好了。这时，潜伏在各地的同志们又聚集起来。一天，吴焕先同志向我说：江西德安县和湖北的阳新县一带，有一个叫蔡申熙的同志，他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到那里的，现在正组织红军，要我和吴先定去联系。我和吴先定化装成跑小生意的，挑了两担草药，奔向武汉。打算从武汉乘船去江西。
我们从出发地到武汉不过三天的路程，因反动派查的紧，只好绕路走。走了五天才到了汉口，在六码头林兴发山货行落了脚。这时，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正盛，每天都在大屠杀。第二天上午，我们正要上街，忽然听见街上人声鼎沸，接着响起了一阵激昂的口号：
“打倒叛变革命的蒋介石！
“工人农民联合起来！
“共产党万岁１
“……”
我们急忙跑出去，只见一长串双手被缚的男女青年，一面昂着头向城外走，一面高呼。我和先定都低下了头，默默地走回房间。这时我想到黄安失败后，无数的同志惨遭屠杀，也想到我的家：七口人，除了母亲逃亡在外，其他的人都被反革命杀尽了！仇恨，血的仇恨！反革命蒋介石，欠下我们多少血债啊！
茶房走了进来，望了望我们，说：“你们可听见啦！惨啊！
这里每天都杀人。世界上，真有不怕死的汉子呀！
我们都没说话。茶房出去后，先定把脸埋在被子里哭起来。我怕被人听见，急忙伏在他的耳边说：“不要哭，不要哭，他们死了，还有我们１先定慢慢地抬起脸，含着泪，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回答我：“是的，他们死了，还有我们－…”
第二天，我们正在房子里愁着买不上船票，突然街上又骚动起来。我们从窗口望去，只见又是一串双手被缚的青年男女，舌头上都串着铁丝。但是，铁丝只能封住他们的嘴，却封不住他们的心。一个个昂头挺胸，好像在高呼：“共产党万岁１……
我们再也住不下去了，把两担草药卖掉，托茶房买了两张船票，第三天一早，搭上了去江西的轮船——英国“太古号”。上船之后，为了安全，就跑进了锅炉房。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上下把我们打量了一番，问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当他听说我们从黄安来，立刻压低声音问：“你们那里，闹革命闹的很凶吧？”
我说：“不知道。”
那位工人同志像是看透了我们，笑了笑，没再问下去，转口说道：“没吃饭吧？这里还有饭。”说着拿了些饭，送给我们。
轮船离开了武汉，在望不尽头的大江里，破浪前进。当船上的人都静下来的时候，那位工人同志凑到我们跟前，悄悄地说：“你们那边闹的好，好！别担心，明天下船的时候，我送你们。”说着塞给我一块钱：“拿着吧，我知道，你们很困难－…”
我望着他那黝黑的脸，结实的两臂，心里充满着亲切、温暖的感情。我们没把心里的话对他讲，他也没对我们说更多的话——只告诉我们，他叫李和，但是“同志”这两个字，都在我们心里彼此亲切地叫着。
在这难忘的岁月里，有许多使我难忘的人。李和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红薯地里埋银元
在江西德安一带，我们转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蔡申熙同志。半年之后，接到吴焕先同志的信，要我们转回黄安，并叫买些子弹带回去。于是我们从江西德安买了两担草纸，把当中挖空，装了一千发子弹，通过层层的封锁，又转回了黄安。这时红军有了三个大队，在黄安县境，又掀起了新的斗争。
这年秋天，我们活动在黄安县紫云区一个村里。
黑夜，人们已经熟睡了，除了冷风卷着落叶的声响和远处的狗叫声之外，别的什么动静也没有。
党代表吴焕先同志正召集我们开会，讨论在敌人“清剿”、屠杀的情况下，如何坚持斗争，开辟这一带新区的工作。
会议快要结束了，忽然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紧接着枪声就连成了串串。不用说，我们又被敌人包围了。
党代表一步跨到窗前，向大家作了个手势，屋里霎时静了下来。
他侧耳听了听，立即转过身子，把手枪一举喊了声：“跟我来！于是，以五支步枪组成的突击队，在他的率领下飞也似地冲向大门。梭镖队紧随在后面。
虽说白军凶狠，赤卫队的大刀、梭镖对他们也是毫不留情的。我们终于冲出了重围。天快亮了，我们转移到一座高山上停住了脚。敌人多次吃过我们的苦头，不敢跟踪上山。可是我们也走不成了。敌人用一个营的兵力，加上些民团，把整个山头围成了一个圈圈。过了三天，敌人还是不撤走，他们想把我们三十几个人困死在山上。我们除就地弄点野菜、野果之外，别的什么吃的也没有。三天了，这怎么受得了呢？
铁匠出身的牛挺刚同志，长得很胖，加之膀大腰粗，健壮得跟牛一样，大家送了他一个外号叫“牛肉”。他正坐在一块大岩石的背后监视着山下的敌人。
我走到他的身旁，开玩笑地问道：“二十斤的铁锤还能不能抡得起呀？”
“不成了，三天没吃饭了。小队长，您看我的肚皮……”说着，便掀起衣襟，用手拍着他那凹了进去的、松松的大肚皮。
我想再跟他说点什么，忽然他用那只大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说：“小队长，我建议马上打出去，要是再饿上一天，连这口大刀我也抡不起来了１
他的这几句话，也正是我心里的话。我说：“我这就去请示党代表。”
党代表吴焕先同志紧紧地皱着眉头，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他身上的担子比我们重。因为这支赤卫队的存亡，关系着这个地区的革命工作能不能开展。
“我知道了。”他看我到来，还没等我开口，就说道：“我们暂时不突围出去，在这里饿肚子，目的是麻痹敌人，造成突围的条件１
“不吃东西不成啊，同志们都顶不住了１我说。
“等黄昏的时候，敌人还不来攻山的话，你们再组织人去采些野果。”说完，他又举目望着远方。
太阳落山了。周围的景物也渐渐地模糊了。
三天来敌人一次也没有向山上攻击。白天，只是打冷枪，喊些无聊的话；黄昏以后，他们就像死了一样。今天也不例外。
遵照吴焕先同志的指示，我又带了一小队人去采集野果。小蔡斗子是个活蹦乱跳的小鬼。他一边走一边信口唱着：
深山密林是我房，
野果、野菜是我粮。
不怕艰难和困苦，
坚决奋斗不投降!
有朝一日得胜利，
全国人民有福享。
歌声突然停止了。
“‘牛肉’，可好了！这里有块红薯地！食欲使年小的蔡斗子忘掉了纪律，说着，就用他那两只漆黑的小手往下扒。
“不许动!”牛挺刚坚决地制止了他。但同时我又清清楚楚地看到，他转过那门板一样的身子，背着蔡斗子咽了一口唾沫。
小蔡斗子听了牛挺刚的话，做了一个鬼脸，慢慢站了起来。其实，发现这片红薯地最早的就是党代表。那天我们刚到了山上，他去周围看地形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
时值深秋，野果不多了。这次每人只分得一两个；生病的同志也不过分三五个。谁都想到那块红薯地，可是谁也没提扒红薯吃的事。晚上，派出去侦察的人回来后，部队准备突围。党代表把大家叫到一块，说：“现在，我允许每人去扒两块红薯吃。”大家听了一愣，有的正要说话，党代表说：“去吧，我有办法。”
我们每人扒了两块红薯，吃了就下山去了。……
三个月以后的一个深夜，我们又来到了上次突围的那座山下——王家大湾。
进村一看，家家户户都紧紧地关着大门。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暂时蹲在街头。不多一会，从村西走来一位老人，硬要我们住在他家里。
一进门，老人家就亲亲热热地招呼我们坐下，给我们弄茶，把我们挨个地打量了一下，开始说道：
“三个月前，有一天，天麻麻亮的时候，一伙子红军被白军包围在西山上。山上有我一
块红薯地，我老惦念着红军会把它吃光。过了几天，红军突围走了，白军也滚蛋了。我捞起一把锄头，急急忙忙就上了山。到山上一看，红薯果然少了一大片。我想，准是红军给扒吃了。没想到，我一刨，哦！一个白布包包。打开一看,里面包着五块白洋！布上还写着两行字：‘亲爱的老乡!我们是红军,因为要同白军作战,吃了您的红薯,附白洋五元。请收下。……”
老人说到这里，瞪了瞪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
“同志，你知道这伙人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真想亲眼看看他们”
“您看吧，老人家……”还是小蔡斗子的嘴快，他早就憋不住了，几次想打断老人的话，都被牛挺刚用眼色制止了。
老人霍地一声站了起来，重新挨个地打量着我们。同志们也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老人那两只饱含着泪水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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