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等地的敌人。当时敌中央社惊呼：“黄安自被农军盘踞，其势比前更加曼延，……组织工农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农工附从者已达万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扼杀这个初生的红色政权，立即调动军队向起义的人民进攻。十二月五日夜，敌十二军一个师突袭黄安县城，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搏斗，但终因众寡悬殊，被敌攻陷。部队虽然最后突出重围，但却遭受严重伤亡。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和许多优秀的革命志士光荣牺牲。刚刚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县城复陷敌手。接着，该敌即对黄麻起义地区疯狂进行“清剿”。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委员刘文蔚等，亦相继被捕英勇就义。起义地区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中。
黄安失利的教训说明，要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当时总的形势是敌人强大，我们弱小；起义虽然取得胜利，但敌人的反扑必定跟着到来。在这种形势下，起义武装的中心任务，不在于长期保有城市，而在于依靠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可是当时起义的领导者，由于缺乏经验，对敌人反扑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同时还不懂得红色政权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建立在农村，因而没有及时主动地把领导中心和起义武装的主力转移到农村，以游击战对付敌人的反扑。结果敌人的大举进攻一到，便使领导机关和新建的革命武装遭到重大损失。但是黄麻党组织和人民，并没有被这次严重挫折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吸取了黄安失利的教训，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探索着坚持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继续挺胸向前。
十二月下旬，当地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在黄安北乡之木城寨举行会议。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决定留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人枪转移到敌后游击。接着即在黄安北乡闵家祠堂集合了七十二人，长短枪五十三支，通过敌人层层封锁，胜利地转移到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木兰山位于黄陂北部，当时那里没有敌正规军，仅有少数地方反动武装。党在当地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还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同时与它靠近的黄安高桥、二程等区，党有着很大的力量，可以随时得到支援和掩护。工农革命军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暂避敌锋,向这一地区转移,是个正确的抉择,也是开始农村游击战争,探索坚持长期武装斗争正确道路的起点。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到木兰山后，即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汪奠川为参谋长。经过短暂休整，便在木兰山周围展开了积极活动，到处宣传、发动 群众，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反动武装。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旧历元旦)，攻克封建堡垒罗家岗，当即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没收当铺，号召群众无偿取当。一连三天，前来分粮取当的人群络绎不绝，革命军的声威大震。
敌人发现工农革命军在木兰山活动后，即调动部队前来围攻。第七军机智地冲出敌人的包围，东进黄冈、罗田游击。但是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第七军到处受到敌人追击“堵剿”，活动异常困难，遂于三月初重返木兰山。在这一个多月中，第七军日夜与强敌周旋，风餐露宿，历尽艰辛。但是大家坚忍地克服着各种困难，紧握着武器继续坚持斗争。吴光浩同志不断地教育大家：“我们的枪丢不得！有了枪，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才有工农的出路；丢了枪，就不能胜利，不能生存１
第七军返回木兰山后，为了便于活动，将部队编为四个队分头游击。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队北返黄安，廖荣坤率一个队东进麻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打击反动势力，准备接应部队重返黄麻老区。其余两个队分别由吴光浩、汪奠川率领在黄陂活动。这四支部队，采取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方式，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短短二十天的时间内，先后在去武汉的路上镇压了麻城福田河的反动团总彭汝林、黄安公安局长曹“屠夫”等。四月初，敌十八军与十二军发生冲突，黄麻地区的十二军部队撤回河南。戴克敏、徐其虚率领的一个队于四月五日(清明节)消灭了紫云区上代家的民团，缴枪十余支。随后，第七军按预定计划乘机全部返回黄麻老区。
在工农革命军转战木兰山期间，黄麻两县的土豪劣绅纷纷建立“清乡团”，和国民党匪军一起，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不少村庄被血洗，无数的革命战士和群众遭到剖腹、挖心、剁手、活埋等惨无人性的屠杀，甚至老弱妇幼亦难幸免。但是经过激烈斗争锻炼的黄麻人民，依然采取各种方式顽强地坚持斗争。群众日夜盼望着工农革命军打回来报仇雪恨，他们坚信：“共产党是不会失败的”。到处传说着“工农革命军就要打回来了”。当第七军返回后，群众一见就热泪盈眶地向战士们控诉敌人的罪行，要求讨还血债。群众的控诉，激起了部队指战员的复仇怒火。第七军随即向土豪劣绅“清乡团”展开猛烈反击；广大群众亦揭竿而起，闻声响应，每逢作战，人群就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配合。数日之间，消灭和驱逐了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一些地主武装。农民们高兴地把这次胜利称为“二次暴动”，并且编出歌谣，到处唱着：“党员游击转回还，先打清乡团；铲土豪、除劣绅，一心要共产，谁敢来抵抗，叫他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工农革命军返回黄麻不久，敌十八军又加紧了对革命人民的进攻；到处安设据点，实行严密的控制和“清剿”。虽然当时形势十分险恶，但第七军在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掩护下，顽强地坚持着斗争。为了摆脱强敌的跟追，部队经常活动于鄂豫边界，利用两省军阀行动不尽一致的空隙和矛盾，跳来跳去，辗转游击。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光山南部的柴山堡地区条件很好，该区地处两省三县边界，当时无敌正规军驻扎，湖北的反动军队越界活动，一般是朝发夕归，不常驻留；而且这个地区与黄、麻两县的七里、紫云、乘马等区毗连，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当地贫苦群众在黄麻起义胜利的影响下，积极要求革命，他们说：“七里坪、乘马岗打了土豪，不交租又分田!我们为什么替土豪劣绅拚命?”工农革命军到这里活动，既可以利用敌人的空隙得到较好的休整，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工作，又可以保持与黄麻老区的联系，支持老区人民的斗争。于是五月间，当地党组织和第七军领导人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展柴山堡地区的工作，以便在黄、麻、光三县交界的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光裕山之间，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萌芽，是第七军发展里程上的重要关键。
从黄安突围，经过以木兰山为中心的游击活动，到返回黄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是当地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所经历的又一次严重考验和锻炼。强大的敌人在占领黄安城后，企图以更残酷、更大规模的屠杀来扑灭革命的火焰。当时第七军虽仅数十人，但却怀着革命必胜的雄心壮志，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了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因而保存了革命力量，鼓舞了群众斗志，扩大了革命影响，积累了斗争经验，挽救了当地革命的危局，并在经过近半年的游击活动之后，重返黄麻老区，提出了开辟柴山堡的计划，向着边界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进入柴山堡之后，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方面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措施。
这支革命武装进入柴山堡不久，即在河南湾击溃了紫云区清乡团和国民党军一个营的进攻，俘敌两名，缴驳壳枪三支。这一仗虽然缴获不多，但政治意义很大。它树立了革命军的声威，震慑了反动势力，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开展边界地区的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后，第七军一方面在老区群众的支援下开辟新区工作，一方面又利用新区的有利条件支持老区人民的斗争。部队时聚时散，往返跳跃，南北配合，取得了不少胜利。同时每当战斗空隙，即全力进行群众工作，到处宣传革命主张，组织发动群众。而且纪律严明，公买公卖，借物送还，损物赔偿，派饭给钱，给了群众以深刻的影响。群众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队伍１
为了在柴山堡地区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党组织决定派曹学楷等负责地方工作。首先深入群众，扎根串连，建立党的组织和秘密农会，发动抗租抗债等斗争。对上层分子，除少数反动豪绅必须严办以外，争取一些较开明的分子保持中立。对红枪会则派人打入内部，争取会众，进行改造。对当地以吴文路为首的一股土著武装，则利用他们和军阀部队的矛盾，争取他不与革命为敌。这些措施都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因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以后，党和工农革命军获得了当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群众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并且初步地组织起来；上层分子逐渐分化；红枪会变成了革命的红枪会，柴山堡变成了一块红色区域。同时，还争取了驻紫云区来家河之敌十八军一个连七十三人，携枪七十五支哗变来归，其中多数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余则发给路费遣送回乡。
随着工作的发展，党和军队的力量也发展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七月间，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下辖四个大队，吴光浩为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原第七军参谋长汪奠川在木兰山时牺牲），陈定侯为政治部主任十月间又重组鄂东特委，王秀松任书记。鄂东特委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这时，柴山堡地区的工作更加深入，整个光山南区及与其邻近的东区、西区的工作也逐渐开展，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工作也有很大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许多被迫离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纷纷返回黄麻老区，加强了革命力量。这样，红军和当地党组织、革命群众汇成一股巨流，使新老区的工作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党和红军在黄、麻、光三县边界开始站稳了脚跟。
这时，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成为照耀各地革命斗争前进的灯塔。鄂东特委从黄麻地区一年多来的斗争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弱小的革命武装，只有走井冈山的道路，在敌人统治薄弱和群众、地理条件有利的边界地区，实行固定区域的武装割据，才能胜利发展。同时，邻近的豫东南和皖西党组织又都在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因此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并通过中央巡视员于十二月十五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要求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造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说明鄂豫边的党和红军对于利用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已经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一九二九年，鄂豫边的武装割据地区日益巩固和发展。三、四月间，红三十一师乘蒋桂军阀混战之机，向外扩大游击，消灭了黄安县的禹王城、高桥河，麻城的西张店等地多股反动民团，缴枪一百四十余支。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割据地区也进一步扩大。黄安、麻城、罗山、孝感、黄陂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区一级的工农政府和游击队、赤卫队。中心区域已初步分配了土地。红三十一师也迅速扩大，发展到四百多人。部队党政工作有了加强，此外还创办起小型医院、修械所和被服厂。
五月，鄂东北特委(原鄂东特委改称)又召开了各县县委和红军师委的联席会议，改选徐朋人为书记；并根据党的“六大”决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政纲》、形势与任务、扩大游击战争、政权建设等八个决议案。在党的这些决议指导下，鄂豫边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业已紧密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与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同时，豫南、皖西的党组织亦先后在商城南部和六安、霍山地区领导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和豫东南、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并于一九三○年三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建立了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实行了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胜利地实现了创造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的夙愿。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更大发展的新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发展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的道路，即以农村为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 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黄麻起义中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在走上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之前，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当这支革命军经过艰苦曲折的探索过程，走上这条道路之后，便开创了一个日益蓬勃发展的局面。今天回顾这段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导革命斗争不断胜利的唯一真理，跟着毛泽东同志前进就一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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