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根据地又称洪湖根据地，是湘鄂西根据地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以洪湖为中心，包括荆江两岸广大地区——南至洞庭湖滨的华容、南县，北至汉水两岸的天门、潜江，西至江陵、公安，东至沔阳、汉川。
洪湖地区在大革命时代就有党的组织，农民运动也较开展。这里湖泊较多，土地肥沃，丰产稻谷。当地农民有这样一首歌谣：“湖北沔阳州，三年两不收，若有一年收，狗都不吃粥。”但因常闹水灾，收成不好，群众生活很苦。加之土地、湖泊均为地主、富农垄断，广大的农民、渔民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人们迫切要求土地和自由捕鱼的权利，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共产党积极地领导当地农民，普遍组织了农民协会，向地主豪绅进行坚决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广大的革命群众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农民协会被摧毁了，共产党的组织转入了地下。但是群众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一九二七年秋，党的“八七”会议以后，洪湖地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沔阳、洪湖、石首、华容等地相继举行秋收起义，回击豪绅地主的进攻，夺取民团的枪支武装了自己，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延续到一九二八年初。在起义中，荆江两岸先后成立了几支红色游击队：石首县委领导的吴仙洲部，沔阳县委领导的邓赤中、彭国才部，南昌起义失败后奉命到洪湖地区组织起义的贺锦斋部等，共约数百人。
一九二八年初，党中央为在湘鄂西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派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到洪湖地区建立了湘鄂边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区武装斗争。在很短时间内，部队迅速发展到近千人。二月初，为配合年关斗争，游击队奉命攻打监利城。这是一次在盲动主义错误路线影响下的单纯军事行动。监利城驻敌正规军一个旅，年轻的游击队，担负了不可能担负的任务，结果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当时部队党的领导薄弱，党员人数很少，不会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也不会打游击战。进攻监利失败后，一部分党员悲观失望，最后将武装分散，各自走开。反革命势力又复活起来，豪绅地主十分嚣张，群众又一次遭到摧残和打击。这时，贺龙、周逸群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原来的指示和石首中心县委决定，率数人回湘鄂边，继续发展武装斗争。后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湘鄂边根据地，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进攻监利的失败，深刻地教育了洪湖地区的党和人民，使他们认识了要建立一支坚强的红色游击队，必须有党的正确领导；游击队的成员必须是有较高的觉悟和英勇顽强、斗志坚定的人；队员之间应该是生死与共的同志关系；同时还应学习军事知识，善于夜间行动，以机智灵活的战术各个消灭豪绅地主和民团。为了坚持长期的斗争，还必须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必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与群众共生死，只有这样，游击队才可以生存和发展。
根据这些经验，洪湖地区的党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先从个别村庄开始，然后向外发展。到一九二八年底，监利县洪湖边之柳家集、刘家尝福田寺，江陵白露湖旁之沙岗，石首江北三角洲中之横沟市、新厂以及华容之桃花山等地区的工作都开展起来了。在此期间，该地区许多在外地学习或工作的共产党员如段德昌、段玉林、彭子玉、徐蔗等，先后回到了家乡；党中央也派遣了一些军事干部，如王鹤、王一鸣、周容光、万涛、周小康等同志来参加工作。这样，便大大地加强了当地的党和武装斗争的领导。
一九二九年春，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酝酿着新的军阀混战，驻在洪湖地区的敌人正规军调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民团。而这时，江西、鄂豫皖等地区的红军均有相当的发展，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也日益开展起来。在此形势下，洪湖地区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除各县的赤卫队外，正式建立了两支较大的红色游击队：一支是以洪湖为根据地的监沔游击队，由彭国才、段德昌等同志领导；一支是以白露湖为根据地的江石游击队，由段玉林、彭子玉等同志领导。
一九二九年九月，党中央派孙一中同志(即孙德清)和我到洪湖游击队去工作，并决定将洪湖地区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六军。
一九三○年的春节，监沔和江石两支红色游击队在监利的西北汪家桥会师了。当天开了一个大会，周逸群同志宣布成立红军第六军，孙一中同志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中央派旷继勋同志接任），周逸群同志兼任军政委（他早已由湘鄂边回到洪湖地区任鄂西特委书记）。军辖两个纵队，分别由段德昌、段玉林同志任司令，王鹤、周容光同志任政委。
在这以前，两支游击队的活动范围狭小，县城和稍大的市镇均在反动民团的手里。一九二九年夏，乡村革命根据地开始由点连成片，游击队即由秘密进入公开的活动。抗交苛捐杂税，建立乡工农民主政权，捕杀豪绅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打击、消灭下乡的官府人员及少数民团武装，进攻敌人兵力薄弱的据点。游击队完全是和群众结合在一起的。队员绝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渔民；外地的队员则分配住在农民、渔民家里，白天和群众一块劳动生产并进行群众工作，夜间则集合出动，消灭敌人。
自红六军成立后，我们就着手建立一支正式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首先，以连为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军建立了前委；各级都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连称政治指导员(以前各级均称为党代表)，军、纵队、团都建立了政治部。政治部除负责部队本身党政工作外，还做群众工作，打土豪，没收物资亦由政治部统一负责处理。
还建立了必需的军事指挥和给养机构。以前没有指挥机构，作战方针、计划虽然是由党委讨论决定的，但作战指挥、参谋、文书均由队长一人兼任。游击队也没有自己的伙食单位，分散住在群众家里，和群众一起吃饭，每餐付铜元十二枚(由公家发给)。自从以连为单位建立了伙食机构后，军队集体行动，再不分散到群众家里住了。指战员的生活待遇是完全平等的，每人每天伙食钱一角。连队还组织了伙食委员会，由战士自己管理伙食。在攻下城镇没收了豪绅地主资财后，有铜钱时则分给每人一串或五百，以作零用。没收的给养腊肉食品等都分配给各伙食单位，布匹、衣服也统一分配。有时还要运送给根据地的群众和党政机关。 指战员们最厌恶“长官”和“弟兄”的称呼。曾记得红六军宣布成立的大会上，孙一中同志讲了这样一句话：“弟兄们！兄弟奉党中央的命令……”以后受到了指战员们的尖锐批评，他们说这是国民党旧军队虚伪的词句。从此“兄弟、弟兄”的词句绝迹了，一概都称为同志。
由于这支军队完全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旧军队的影响很少，一开始就发扬了民主作风，贯彻了群众路线，所以指战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亲密无间、团结一致的。当然，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自由散漫，非组织观点，纪律不严等不良倾向也是存在的。后来部队成分略有变化，俘虏兵增多，军阀主义的行为也就产生了。当时“古田会议”的决议，红六军还不知道。上述这些不良倾向，随着部队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的增强，才逐渐克服。
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必要的军事训练。经过短期整训后，就进入统一的集体的行动了。首先选择了敌人比较薄弱的据点，向一个小队、一个中队的民团进攻。一九三○年三月至五月之间，第一步攻下了普济观、龙湾寺、老新口、新沟嘴、府尝峰口、朱河等，这样就把江陵、潜江、沔阳、监利四县的乡村根据地大体上连成一片了，第二步就攻克了沔阳、潜江县城。城镇的民团被干净彻底地消灭，豪绅地主多半被处决，少数的逃跑了。这时各县都成立了县工农民主政府，分配了土地，收复的城镇均成为巩固的根据地。由于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的强大，其他县的民团也不敢增援。当时国民党的正规军自顾不暇，也无力分兵来扰。第三步就向外扩大根据地，北攻仙桃镇、岳口、天门、皂市，东击汉川系马口，西攻沙洋，并曾一度攻沙市未果。这时根据地扩大到了汉水南北，使长江、汉水之间除沙市、监利城外，广大地区都变成了我们的天下。这是洪湖根据地突飞猛进大发展的时期。接着，湘鄂西工农民主政府宣告成立，由周逸群同志担任主席，统一领导各县政权工作。短短的几个月，红六军便扩大到约一万二千余人，地方武装赤卫队也有极大发展。
为扩大长江南岸根据地和配合中央红军行动，部队休整后横渡长江连续攻克石首、藕池、华容、南县、安乡、公安、津市等县镇。洪湖根据地已扩大到了洞庭湖、澧水广大地区，与长江两岸连成一片，北至汉水，威胁着武汉和长沙，截断了长江的交通，大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统治。
一九三○年夏，红六军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于公安会师，正式成立了红二军团。由贺龙同志任军团指挥，周逸群同志任政委。
两军会师之后，就由沙市附近的陡湖堤渡江东进，首先攻下了监利县城，接连解放了岳口、仙桃(在红六军南渡后被敌重占)、天门、皂市、应城、京山、安陆等城镇，直抵武汉外围。当时我们虽然处在错误的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并在军事行动上犯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致使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以贺龙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方面和错误路线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因而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下来，并在汉水以北开辟了广大的红色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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