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任远回忆湖南石门南乡起义

Admin 发表于2016-05-04 17:08:53
石门在湖南的西北部,东接澧县,南连临澧、常德、桃源,西毗慈利,北与湖北的鹤峰、五峰接壤。地形西北广阔而东南狭长,成三角形,由西北角至东南端约有四百里左右。澧水由西向东,横贯县东南。县城在澧水北岸,旧划全县为中、南、北三乡。西北为武陵山脉,绵亘数百里,非常险峻。东南虽为丘陵地区,间有小块平原,然山上长满松树和油茶,地形很复杂,而且很隐蔽。全县有三十余万人,六十余万亩土地,但土地几乎全为地主所有。石门的地主多兼团总,而且拥有武装,封建势力很大。农民在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剥削,生活很苦,即使在秋收后不久,亦多吃菜饭。在政治上也遭受地主的奴役压迫。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国民党(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是进步的)和共产党的组织,在澧水流域各县次第建立起来。石门的工人、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几个月就都组织起来了,并且随即投入斗争,进行了减租减息(因尚未秋收就失败了,减租实际未搞,但减息运动,已发展到停止还账),禁止赌钱,封闭烟馆,铲除鸦片,改造游民,破除迷信等运动。先后在各地逮捕了大恶霸八九人,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毙。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的地主表示低头,有的夹着尾巴跑了。封建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旧社会的面貌开始在起变化。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夜,湖南的军阀许克祥,在长沙举行反革命的政变,解散国民党和群众团体,诬蔑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人士为“暴徒”,到处残杀,这就是有名的 “马日事变”。嗣后各县的反动势力,都卷土重来。石门也是一样,县党部及群众团体均被解散,石门中学及许多小学也停课了。工会会长、新关区的农协主任等同志,先后被残杀。我们的革命队伍,被反革命一棍子打散。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跑到外地去了;有的则转入地下继续活动,但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党的指示,各自为战,成绩不大。直到七月,中共湖南省委始派伍经忠回到石门,成立县委,恢复党的组织。当时参加县委的有盛联熊、陈奇谟、曾庆轩等同志。我原在慈利工作,“马日事变”时,我适在长沙开会,后因受到通缉,跑到武汉。六月底,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日租界的一家旅馆里,召集湖南被迫来武汉的同志开会,我也参加了。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马日事变”是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我记得当时未提陈独秀的名字),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会后我便回到慈利恢复工作,因被反动派知道了,悬赏缉捕,不能立足,遂转移至石门,也参加了县委。
当时党的骨干有很多是知识分子,为取得公开的职业,以便掩护工作,县委设法将能担任教职员的同志,都安排在学校里工作。伍经忠、盛联熊等同志在石门中学。曾庆轩、陈奇谟两同志到北乡,分别担任新河、磨市两区的书记。我则到南乡工作。没有好久,原来的组织都恢复了,并新建了一些支部。南乡的福田、蒙泉、白洋、花薮、磐石各区,也都建立了支部。当时的方针是恢复组织,发展党员,组织群众,准备起义。我们除在学校里做些宣传教育,发展党员等工作外,主要是深入附近村庄,组织农民,建立秘密的农民协会。在半年内,党和农协的组织都发展得很快。但许多同志不大注意隐蔽的工作方式,都搞红了,引起反动派的很大注意。伍经忠和盛联熊同志,被迫离开石中,转到中、北乡工作。我也离开白洋湖第六完小,脱了长袍,秘密地在南乡做群众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张仲平同志化装“笔客”由常德地委来到石门与县委取得联系(后担任县委书记),召集会议,布置年关斗争:一般地区,仅发动群众抗租抵债;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则于春节前后,实行武装起义,打土豪杀劣绅。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称道的“年关暴动”。新关区的农民首先起义,烧掉了大恶霸上官的房子,杀死了姓熊的地主。”乡的新河、磨市等地,亦相继起义。新关距县城仅十五里,国民党县政府随即派兵来镇压,杨绍绪等同志被捕,于元宵节在县城牺牲。刚刚组成的农民队伍,既无枪支又未经过锻炼,一下就被打散了。反动派将新关的起义镇压下去后,即向北乡进军。由于我党掌握的罗效之的团防队叛变投敌,北乡的起义不久亦归于失败。但这次起义轰动了全县,震动了反动派。他们想彻底搞垮共产党组织,杀尽共产党员,遂派代表要求驻常(德)澧(县)一带的贵州军阀李鑫的四十三军,分兵到石门镇压革命。四十三军随即派宋团(番号忘记了)于三月上旬开到石门。三月二十三日,宋团将石门中学、第一完孝石门女校包围,将苏清镐、邢炳业、云开源等十七位同志逮捕,严刑拷打一周后,于三月二十九日(旧历闰二月初八日)全部枪杀了。
反动派在镇压了中乡、北乡的起义和在县城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后,便派兵到南乡,捉人罚款(名曰暴徒捐),叫做“清乡”,形势很紧张。年关起义时,我大病初愈,身体很坏,躲在慈利休养,未能同时起义。三月初,我回到白洋湖,旋又转到花薮区。这时常德地委又派陈昌厚、郭天民同志来南乡指导工作。我们遂积极组织群众,秘密制造刀矛,准备武装起义。当时南乡约有党员百人,有组织的群众(主要是农民)约五六百人。我们决定以区为单位将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名曰暴动队。五月上旬,石门县的警备队士兵八名,带着名单,来到花薮区的小集镇寺垭铺准备捉人罚款。我们知道了,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先从他们开刀。因为时间紧迫,参加这次起义的仅十余人。将要出发时,曾庆轩同志由北乡赶到也参加了。旧历三月十六日晚九时左右,我们带着单刀和宣传品从樟木岗出发,夜半到了寺垭铺,将佘家饭店包围后,破门而入,八个警备队的士兵均被砍死,无一漏网。我们还将准备好的布告(是宣布警备队的罪状的)和标语张贴街上。第二天群众看到标语、布告和死尸,随即传开,轰动了全乡。寺垭铺的起义,树起了南乡武装起义的旗子。
蒙泉区的夏家巷有商店及居民二百余家,是南乡的政治中心。反动派的指挥机关——南乡团防局就设在这里。团防局局长是个大恶霸。我们在寺垭铺起义后的第二天,曾开了一次会,除简单地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外,着重地讨论了南乡的政治形势,估计反动派一定要派团防队来打我们,如果不摧毁这个团防局,杀掉大恶霸局长,在军事上我们将陷于被动局面。会议决定总起义,首先消灭团防队、警备队和税吏粮差,除通知各区立即行动外,并派曾庆轩同志赴夏家巷亲自指挥。
夏家巷的团防局有枪十多支,除一部分到梅家河捉人未回外,局内尚有枪七八支。我们的队伍虽有二十多人,但都是刀矛,没有枪支,硬打是不行的,只能出奇制胜。大家屏息轻步,摸入夏市,乘敌不备,突然砍倒哨兵,一拥而入。敌人仓皇爬起,到处乱窜。我们砍死了团总(梅××)、征收暴徒捐的委员(陈××)、恶霸(阎××)和团兵三人、警备队兵二人,并缴获了步枪四支。我们第一次拿起近代武器,大家高兴极了!可惜团防局长在两小时前带着几个枪兵离开了,没有杀掉,这是胜利中的最大遗憾!
夏家巷的起义声势很大,鼓励了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也震动了反动派,使他们日夜惶恐不安。接着福田、白洋、磐石各区的同志,也领导农民相继起义,袭击反动武装,捕杀地主恶霸。地主恶霸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跑到县城,有的躲藏山上,反动派的基层政权被打垮了。各地的农民协会又恢复起来,公开办公,没收地主、恶霸的粮食、财物,以一部分发给农民解决春荒,一部分作为红军的经费。南乡的农民运动,又风起云涌,大部地区赤化了。
我们开始起义时,人数不多,又无枪支,也没有严密的军事组织。除少数同志脱离了生产,担任放哨、警戒、通信外,其余的均在家中。要行动时,则按任务的大小随时集合,任务完成后,仍回家生产。我们的成员都是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没有学过军事,也未当过兵,不但不懂战术,连步枪都不会使用,也不会拆卸擦洗。现在武装斗争局面已展开了,急需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才能坚持斗争。于是以花薮区和夏家巷的武装为基础,共有五十多人,十多支枪,成立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下分两个中队。第一中队的队长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几年兵,是全支队唯一懂得一些军事的人,部队的军事教育,主要由他负责。其他几个区也都成立了中队。我们的指挥机关,原在樟木岗,因那里的地形不大好,四支队成立后,即移至陈家桥。
南乡各区的团防队,即蒙泉、白洋、福田三区,各有长短枪十多支。花薮区二十多支。磐石区的侯宗汉,有枪五十多支,盘踞太浮山,势力最大。侯在大革命时,比较靠近我们,在寺垭铺起义后曾与我们秘密来往,表示中立。我们的部队初具规模后,除对侯宗汉继续争取外,对其他团防队,则采取积极的进攻方针。计划首先消灭花薮区的团防队,以除我们的心腹之患。经多方侦查,得知他们躲在浮丘山下,遂冒大雨,黑夜奔袭。虽未能将他们全部消灭然缴获步枪八支,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福田、蒙泉的部队,也同时缴获了长短枪六支。各区团防队的士兵虽有一些是游民出身的,但贫农成份仍占多数。他们都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很多。我们除采取军事行动外,并动员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去说服他们弃暗投明,从政治上来瓦解团防队。虽由于我们做策反工作的同志疏忽大意,为反动派所发觉而牺牲了,工作曾一度受到影响,但有些团兵在我们不断胜利的影响下,还是拖枪过来了。我们对于拖枪过来的团兵,每人奖给二三十元,是否当红军由他们自愿。这样一来,拖枪过来的人逐渐增多。敌人的力量日益削弱,士气更加消沉。
黔军四十三军(约二三万人),因受到湖南军阀的排斥压迫,于五月底分数路向贵州撤退。其中有一路是经过南乡前往慈利、大庸方面的。我们布置沿途群众乘敌人宿营的机会,鼓动他们的士兵逃跑,从而收买枪弹,并尾随敌后收缴落伍士兵的武器,共得步枪二十多支。此外还派人赴桃源收买民间的散枪十多支。
这时侯宗汉看到我们的力量大了,派人来接洽,表示愿参加革命。我们决定将其编为四支队的第二路。为着便于控制和改造侯部,我们的主力曾一度由陈家桥方面转移至太浮山。原在常德境内活动的由老冯同志(这是化名,真姓名不详)负责的一支游击队,有长短枪十九支,听到我们的部队进到太浮山,也前来会合了。我们遂决定以老冯为第二路的党代表,他所带的游击队,也编入第二路。
敌人知道侯宗汉参加红军后,便令石门、慈利、常德、临澧、桃源五县的团防队来“围剿”。其中以桃源的团防队较大,约有二三百人,又与花薮区毗连,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利用敌人的指挥不统一,互分畛域,都怕吃亏等弱点,有意识地将我们的活动局限于南乡。这样一来,慈利、常德、临澧的团防队,亦取守势,陈兵边境,不敢深入,即使被迫越境,也只在边境骚扰一番就走了。我们遂集中力量,将南乡各区的团防队大部消灭。桃源的团防队,也在进攻陈家桥时,行至驻马岩被我们狙击,消灭了一部,撤回桃源境内。于是我们便向四周发展。
敌人见各县的团防队作战不利,除调杂牌部队朱华生外,又调新编第四军陈嘉佑的三个团(又说是四个团)来“围剿”我们。这些反动军队,在各县的团防队配合下,分为数路,同时进入南乡,比较重要的集镇如夏家巷、白洋湖、潘家铺、望仙树、佘氏桥等,均被敌人占领。交通要道和重要村庄也为敌人占据。整个南乡被分割为许多小块,造成了对我包围的形势。
我们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先打战斗力较弱的杂牌军和团防队。驻扎潘家铺的朱华生(大约有五六百人),原系两股土匪,虽合编为一个团,仍互相猜疑,在潘家铺时,一驻上街,一驻下街,彼此都有戒心。我们知道了这种情况,于黑夜将部队埋伏在街外的要道上,然后派人摸到他们驻地中间,向两面打枪。匪军发生了误会,都以为是对方进攻,便互相大打起来。后来下街的匪军向桃源方向撤走,我军突起袭击,匪军大乱,我们缴枪十余支,并夺得一部分物资。第二天朱华生部也撤走了。石门、临澧的团防队,几次进攻周寺庵,均被福田区的部队及农民击退,共打死匪兵数十人,有个姓陈的大恶霸也被打死,并缴枪数支。驻在夏家巷、望仙树两处的陈嘉佑部,也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受到损失,曾一度溃退。
我们在反“围剿”中,虽取得了一些胜利,缴获了一些枪支,然敌人越来越多。他们以连甚至以营为单位,分散住在根据地内建立据点,包围圈越缩越紧。我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了。我们开始人枪很少,为着保守军事秘密,不使敌人知道虚实,只是夜间行动,白天休息。进攻敌人,也是黑摸。因此我们总是打胜仗,伤亡也很少。现在各个据点的敌人,天天出击,烧屋杀人,围攻我们。而我们的部队却很分散,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又是被迫白天作战,伤亡渐多。侯宗汉见形势不利,将党代表老冯同志打死,投降了敌人。我们更加孤立了。敌人遂于七月底集中力量进攻陈家桥。当时四支队的两个中队尚有六七十人,加上有武装的群众共约三百多人,分守山头,相持了一整天,虽几次反击,杀伤敌人不少,但我们的伤亡也大。陈家桥终被敌人攻占。我们的主力也被打散。几经转移至袁家岗时,只剩二十多人。后为敌人发觉又来包围,我们为了缩小目标,行动方便,乃化整为零,分成几组躲在山中。大多数同志在与搜山的敌人顽强战斗中英勇牺牲。我与两个同志在群众掩护下,幸免于难。我们的主力损失后,敌人遂集中力量围攻我各区的游击队。福田区的武装损失很大,负责同志英勇牺牲了。蒙泉区的部队被敌人打散。南乡的武装割据,为时仅三个多月,就告失败了。敌人更加疯狂,到处杀人放火,许多村庄被烧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的约七百人。许多同志家里的人被杀。各区的主要干部也均英勇牺牲。党和革命的损失是很大的。南乡的武装斗争虽遭受了挫折,但由南乡转到北乡的陈昌厚、郭天民、曾庆轩等同志,与原在北乡坚持工作的伍经忠、盛联熊、陈奇谟等同志,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积极战斗,北乡的武装斗争更大规模地展开了,并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成为湘鄂西根据地之一部分。革命的火焰是任何敌人不能扑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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