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同志家住桑植城北二十五里许的洪家关。他出身贫寒，从小就跟父亲种田，有时也做裁缝。可是提起他的名字，湘鄂西的人民差不多是妇孺皆知。这不仅由于他民国初年两把菜刀起义的故事到处流传，也不在于他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后来当过旅长，任过澧州镇守使,大革命期间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当过师长、军长，更主要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坚决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率领二十军会合叶挺同志的十一军,英勇地参加了南昌起义。
那时我正在洪家关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教书，听说贺龙同志回来了，我就同他的亲友和南昌起义失败归来的旧部属前去拜访，对他的归来，表示热情的欢迎。贺龙同志带着愤怒的表情，把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的经过，向大家大略说了一番之后，接着又把他革命到底的决心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国民党说共产党是洪水猛兽，可是劳苦大众都说共产党是救星。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半辈子没找到，现在找到了，就要跟他走到底。国民党军官有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各有派系，可是他们干些什么?屠杀工农，争权夺利!我咧， ‘杆子系’吧。要想救国救民，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只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有真正的出路。共产党一定能成功，蒋介石一定要垮台，乡亲们看吧。”
由于贺龙同志严正地斥责了国民党的叛变，使大家对当时的局势有了正确的了解。话题又转到贺龙同志如何回到桑植来。这时，贺龙同志带着固有的开朗的笑容，向大家描述了一路上的经历。
原来，自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贺龙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汕头转到上海。当时党中央准备派他到苏联去学军事，他考虑了一番之后，回答说：“中国字我认识的还不多，恐怕学不了俄文。党相信我，还是让我回湘西拖队伍吧。”
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就派遣原在二十军当师长的周逸群和卢冬生等七个同志和他一起到湘西发展革命武装，并组织了湘鄂边前委，由周逸群同志任书记。他们都化装成商人，混在旅客当中，溯江而上，到了汉口。当时湖北省委正在组织武汉三镇起义，省委就委任贺龙同志当起义军总指挥。于是他们就留在汉口，在东方旅馆旁边租了一所房子作为起义军总指挥部。过了几天，起义计划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单等阴历腊月二十三日晚上，乘人们“祭灶”燃放鞭炮的时机起义。不幸，腊月二十二日，我党的一个印刷厂被破坏，起义计划、宣传品都落到敌人手里。下午六点钟起，全市戒严。街上岗哨密布，大批的巡逻队占领了重要地点。敌人还严密地搜查共产党员，破坏党的机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起义不能举行了，省委决定要贺龙等同志立时撤离武汉。于是他们就在腊月二十三日上午，从省委那里拿了两支短枪，离开汉口。当时汉口江岸岗哨林立，搜查很严。贺龙同志化了装，剃了胡子，戴了副眼镜，穿了一身皮大衣，狐皮领子上还围了条围巾。到了江汉关，他自动掀开自己的大衣走到哨兵面前叫道：“喂！来检查！来检查！”哨兵看了他的打扮，认为是资本家，就让他过去了。
他们上了预先定好的江轮。船上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一见贺龙同志，就机警地把他让到账房里坐。那个账房先生对他左看右看，打量了好半天，然后问他：“你先生贵姓？”他说：“我姓王。”账房说：“你不姓王!”他说：“不姓王姓什么?”账房说：“你是贺龙。” 他沉着而严肃地回答说：“你知道是贺龙，就要负责送到！”账房连声说是。水手、工友们都是同情革命的，为了保护这位不平凡的客人，也不拉汽笛，就开船了。当时江中广西军队的巡江划子很多，一见这船开走，赶紧追了上来。水手、工友们立即让贺龙同志躲好，并急中生智地弄断了拉汽笛的绳子。 巡江划子靠拢了船， 一群荷枪实弹的桂军拥上船质问道： “为什么不拉笛就开船？”工友们马上解释：“不是不拉笛，绳子断了，我们正在接。没错，船上尽是我们的四川客，回家过年的。”但敌人还是不相信，掏出贺龙同志的照片，在“旅客”中对照。一位船员急忙拿出几条香烟，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走了一天一夜，过了新堤，贺龙同志向船家打听哪里有团防，打主意先弄几支枪。船上人告诉他，观音洲上有一小股团防，有几支枪。船靠了岸，贺龙同志找到团防的队长，劈面就说：“我是贺龙，要借你们的枪。我可以打收条给你。”那队长一听说是贺龙，张嘴结舌吓坏了。这时，只听门口“啪”的一枪，卢冬生同志解决了卫兵，同志们把四支步枪、四支驳壳枪全拿到了手。
船又走了一天一夜，在沔阳县一个镇上，和党事先派到长江两岸来活动的贺锦斋同志会合了。贺锦斋同志已经组织起一百多人。贺龙、周逸群同志和他们开了几天会，说明这次回来的任务是组织革命武装。会后，他们就开始积极活动，打土豪、宣传土地革命，并打下监利县的朱河镇。部队发展了一些人。贺龙同志就以“北路游击总指挥”的名义出布告、贴标语，一方面扩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想让地方党知道，以便取得联系。
在路上过了阴历年，他们和当地党的组织还没接上头。有一天到了下车湾，贺龙同志看见从南岸砖桥划过来一只小船，船上下来一个人，一直向他走来。到了面前，突然向他鞠躬说：“报告总指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他连忙回答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呀！”那人说：“我叫张天辉，南昌起义以后在工农革命委员会当过科长。”贺龙同志一想有这么个人，就说：“好，你知道这里有党的组织吗？”那人说：“有，我们有十几个党员，成立了一个支部，石首中心县委的负责人和住的地方我也知道，可是没有介绍信，他们不联系。” 贺龙同志就带了他去见周逸群同志。贺龙、周逸群同志立刻用湘鄂边前委和他们二人的名义写信，通过张天辉，和石首中心县委李兆龙等同志取上了联系。他们和大革命、秋收起义时留下的两支农民武装一起参加了监利、华容、石首、南县等地的年关斗争。从此以后，他们就在大江南北打团防，打土豪，发动群众。后来，贺龙同志又带部队在长江北岸消灭了三股敌人，缴获了很多短枪。这时，部队已发展到近千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渐渐扩大了。
不久，当地党组织就提出打监利的任务。这是在盲动主义错误路线影响下的一次军事冒险。由于根据地还没有建立起来，力量还不强大，加之部队缺乏训练，弹药也不充足，特别是敌情有了变化(原来县里是一个团防，后来增加了一个旅)。战斗一打响，两个大队长都负伤了。农民自卫军也有些伤亡。他们没打过仗，一碰钉子就撤了。监利没打下来，农民自卫军各自回到自己的地区，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也都不辞而别。
为了继续发展革命力量，根据联席会议决定，贺龙、周逸群等同志把所有的武装都留归石首中心县委领导，他们只带少数自卫武装回湘西去开辟工作。
一天傍晚，他们经过临澧县，在一个镇子的饭馆里吃饭。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一支反动军队突然在饭馆附近出现，一个军官进来毕恭毕敬地向贺龙同志敬礼。同行人都暗暗吃惊，知道已被对方发觉了，准备掏枪抵抗。可是贺龙同志却镇静地问那个军官为什么向他敬礼。那个军官回答说：他原是贺龙同志在大革命前任澧州镇守使时的部属，现在已升任临澧县警备队长了，今天是到此地抓夫。贺龙同志笑着问他：“你是不是也抓我？”那个军官笑着回答：“我负责保护你，镇守使放心好了。”“那么请你给我找个房子，我们要在这里过夜。”当天晚上，贺龙同志就在那里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二月二十二日，他们来到石门蒙泉乡。这里党的基础较好，贺龙、周逸群同志准备在这里发动武装斗争，因之派人与石门县委联系。不幸石门党领导中、北两乡农民举行的年关起义已经失败，反动武装正到处捕捉共产党员。豪绅地主也与反动军队勾结在一起，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他们的口号是：“招尽天下刀客，杀尽共产党人”，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由于敌我斗争紧张，敌人的戒备十分森严。敌四十三军正源源开往石门镇压革命运动，我县委只好分散隐蔽。派去与县委联系的同志仅在石门县大街上遇到县立中学一个教员，没有和县委联系上。这个教员对他说：“请你拜上王大老板(贺龙同志化名王国珍)，这里生意不好做。”
在石门站不住脚，贺龙、周逸群同志才决定取道慈利的杨家溪回桑植。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经知道贺龙同志回到湘西，就调遣了几个县的武装埋伏在通往桑植的要道口上，妄想逮捕他。桑植县的民团头子陈策勋，因他的叔父陈图南（原独立十五师参谋长）在南昌起义前反对革命，被贺龙同志处决了，所以怀恨在心，也在桑植要路口埋伏好，扬言要为叔父报仇。尽管敌人张下罪恶的罗网，但是由于贺龙同志在湘西有很高的声望，许多人暗中把情况透露给他，有的民团甚至排队相迎，并派部队沿途护送。这样，贺龙同志才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乡桑植。这就是贺龙同志向我们讲述的一路上的经过。
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僻居一隅的桑植县的革命运动，也曾轰动一时。领导这次革命运动的有谷及锋、彭玉珊等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原在长沙、常德两地的中等学校读书。他们回到桑植后，很快地发动农民，组织起县的农民协会和各乡的农民协会。当时的反动头子大恶霸朱愚农百般阻挠、破坏。经过数次械斗，朱愚农的反抗才被广大农民打垮，而朱本人，也被农民处死。
铲除了朱愚农，人们莫不拍手称快，一般的豪绅地主都闻风逃匿。正当桑植县内的革命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时，传来了“马日事变”的消息，反动派又复猖獗起来。原在桑植的共产党员有的被捕牺牲，有的潜逃别处。谷及锋等同志后来都在长沙、常德壮烈牺牲。贺龙同志回来时，农民运动已被镇压下去。
当时，桑植县内有八个乡，各乡的地方实力派都拥有枪支，素称“八大诸侯”。他们有时称兄道弟，有时又互相火并。贺龙同志回桑植后，他们除个别的团防如张东轩、陈策勋继续反动外，大都派代表来接头或亲自来谒见。贺龙同志严正地告诉他们：“不要自相残杀，只有跟共产党才有出路。”在贺龙同志的说服下，他们大都愿意改编，接受贺龙同志的指挥。
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前曾在贺龙同志部下当营长的王炳南、李云清，各带着二三百人枪前来会合。之后，贺龙同志又联络了他姐姐贺英的队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由贺龙同志任军长。
部队刚编起两个团，还没有来得及改造，国民党军队就来进攻。当时部队内部很不纯洁，特别是收编的队伍，其中有些流氓、旧军人，算不得真正的革命武装，和敌人一接触，逃散的很多。后来，贺龙同志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一下都散了。”部队被打散以后，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分了手。周逸群同志过江到了沙市，建立鄂西党的特委，组织与领导鄂西的武装斗争，后来和段德昌、段玉林等同志一起建立起红六军。贺龙和卢冬生等同志，则带领少数人员，在桑植、鹤峰等县开展游击战争。
八月，贺龙同志率领部队到达石门北乡，一面发动群众，一面配合湘东红军作战。这时工农革命军共有一千余人，长短枪百余支。
九月，工农革命军驻在石门仙阳、新开寺一带，军部突然遭到石门团防大队四百余人偷袭。全体人员奋起抵抗，当地共产党员曾庆轩同志也领导农民大刀队参加作战，但是由于敌强我弱，部队不得不退至泥沙，又遭到反动武装罗效之部的袭击，刚到工农革命军不久的参谋长黄鳌同志和贺锦斋同志先后牺牲。不得已，又向南北墩退却。
由于工农革命军枪支太少，弹药奇缺，经验不足，加之长期和党失去联系，得不到指导，在石门游击了两个多月，失利数次。贺龙同志接受了失败的经验教训，想一切办法和湖南省委、鄂西特委取得了联系。随后，党组织时常给予指示，并不断派人来帮助。贺龙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核心，吸收贫苦农民和进步的爱国知识青年作骨干，加紧训练，革新部队风气，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同时又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因之，后来虽也受过几次大小挫折，但是由于有了党的坚强领导与广大人民的支持，工农革命军(后称红四军)终于开辟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并逐步发展和壮大，成为一支坚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战的革命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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