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加深了民族危机；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使工人、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更为严重。加之军阀混战接连不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要求改变现状的声浪，响遍全国。就湘鄂西情况来说，大革命失败，特别是秋收起义受到镇压以后，革命运动虽然在表面上沉寂下来，但是各县共产党和农会的组织并没有被彻底破坏， 他们由公开转入秘密，继续组织、教育群众；而广大劳苦人民在军阀、官僚、地主、恶霸统 治和盘剥下，生活苦不堪言，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经过民主革命锻炼的贫农，对土地革命的要求更是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给予正确的领导，就会燃起燎原的革命烈火。
一九二八年初，我们到达监利县境。当时只有两支手枪。在观音洲缴了团防八支枪。然后会合了贺锦斋(他是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被党中央派回长江两岸活动的)领导的一支部队，接着又和石首中心县委取上联系，并通过他们集合起两支农民武装。其中的一支是大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在石首、华容一带活动，领导人是吴仙洲；另一支是湖北省委在秋收起义时组织的，活动于洪湖附近，领导人是邓赤中、彭国才。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有三百多支枪，人数更多。于是就编了两个大队，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便是湘鄂边前委领导下的最初的武装力量。
由于大革命失败不久，工农运动遭到严厉镇压，所以长江两岸的地主武装和带政治性的土匪十分嚣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革命组织屠杀破坏，不遗余力。为领导群众反击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工农革命军参加了地方党发动的监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斗争。打土豪，铲除贪官污吏，消灭团防。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群众斗争，也是第一次看到群众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部队觉悟。
因为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取得了某些配合，在短期内便消灭了长江两岸的许多股团防和土匪，缴获了不少武器，鼓舞了群众斗争情绪，队伍也发展到近千人。
这次行动是巡回式的游击行动，虽然取得了胜利，改善了工作局面，但是，当时只知道打富济贫，却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更没有开辟一个中心区域作为立足之地；加上受盲动主义 的影响，过早地进攻监利县城，遂使胜利没有能够巩固。
监利虽然没有攻克，可是伤亡不大，部队力量还是保持下来了。根据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吴佩孚、孙传芳等部被打垮后，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正酝酿新战争，长江两岸的反动武装并不雄厚等情况，可以说客观环境还是有利的。如果当时能把这支部队好好整顿，依靠党的工作力量，深入发动群众，形势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当时前委的农村根据地思想和政权观念还很模糊，结果就让邓、彭部回洪湖附近，吴部回石首；贺锦斋把部队交石首中心县委，随我和周逸群同志到湘鄂边组织军队。由于失去领导中心，分兵后吴部完全失散，邓、彭部只留下少数人。贺锦斋部在后来石首中心县委被破坏时也大部垮台。然而革命斗争的火种却撒遍了大江南北，不久以后，在周逸群等同志领导下，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顺利地建立了红六军。
前委所以选择在湘鄂边发展武装，创立苏区，一方面因为那里的反动统治较其他地区薄弱；另一方面因为我对那里的情况熟悉，有旧的关系。当时认为只要利用这一关系就可以抓 到军队。此外，地理条件也很有利，进可以东出湘鄂中部，西入四川，南下贵州；退可以据以固守，生息发展。
一九二八年三月，湘鄂边前委组织起来的武装已有三四千人。同时进占了桑植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这支武装的来源是：一、利用亲族封建关系召集的一千余人；二、利用旧的隶属关系召集的也是一千余人。当然，这些部队的基础仍旧是旧的，需要在斗争中逐步改造。
四月，国民党趁我们立足未稳之际，突然派四十三军一个旅向桑植城和洪家关进攻。由于刚召集的武装没有整编，更未得到改造，战斗力不强，洪家关与苦竹坪两次战斗均未能把敌人击退，部队本身反而遭受了严重损失。接着，周逸群同志回到沙市，领导鄂西特委，组织长江两岸的革命斗争。
这次挫折，使我们后来体会到：用旧的封建关系建立的革命武装，不经过彻底改造是经不起风险的。革命的武装斗争，首先要建立在发动群众(在当地来说就是发动农民)的基础之上，依靠群众建立的革命武装，才是巩固的。旧军队可以利用，但是在争取他们参加到革命方面以后，一方面要发挥他们有军事知识的长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改造，并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经过斗争的劳动人民在其中起骨干作用，以便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之能够自觉地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战。可惜的是，当时对这些问题我们都还不懂，只是经过屡次挫折，才逐渐认识了这个道理。
此后，又经过两次战斗，我军转至桑植、鹤峰边境活动。这期间反动军队的压迫虽然较小，但是部队内部情况却非常复杂。那些坚持旧军队的作风，或者把亲族及其他旧关系与革命军队内部关系混同起来，以及受地主、富农家庭影响甚深的人，成了贯彻党的政策的阻力。前委有鉴于此，决意向这些有害倾向作斗争：首先进行改编，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时加强了党的领导，大队以上均设了党代表；加紧干部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士兵中吸收党员，以期对原有的部队进行彻底的改造；对于坚持错误、违反党的政策的人，则给予严肃处理和教育。经过这样整顿，工农革命军才有了新的起色，迈开了革命化的第一步。
这时，我们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虽有一些认识，但是缺乏周密而完整的措施和积极行动。加上政治干部异常缺乏，地方党又无基础，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工作还没有超出宣传阶段，因而在短时间内，自然不可能发动贫农作为农会的核心力量，以建立地方武装和政权，并巩固农村根据地。
在湘鄂边界有些封建武装，是我大革命以前的部属，因此我们就利用这种旧关系与之谈判，求得暂时的安定，以便整顿部队和待机打击国民党军队。七月底，接湘西特委转来湖南省委通告，要我军东进，牵制敌军对湘东红军的进攻。
八月二十五日，我军进驻石门西北乡之中心区域磨市，后来又转到澧县王家厂大堰垱一带游击。镇压了一批土劣和清乡委员，领导农民打土豪、烧契约，号召农民分配土地。湖南军阀组织上万兵力分三路向我进攻。九月七日，工农革命军转回石门仙阳。翌日拂晓，敌军左翼奔袭我军军部。部队经所街退至泥沙，又遭敌人攻击。是役，参谋长黄鳌和师长贺锦斋先后壮烈牺牲。接着部队就移往鹤峰。
这次挫折的直接原因是：一、石门惨案后，石门北乡党和群众基础受到沉重打击，红军作战没有群众配合；二、进展过快。如果先在有群众基础的泥沙开辟工作，而后逐步东下，就不致因孤军深入而招致挫折；三、湘西红军力量单薄，不能与强敌周旋。加之石门南乡、桃源东乡、常德北乡、临澧等处的斗争均遭失败，使敌人得以集中力量进攻湘西红军。
湘鄂边界山岳连绵，在封建地主盘剥之下，农民生活很苦。当时由于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可以依托的根据地，又加上敌军封锁、战斗频繁，工农革命军在人员补充、弹药补给以及生活保障方面，均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村庄镇市大都为敌人盘踞，我们不得不在高山野林里风餐露宿。没有粮食，常在野地里找野菜充饥。时值初冬，天气渐寒，而部队大部分仍穿着单衣。正当工农革命军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况时，贺英同志带着一批棉布、棉花、子弹和银元及时支援了工农革命军。
鉴于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革命武装在本地没有机动的间隙，和施鹤部委（相当于特委）取得联系后，我们决定到反革命力量较为薄弱的恩施、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临走，我们把队伍整顿了一下，留一定的兵力在桑、鹤地区坚持斗争。另组成一支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的队伍，建立了一个支部。这支小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都是精华。他们觉悟较高，立场坚定，在任何情况下，能英勇顽强、不向困难低头、不叫苦、不动摇，相信党、相信革命事业必然成功。
部队从堰亚出发，向咸丰的黑洞进军。这一带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封建迷信的风气严重地统治着这一片贫瘠、偏僻的山岳地带。这里到处都有所谓“神兵”(类似红枪会)，是有名的神兵窝。这时施鹤部委书记杨维藩，丢开了党的工作，在“神兵”里当师长。后来我们把他领导下的一部分人争取过来，他才勉强表示悔过。但在我们打下鹤峰不久，他终于叛变。 “神兵”虽然都是迷信团体，但其成员大都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了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除了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一部分，一般地还不欺压群众。因此我们就设法与之联络。对其领导人物，采用争取和分化的办法，对下层则加紧团结、教育。结果争取到二三百新兵。但对于为非作歹的，则坚决给予打击。此时，部队已由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发展到三百多人，一百多支枪。又编了两个大队。
但是在长期与党隔离的情况下，也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到失去党的领导的沉闷和痛苦。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搞红军，不是搞白军。但是红军怎么搞，根据地怎么建设，由于我们当时还处在幼稚阶段，对这些问题理解得不深、不全。于是决心派专人到长沙、宜昌和常德寻找湖南省委、鄂西特委和湘西特委。终于在一九二九年初，与三处党组织都取上了联系。周逸群同志不断写信来通报鄂西区的情况，并且陆续派来不少干部，加强了党的工作，提高了红军政治素质。同时党中央也发来不少重要指示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是红四军的行动纲领也明确起来，逐渐摆脱开不利的处境，一步步发展壮大。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部队攻入建始城，缴获民团枪百余支，同时招收了一批劳动人民参加了队伍。后来又收编了农民武装陈宗瑜部二百人。接着又打开鹤峰城，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派人四处发动群众，分配土地，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一九二九年五月，桑植城解放后，我们就有了两个县城和县的政权。此外，还在龙山、宣恩、五峰、长阳、石门边缘，展开了工作，建立了县、区政权。这是湘鄂边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点。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到这时单纯军事观点才被纠正，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一套做法，才开始懂得一些，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也初具规模了。
至于部队面貌，也有相当改变。新的建军路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已经开始执行。接受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连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建立了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工作。在和鄂西区红六军会师以前，又坚决进行了几次“内部转变”“内部转变”。兵员补充主要是吸收贫苦农民。这样才把这支部队，逐渐改造与建设成新型的人民革命的武装。
七月，国民党派兵一个团进犯桑植。我军诱敌由南岔渡口过河后，即开始攻击，迫其背水作战，将其大部歼灭，并击毙其团长周寒之。旅长向子云不甘失败，复亲率该部二千余人并一些地主武装倾巢出犯。我军埋伏在城外山上，大开四门，诱其深入。当敌人入城后，伏兵齐出，将敌人大部歼灭。向子云率少数人马向后逃窜。他们到达赤溪河边，却发现船只已被我军破坏了。向子云拉着骡子尾巴泅水逃命，泅至中流，即被洪水吞没。其残部除少数向大庸方向逃窜外，其余或被水溺毙，或在岸边投降。这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捷，缴得长短枪千余支。事后我们又派出一部分武装，向大庸、永顺、慈利一带游击，并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
赤溪河大捷，引起了湖南的统治阶级的惊慌。八月，反动派吴尚和陈渠珍等部共两万余人，进攻湘鄂边。鉴于敌强我弱，红四军乃主动撤出桑植城，转至鹤峰、五峰、长阳、松滋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工作，以期与鄂西区连成一片。
一九三○年三月，红四军根据中央指示和鄂西特委决议，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留部分主力为骨干和一部分游击队，坚持湘鄂边的斗争。但是由于红六军个别领导同志，对亟需统一集中湘鄂西革命力量的客观形势缺乏正确认识，没有及时策应，所以红四军三次东进，均被敌人阻截。后来由于周逸群同志坚持特委决议，红六军才挺进江南。七月初，两军会师于公安城。
红六军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鄂西特委直接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一九二八年初夏，周逸群同志由鹤峰回沙市后，即领导鄂西特委工作。
周逸群同志在沙市、宜昌工作期间，一方面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同时也领导了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沙市党遭到破坏，他由城市转到农村以后，才把工作重点放在建设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方面。
一九三○年一月，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了红六军。它的来源是：以洪湖的柳家集为中心的段德昌、彭国才所领导的游击大队和以白露湖的沙岗为中心的段玉林、彭子玉所领导的游击大队。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才、彭子玉等同志，多是大革命时期在北伐军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被派回农村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发展红色游击队。经过几次艰苦的起伏的斗争，终于建立起小块根据地。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加上党的组织力量较强，群众条件较好，国内形势有利，特别是鄂西特委及时采取了把各县游击队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有效措施，更促进了鄂西区游击战争的开展。一九二九年底，段德昌、段玉林部均已扩大到数百人，许多县份的红色游击队也成长起来。他们在监利县汪家桥会师，宣布成立红六军，负责人是周逸群、孙德清、段德昌、段玉林、许光达等同志。
红六军成立后不久，即采取逐步推进方针，先后攻占了沔阳、潜江、石首、汉川等城镇，后来又渡江南下，打下了华容、公安等地，创立了长江南北两岸大块根据地，部队也获得极大发展，奠定了湘鄂西中心区的巩固基矗
这期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一九三○年六月，组成了红一军团。其他红色区域，凡是执行了正确路线的，革命事业均有发展。这时，党的威信提高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从而大大动摇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矗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军与红六军组成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渡江东进后，解放了许多城镇，扩大了武装割据，红二军团发展到两万人。
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和鄂豫皖、湘鄂赣红色地区相呼应，构成了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汉的包围。这是党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巨大胜利。作为这个胜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据地的创造，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韧努力的结果。但从革命发展的渊源来说，应该追溯到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农民运动。这是一条红线。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是和原有的农民运动的基础分不开的。
关键问题在于路线正确与否。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的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一九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四年秋天之间，湘鄂西遭受到两次严重挫败。这两次挫败是在第二、第三次“左”倾路线直接影响之下造成的。一九三○ 年秋，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错误地要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配合进攻长沙。结果使红军在半途遭受挫折，湘鄂西根据地也由于失掉红军的支持，损失很大。 更严重的挫败发生在一九三二年春天至一九三四年秋天。湘鄂西分局贯彻了第三次“左” 倾路线。结果把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都丢了。直到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前才有转变，遵义会议决议传来以后，根据地和红军才又恢复、发展起来。
回顾湘鄂西的斗争，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实际工作中，凡是实行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策，就一定胜利；反之，必遭失败。湘鄂西初期虽然因经验不足而受过挫折，但终于建立起大块根据地，发展了武装，发动了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这些，说明了那时湘鄂西的党的革命实践，基本上是正确的，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虽然在某些方面没有上升为理论，不是自觉的。而后来错误路线，却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回忆往日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不能不令人深刻地认识到：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谁在收藏
浏览：106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