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接到一份通知，要我到停泊在珠江的邮船上去参加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
天下着牛毛细雨，江面水气迷蒙。白鹅潭中，外国的舰船成群，游艇穿梭。就在外国浅水舰之间，有一条船的桅杆上，挂着白地蓝边上绣着“邮”字的水纹旗，那就是我们约定的秘密会址。
船舱有一丈来宽，三丈多长，四周用帆布围得严严密密，只有靠船头的两扇玻璃窗透着一丝光亮。
我们三十几个人挤在船舱里，默默地吸着烟。江边上，穿黑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水上武装警察和戴着墨镜的便衣暗探，来回巡视着。
不一会，张太雷同志走进来了。我们不禁为他的安全担心，同声说出：“哎啊，你又来啦１他轻松地笑了笑，说：“来啦，而且是平安无事。”是的，每次海员工会在沙面“好莳”洋行工人宿舍或是轮船上开党组会，他总是机智地摆脱敌人的跟踪，安然地到达开会地点。不过这几天外面风声太紧，不能不为他捏把冷汗。
他穿着一套灰色工人装，像个洋行打字间的工人。会议开始，他站起身来，从怀里掏出一张小纸头，低声而又兴奋地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重要消息，党决定在广州发起武装起义。”起义!夺取政权!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大家听了，都压低嗓子异口同声说： “好１接着，张太雷同志讲了起义的意义和对我们海员工人的要求。他讲得生动有力，不时打着手势，胸前那条怀表的银链，随着手势摆动着。
会议的气氛严肃而又紧张，整整开了两个小时才结束。同志们都兴冲冲地陆续离开了邮船。
不久,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同志，以及周文雍、聂荣臻等同志领导下,“起义行动委员会”产生了。
起义前，“行动委员会”在我家开会，布置起义。会前，我照例布置了母亲和岳母到厨房谈家常，监视对面的茶楼；叫我爱人在三楼做针线活，注意街道附近的动静。
早饭后，张太雷同志又穿着一套深灰色的格布衣服来了。大家挤在一间保姆住的小板房里，围着一张广州市区地图，研究行动日期，调配人选，还讨论了建立政权问题。对行动计划争执很大，有人主张同时攻打沙面租界和河南的李福林反动军队；有的则主张以攻市区为主。张太雷同志专注地倾听同志们发言，偶尔点点头，往地图上画着。有时谁讲得兴奋了，嗓门高了，他就摆摆手，示意声音放低点。等大家充分发表了意见之后，他微笑着平心静气地说：“打沙面，打李福林，当然好，但要估计我们的力量。目前我们的力量不足，所以我同意以攻市区为主，其他地区暂时防御……”他说得头头是道，清晰透彻，大家莫不佩服。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在十二月十三日举行武装起义。不料敌人发现了我们掩藏武器的米店，被抓去的老板叛变了；决定参加起义的教导团内部也有反动军官告密。因此广州反动当局宣布了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并且要调回驻韶关的军队来镇压。此外，军阀张发奎还准备下令解散教导团。情况很紧急，为了争取时间，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
这天凌晨，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首先誓师起义。誓师的枪声，打破了拂晓前的沉寂。霎时，在市内各地集结待命的二千多工人赤卫队，像海涛似的涌出来，奔向各指定据点。他们系着红领带，或扎着红袖标，手执木棍、短剑，个个精神抖擞向前冲杀。市民们称他们为 “红带友”。一时大街小巷响彻了冲杀声，振奋人心的歌声鼓舞着人们战斗。全市沸腾起来了。
两小时后，起义部队即占领了全城大部分地区。街头巷尾布满了赤卫队和教导团的警戒。因为有些地区战斗尚未结束，没有口令的人不许随意走动。那天的口令是“暴动”，大家叫起来也特别有劲。
按事先计划，我们几个人带着赤卫队员，分头到西壕口、长堤等码头劝阻旅客不要上船，并通过在“金山”、“龙山”、“广东”等轮船上工作的党员，动员海员离船登岸，参加起义。这样，旅客不上船，船又没有人开，气得那英国老板眼巴巴地在船上来回奔跑。
七点钟左右，听说公安局早已攻下，总站已经在那里开始办公，我们便跑去联络。满街挂着红色横幅标语，“红带友”和教导团的同志们，匆匆忙忙地来回奔走着。路旁坐满了俘虏兵，摆满了缴获的迫击炮、大炮。公安局门前，原来那块老百姓望而生畏的招牌，已换上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红木匾。
张太雷同志站在门前一张长桌旁，向围着他的人布置任务。十二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他还是满头大汗，只穿着白衬衣和一件淡灰色的绒线背心，站在寒风里，左迎右顾地忙碌着。他嘴角上挂着微笑，态度从容、沉着。这时，吴毅、周文雍、季步高和陈郁等同志也在那里，大家很久没有这样公开地聚在一起了，多么令人兴奋啊!
听他们说，起义一开始，张太雷同志就昼夜不眠，片刻不停地指挥整个战斗，哪里打得最激烈，他往哪里跑；哪里最困难，他往哪里奔；有时，甚至到第一线去指挥队伍作战。听着这些话，我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他那忙碌的身影，心里无限崇敬。
这时叶挺同志正在楼上办公室里，用红蓝铅笔在大地图上画着。还有一些据点没有攻下，街上仍断断续续的响着枪炮声。他见我跑上楼来，就说：“你来的正好，快带一些人到东较场军械库去搬运武器，把外边的徒手工人装备起来，去支援打据点的同志。”我赶忙跑出来，和一些工人、士兵坐上一辆卡车，奔向东较常
搬完枪支，将近中午了。周文雍同志对那些正在编队的工友大声叫道：“谁没有枪，拿去!”一队队工人都拥上来领了枪，新奇地、珍惜地用手掂量着。
突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敌人从总统府(中山纪念堂)方向打来了!”
未等周文雍同志下达完命令，二三百个工友拿着枪，就和教导团的同志一起冲去迎敌。沿街警戒的“红带友”一听敌人来了，也自动加入战斗行列。工人们不懂战术，见到敌人，一拥而上，有的在人群中乱放枪。
海员黄才拿着枪，边喊边追。他扣了一下扳机，也不知是不会用，还是枪坏了，没有打响。他急了，干脆把枪扔掉，取下刺刀拿在手里，冲了上去。敌人经我们这一反击，死伤很多，没有死的，跪在地上举手投降，把枪扔得到处都是。敌人被追到观音山(越秀山)、五层楼(镇海楼)附近，四散逃窜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枪支归队。
回来后，吴毅同志又叫我们去接管中央银行西堤分行。谁知我们去晚了，那里给搞得乱七八糟，很多人还在搬东西。我大声喝问：“你们哪里来的?”他们说：“政府派来的!”我问：“哪个政府?”他们说：“国民政府!”不听还罢，一听就火了：“你们还不给我滚，打你这个‘契弟’（广州话，小舅子的意思)！这帮混水摸鱼的流氓，见我们都挂着红领带，便爬窗跳楼，抱头鼠窜。我们进去一看，什么都给搬光了，只剩下几个没办法打开的保险柜。第二天，我们的口令改为“赤化”。的确，全广州市都红起来了。我一想起这个口令，就心花怒放。
早饭后，停泊在码头边的几条轮船，由驻在沙面的英国水兵开出海去了，工友们轻蔑地吐了吐口水，骂了两句，再也不理它了。江里不时有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炮艇来往，经过沙面时，向我们挑衅，我们就伏在沙包后射击。炮艇还击一阵，夹着尾巴跑了。
下午，我到总指挥部去联系事情，忽然一个工人同志匆匆跑来，气喘喘地说：“张太雷同志牺牲了。”他用颤抖的双手从怀里掏出张太雷同志的遗物：一只怀表和几枚双毫硬币。他望着这些物件，眼泪盈眶，喉头咽哽，泣不成声地说：“张太雷同志……开完群众大会回来，在黄黎巷附近……被敌人暗杀了……”
听到这个噩耗，同志们的心都像被沉重的铁锤击打着，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人越集越多，大家围在一起，一声不响，眼含热泪望着那只还在嘀答走着的怀表……
风，刮得天昏地暗，愤怒地呼啸着，像在发泄莫大的不平。
天黑下来了，同志们接受了新的任务逐渐散去。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西壕口，眼望波涛汹涌的江水，紧握手中的武器，在西堤二马路、太平路一带巡查着。张太雷同志的音容笑貌，也像江水一样在我脑海里翻腾。
我认识张太雷同志，已经有两三年了。在这期间，我不知多少次听过他那通俗动人的报告，读过多少篇他在我党刊物《群众》《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真像“太雷”一样震动我的心弦，鼓舞我的斗志，使我得到莫大的教益。不料，在这紧要的时刻，他却牺牲了。刚才战斗中的一瞬会晤，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会面……
入夜，不时传来阵阵枪声。半夜时分，教导团的同志转移了。不久，有一个队员来报告说，在嘉华银行楼上有人打枪。我们立即把嘉华银行包围起来。但铁闸太牢，冲不进去。同志们说：“我们守住，你到总部去搬队伍来!”
我跑去总部，天已亮了。总部门口，人迹稀少，只有几个“红带友”在站岗。一个同志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搬队伍!”他说：“总部在昨夜三点钟撤走了!”我一听愣了，问：“为什么?”他说：“总部派人通知你们啦!”我说：“没有遇见。现在怎么办?” 他说：“情况变化，总部交代，要大家设法撤退。”
因为起义提前，农民赤卫队未完全按计划赶来支援，使作战部队得不到补充，战斗力减弱了。这时，反革命的援军纷纷到达，李福林、薛岳、许志锐、缪培南等部，从四面八方向广州市大举反扑。美国战舰“沙克拉明拖”号与英国战舰“莫丽翁”号的海军陆战队，也协同刚从外围赶来的反动军队在长堤登陆，向市区猛烈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当然，总部撤退是正确的。但现在留下的人怎么办呢？我只好根据总部的命令，跑回西壕口通知大家撤退。
我跑回家，将文件烧了，把刻蜡纸的钢板也藏了起来。枪声越来越近，我吩咐了家里的人立刻疏散，便急忙化装为工人，从六二三路下了小艇，登上去香港的轮船。
这次起义虽然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是，在起义中献出了生命的许多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的牺牲精神，将不断鼓舞着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把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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