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对这个变化有着决定影响的，就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从诞生时起，就不断地向全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这些主张，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和我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马上得到千百万人民的热烈响应，也给从事革命三四十年而没有取得胜利的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和一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接受了共产党的政纲，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共产党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有共产党参加的革命武装。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以及改组后的国民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援，镇压了陈炯明的叛变，消灭了形形色色的军阀，安定了两广局势，使后来的北伐革命有了巩固的基地与后方。
一九二六年七月，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开始了。在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北伐军士气昂扬，所向无敌，以破竹之势，直驱长江流域。但是，正当革命蓬勃向前发展，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却把枪口转向革命。不久，武汉的国民党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正式和共产党决裂而公开叛变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北伐战争，就此遭到失败。
北伐战争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但从工人阶级内部来说，经验不足，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也是遭致失败的原因。大革命一开始，还处于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虽然那时已经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但认识还是不足的，而且缺乏正确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不仅不用积极的政策，去满足许多地方已经起来进行斗争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反而竭力反对群众运动，更不敢去武装群众，去积极掌握部队，而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其结果使工人阶级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而为地主、资产阶级所篡夺，同时也使党没有足够的准备和充分的力量来防止国民党叛变，粉碎他们叛变后对革命的进攻。革命的果实便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攫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就是这样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
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就以蒋介石为中心建立了白色恐怖的反革命统治。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杀害，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一落千丈。许多意志薄弱的人，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倒，有的脱离了革命，有的向反革命投降，倒向南京方面去了。广大的工农群 众和革命士兵，以及革命知识青年，遭此严重打击，虽义愤填胸，但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形势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紧迫任务是：必须甩开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和一切动摇分子，坚决地领导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八月一日党所领导的南昌起义，就是在这紧要关头，为了挽救革命所采取的英勇行动。 南昌起义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起义之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当时党内许多同志之间，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解决。很多同志仍然留恋于北伐革命战争的形式，想以此挽救革命的失败。因此，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从武汉退出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便跟着南昌起义的足迹，纷纷南下，向珠江流域撤退，准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待机再起。
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七月底由武汉出发，直赴南昌。这时候的张发奎还披着“左”派的外衣，但实际上早已蓄谋叛变。当教导团行至九江时，张发奎害怕学员们的高涨革命热情，把教导团缴了械。当时学员们的思想十分混乱，唯恐张发奎也仿效蒋介石来个“清党”，大部分人准备逃亡。经过一番教育工作，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学员们的情绪才安定下来。于是，重新集合起两千多人，继续南下。到达万安，有些人提出就在万安举行起义，把二十六师后勤部队所押运的枪械收缴后与南昌起义军会合。当时团党委认为应该先巩固这支武装，待进到广州后再举行起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没有联系，行动起来孤立无援；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广州是北伐军的根据地，人民素有革命传统，在那里举行起义，不但有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给敌人的打击也会远远超过万安。因此，团党委决定教导团继续随张发奎向广州进发。
第四军到达广州之后，于十一月间赶跑了桂系军阀。
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广州虽然也为反革命的势力所统治，但是经过大革命锻炼的、觉悟了的广州工人、农民和一部分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相反的，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举行公开与半公开的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的口号，组织了各种秘密的武装团体，采取了种种方式与反动政府和反动工会进行英勇斗争。我们回到广州后，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争情绪，革命的气焰更加高涨。』国民党破坏的革命工会组织又恢复起来了，游行示威的声势越来越大，郊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新的发展。与此同时，广东各地的农民也展开了各种革命斗争。
广州的革命群众曾对张发奎抱有幻想。他们希望北伐军最后剩下的这支武装能坚持革命。开头，张发奎为了夺取桂系军阀控制的广东，扩张自己的势力，还设法骗取工人的支持。可是当他看到广州人民这种高涨的革命气焰时，便害怕了。最后终于脱下了“左”派的外衣，露出原来的反动面貌，并与汪精卫勾结一起，在广州市内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员。这个一度曾是全国革命灯塔的城市，而今也为反革命的阴云所笼罩，黑暗代替了光明，全市为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所统治。摆在面前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了共产党人：只有拿起武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否则革命力量必将继续受到残酷摧残。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做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
当时张发奎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陈铭枢部由汕头向广州进军；黄绍竑部在梧州集结，也有进袭广州的模样。张发奎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巩固自己的地盘，决定先对付桂系，然后再对付陈铭枢。于是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把所有的兵力调离广州，开赴肇 庆、梧州一带，与黄绍 作战。同时又把缴了枪的教导团重新武装起来，以防守广州。广州实际上只有教导团及新编成的一个警卫团和一部分警察武装，敌人内部非常空虚。
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广东省委看到这一形势，立即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把各个工人组织统一组成工人赤卫队，并秘密地发给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又通过党的关系把大批党的干部、省港罢工工人，秘密地派进警卫团，使警卫团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十二月七日，“行动委员会”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三日起义。
广州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气焰，引起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注意与警惕，他们得到了我们要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便加紧破坏。在帝国主义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授意下，张发奎匆匆调回了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并准备解散教导团；同时在十日宣布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行动。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
十一日早晨三时左右，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学员，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内的战斗。与此同时，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的目标；警卫团也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武装后宣布起义。仅一个多小时，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即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其他各路起义队伍，也先后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国民党的党政机关。
当天上午，广州第一个工农民主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便在原公安局所在地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立刻颁布了革命政纲，把缴获的武器发给了参加起义的群众。青年学生和妇女组织了宣传队，有的担任了运输、侦察、救护工作。红旗几乎插遍全市，大街小巷挂满了红布横额，墙上写满了工农革命的标语。仅仅几个小时前被反革命阴云所笼罩的广州，现在又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的广州了。
起义头一天，发展非常顺利。傍晚，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以及其他重要据点，都被起义部队占领。黄沙河对岸的石围塘数百农民，联合铁路工人，也占领了广三车站。市郊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响应，占领了乡村。在声势浩大的人民力量面前，敌人恐慌万状。
在广州起义中，又一次证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起义一开始，帝国主义就插手进行干涉。十二日，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又出动了炮舰，沿江向我起义部队挑衅，并不断开炮向我市区轰击，派海军陆战队在沙面长堤一带登陆。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起义开始后不久，总指挥部曾讨论了当前局势，当时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已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帮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已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处在四面包围中的起义部队，虽在各个战线上展开了顽强的还击，反复争夺，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已无法挽救失败的局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经三昼夜英勇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为了挽救革命而奋起领导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有力的反击。资产阶级在叛变革命后，曾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镇压革命,但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的: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广州工人阶级及其他革命群众，在起义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伟大的革命气魄和斗争决心。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子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南昌起义失败后，大革命失败的形势已经确定了，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在此形势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是马上夺取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方式，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革命离开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农民积极参加，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些教训，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被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所认识。我们当时的头脑，还被城市根据地的思想所束缚，对农民的力量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只有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并依据这一原理，指导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如果当时我们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主动地迅速向农村转移，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很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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