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在镇头市呆下去了，因此决定和一个叫李春生的人搭伴去醴陵。他是我职业上的同伴，不是革命同志。我们都穿着雪白的竹布褂裤，撑着漂亮的布伞，提着修钟表的小工具箱。这是一般钟表匠的装束。
镇头市离醴陵县九十里。我们出镇不远，就发现一个农民跟在后面，背着一个布袋，看样子是从镇上买了东西回乡下去的。这人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坐下休息，他也休息，我们走，他也走。
半上午，到了一个名叫石灰嘴的地方。这是一个小集镇，只有十多户店铺。我们休息时，那个农民却没有照例跟着坐下来。一会，另外来了两个农民，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事情，从哪里来，最后用邀请的口气说：
“我们队长请你们去谈谈。”
不久以前，听说石灰嘴搞起了一个红军游击队，但我没有和他们发生过直接联系。当时湘东北党组织为了便于不相识的同志之间必要时的相互联系，规定了一些联络暗号和暗语。我想，既然是红军游击队，凭暗号暗语一定可以沟通关系。于是大胆地同那两个农民去见队长。李春生却害怕起来，两眼望着我，脸色铁青。
走到一个大院子门口，有一个手持梭镖胳臂上戴着红袖章的农民站岗。他望望我和李春生，又向那两个喊我们来的农民眨眨眼睛。再往里走，厅堂里很肃静，只有一个彪形大汉昂头挺胸坐在一张椅子上。那大汉粗眉毛，大眼睛，满腮胡子，黑里透红的脸色，穿一身青布的普通对襟短装，一见我们就指着喝道：
“你你你你们是什、什么人?”
他口吃，说起话来急得眼睛一个劲地眨动。
我把我们的姓名、籍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说了一遍。这当中，有几个人陆陆续续从屋子后面走了出来，也都是穿着老百姓衣服。
“你你你们是是是探、探子。”那大汉又指着我喝道。
凭什么说我们是探子呢?莫不是我们这身装束招惹了注意?我心里嘀咕，嘴上还是从容地回答他：
“报告队长，我们是修钟表的，不是探子。”
“你还还还强辩，我我我们昨天卜、卜、卜了卦，说今、今天有两个探探探子来。” 说罢，转向旁边的人喝道：“绑绑绑起来!”
看见他们真的要绑，我就一面申述，一面用手势做暗号。我张开五指把手一举，他们没有反应；又把衣领向里一折，他们也没有反应；再用食指和拇指做成半个圆圈，还是没有反应。于是我就用暗语问他们“五大洲”是什么，他们答不出；又问“四大将领”是谁，他们也不懂。我心里慌了：这是什么游击队呢?
在我争辩、做手势当中，他们已经把我们绑起来了。大概由于老是我一人讲话，李春生没有做声，他们就把我吊了起来，用大竹片敲打，要我招认是哪里派出的侦探。正是大热天，汗从头上淌下来，汇集到下巴尖上，像流水一样往下淌。李春生两手反绑着站在一旁，只是哀哀地哭泣：“不得了呀!我家里还有娘呀!还有老婆孩子呀!”
我仗着自己有组织关系，态度很强硬，厉声问他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游击队?受哪里领导的?”
“我我我我们是红、红军游击队，我我我我自己领、领导的。”那蛮横的队长暴跳着说。“你们既然是红军游击队，为什么我刚才作许多联络暗号，你们不懂呢?告诉你们，我倒真是个共产党员哩。”
“你你你你还强、强辩! ”那队长大发雷霆， 拿起一把磨得雪亮的铡刀往我脚下一丢：“请请请你直架。”
这是句江湖黑话,意思就是“杀你的头”。我不由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依然强硬地说：“我的头是不容易杀的，我是有组织的。你们要杀，也要等过三天，先派人到上级去查问清楚。”
那队长还要咆哮，旁边有人插进来问我：
“你在这地方认识什么人么?”
我立刻想起有个叫潘绍桃的钟表匠来，他的徒弟是我的师傅。我便说出了他的名字。
这一来，他们就停止了拷打，互相挤了一下眼睛，那位队长就走出去了，其余的人也一个一个跟着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李春生。汗在脸上流着，好像很多虫子在脸上爬着，全身衣服都湿透了。我看看李春生，他似乎比我还难受，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过了一会，有几个人端着三个瓜瓢和饭甑碗筷之类来了。一个瓜瓢里盛着一只鸡，一个瓜瓢里盛着一条鱼，另一个盛着一个猪肘子。他们把我放下来，把李春生的手也解开了，叫我们吃饭。李春生还是哭泣，一点也不吃，我倒吃了个满饱。吃过饭后，又给绑起了，但没吊上。
忽然外面有人吆喝，只见一个农民推着一辆独轮车走来，车子上堆着几个饱鼓鼓的袋子，车子后面跟着好些人。车子一停，有的人就搬起袋子往箩筐里倒，原来是装的白米；另一些人却把那推车子的人按倒在地，用竹片鞭打。那竹片是经过削制的，看得出是特备的刑具。
那推车子的人一面挣扎，一面嚎叫：
“副爷!不要打我呀!我不是土豪呀!我是他家里的长工呀!”
“谁叫你给土豪家做长工?”
“哪个叫你给土豪推车子?”
人们嘈杂地喝骂着。
那人又哀求说，他家里没田，不做长工就没饭吃。又说，土豪家里没有人推得起车子，他要不给推，这米就到不了游击队手中。
可是人们不由分说，毕竟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还用马刀把所有的布袋都砍破了，把车子也劈掉了。
看到这种情况，真是哭不得笑不得。怎么他们是这么一种作风呢？而我，碰上这样一些蛮不讲理的人，又怎么对付呢?这时我才真的纳闷起来。
一会，来了一个人。他说他姓唐，叫唐福仁，堆着满脸笑容向我们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误会了，害你们受了委屈。”
说着，把我们手上的绳子解掉了。
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他，要求派人到浏阳第十六区(中坳)去了解。他满口答应。谈了一会，他走了，还是把我们留在原来的房间。
又过了一会，潘绍桃来了。我想有了熟人该好说话了吧，于是又把我的情况谈了一阵，再度要求游击队派人去了解。
“不要怕，”潘绍桃宽慰我说，“这是个误会，不会把你们怎样的。”他说他也在游击里，他会帮助我把事情弄清楚。
“你们队长姓什么?”我问他。
“姓潘，叫潘虎。”
“这人脾气有点急躁吧?”我又试探着问。
潘绍桃笑笑，轻轻地点了点头：
“是呀，就是有点脾气，人家背地里都叫他潘蛮子哩。”大概他觉得不该说这话，马上改变庄重的口气说：“不过，人可真是好人！又公道，又爽直，胆量又大，说干就干。队里的人也好，老百姓也好，没谁个不敬重他的。”停一停又说：“他要不是这点脾气呀，说不准早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上大官哩。”
“他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呆过?”
“嗯，呆过不少年头哩。”
原来这潘虎以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兵，后来升到连长。他作战非常勇敢，北伐时立过很多功。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分不清是非，还是在那里当连长。后来看见国民党的部队尽做些摧残老百姓的事，他就气愤不过，开了小差。
“他是个文王(文盲)。”潘绍桃继续说：“家里又穷，从部队里一回来，他就自己种田。今年四月，他参加红军游击队当了一名兵。荆坪(属浏阳南乡)一仗，给敌人打散了，他就回来搞这个游击队，真正张旗鸣鼓搞起来还不到一个月哩。”
潘绍桃还告诉我，他们昨天真的卜了卦。那卜卦的人说，三天之内会有两个探子从镇头市那边来，潘队长就马上派人到镇头市去侦察，就是那个背着一个布袋，跟在我们后面走了老半天的人。
与潘绍桃谈过之后，我就放心了，我想，中坳离这里只几十里，他们一定会派人去了解，也许已经去了。等那人一回来，我们不就可以脱身了么！可没料到，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又把我们绑了起来，还牵着绳子要我们出去!为什么还要绑我们呢?这傍晚时分把我们牵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些连送米的长工都要狠狠地打一顿的蛮汉，能保不胡乱杀人么?我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
走出屋外，只见坪子里站着一支双行队伍，约有一百多人，有的荷着梭镖，有的扛着鸟铳，也有拿马刀、铁尺之类的武器的，但没有一支步枪。衣服也是五颜六色，只是胳臂上都有一个红袖章。那位潘虎队长走到队伍前面讲话，结结巴巴地不知道讲些什么，似乎是叫大家守规矩，粗声重气地没说上两三句话就结束道：“没没没什么讲的了。”
我也说不清当时是什么动机，忽然想出去讲几句话，也许是对于他们那种作法所怀的不满逼着我这样做的吧。
“报告队长!我可以向大家讲几句话么?”
潘虎望望我，赌气似地说：
“你你你讲吧。”
于是我向队伍前面走去。那个用绳子牵着我的人，倒像是被我牵着似的。
“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讲。”我大声开始了我的讲话。
全场顿时肃静下来，一双双睁大的眼睛都向我看着。这时我只想趁这个不可再得的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革命道理倾倒出来，而首先想到的是红军三大纪律。一直讲了约摸个把钟头， 听的人连一点咳嗽的声音都没有。
讲完之后，已经暮色沉沉了。队伍向街外开去，我们两个也被牵着跟在后面。起初，由于讲话所产生的兴奋情绪还在支配着我，我没有考虑当前的处境。等走到街外，队伍不向大路走，而折向通往山上的一条小道时，我又紧张起来了。山道又陡又狭，两旁的树木把黄昏时微弱的余光又遮去了一半，阴森森中只听得一百多人的脚步声悉刷悉刷作响，不由使人毛发都竖了起来。我想，我刚从敌人的虎口里逃出来，要是给游击队杀了的话，那才真是“冤哉枉也”。
翻过山顶来到一个山窝，这里有一小片比较平坦的地方，队伍忽然停住了。潘虎向我面前一站，粗声地问：
“你你你还有什么话、话讲吗?”
我以为是问我临刑的遗言，就说：
“别的话没有，你把我杀了可不要说我是反革命。还有，请通知我父亲，请他来一下，你们不要打他，他是老实人。我身上还有十几块钱，请你交给我父亲。”
没有回答，也没有解释，队伍又往前进。走到一个很小的破屋子面前停下，潘虎又对大家讲话，他要大家早些睡觉，晚上要肃静，还问派了哪些人放哨……
他们原来是上山宿营，而不是来杀我们的，我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我推想，他们是由于武力薄弱，晚上怕被敌人包围，不敢停在镇上，所以到山上来宿营。但为什么一定要用绳子牵着我们走呢?为什么不把上山宿营这事告诉我们而要使我们受这场虚惊呢?既然已经 承认抓错了，而且还向我们道过歉，为什么不放我们走呢?碰到这些人真是无可奈何!我在心里叹了一口长气。
我们被指定在一个房子里睡觉。手上的绳子解掉了，但横挡着门口支起了一个临时的床铺，有两个人睡在上面看守着我们。
大概到了半夜时分，他们又来问我的口供。桌子上点着一盏桐油灯，潘虎和五六个人围坐着。
起初他们问我个人的情况，后来又问到有关革命形势的一些问题和镇头市敌驻军的动静。开始时用的是审讯的口吻，慢慢就变成研究、商讨式的谈话了。潘虎一直很少做声。谈了好一会之后，他忽然向我命令道：
“你你你就在我们这这这里搞事吧!”
看见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又补充道：
“你不不不要走，就就就在我们这这里搞事。”
原来他是要我参加他们的游击队。
“那不能啦，队长。”我说，“我是有工作的，组织上分配了我的工作。”
“那你就就就是探子!”潘虎用手向我一指，厉声说。其余的人也跟着威逼我。
没有办法，我只好另找理由拒绝他们。
“你们这里的事我搞不来，你们不是革命，是胡闹。”
话一出口,我自己也吃了一惊，以为一定会激怒这位暴躁的队长的。可是他却没有生气，只是诧异地问：
“怎怎怎么是胡闹呢?”
于是我从殴打送米的长工这件事上指出他们许多错误，说明了党的政策，告诉他们以后应该怎么办。
潘虎睁着那双大眼睛，静静地听着。其余的人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好像在说：“原来是这样啊!”
我的话一停，潘虎就马上接着说：
“就就就照你你你说的办。你你你来当政委。”
“我当政委?”
“嗯。”
我连忙摇头：
“不行，不行，我没有这份能力。”
“你你你是党党员嘛。”出乎意外，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那样平和。
“你们要政委，”我说，“为什么不要求组织上派一个来呢?”
潘虎显得有些尴尬：
“我我我是自、自己竖杆子的。”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不是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而是自发地组织起来的。
“怪不得，你们还迷信，还卜卦。”
“卜卦怎怎怎么不可以呢?孔孔孔明、刘刘刘伯温也卜卜卜卦哩。”
我不觉好笑起来，我说：
“要我当政委的话，那你就得服从我啦。”
“我服服服从你。”潘虎诚恳地表示。
从被他们抓住起，我一直恼恨这个队长，因为他蛮不讲理地折磨了我大半天。可是这时我却忽然觉得他可爱起来。我想，像潘虎这样的人，以及他周围的那些人，都是革命的基本群众，都是应该争取的，而我既然碰上了他们，就更有责任把他们争取到党的旗帜下面来，何况他们还自动要求党的领导，于是我说：
“好吧，我就留下。”
随着我的话声的停落，我第一次看见这位粗眉大眼的队长像个孩子似的得意地笑了。
第二天，我们就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潘虎的游击队由浏阳县第十六区领导，潘虎任队长，我任政委。当年七月，十六区把全区的游击队合并起来，改编为赤卫队第十六团，我任团军需长，潘虎任副团长兼特务连连长。这特务连是全团的主力。全团只有二十支步枪，全部编在这个连里，因为十六区当时只有潘虎一个人懂得一些军事。十月，浏阳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个区的赤卫队又合编为赤卫第五师，又把全师的枪支集中在特务连里由潘虎掌握，我就改任师政委。潘虎对党非常忠诚，执行党的任务非常坚决；党对他也特别加以培养。不久，他就入党了。这年冬，潘虎护送新兵到湘东南去充实红军主力，在江西萍乡的泸溪和宣风之间遇上敌人。他奋勇迎击，不幸阵亡。当他牺牲的消息传到十六区区委会时，区委会的同志没有一个不痛哭失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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