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三月的一天，我们由长寿街转移到浏阳的芦洞宿营。第二天清早，部队正在吃早饭，突然受到敌人的袭击，我急忙集合部队抢占了芦洞东侧的高地，掩护大队转移。敌人来势汹汹，我们经过数次反击才将敌人压下去。
我正在指挥部队战斗，通信员陈梓突然喊叫起来：
“咳!中队长你挂彩啦!”
“在哪里?”
“看你右腿上流的血!”他指着我的右腿说。
我漫不经心地用手一摸，觉得热乎乎的，低头一看，见裤子被穿了两个洞，一颗子弹戳穿了我右腿的上盘骨，奇怪的是我当时竟没有觉到丝毫的疼痛。
这时，大队部已经上了山，四中队也展开了。大队长命令我们要在四中队掩护之下，迅速地沿着右侧的一条山路，翻过连云山，向浏阳方向转移。
当时部队既没有医疗器材，也没有医务人员，通信员解下绑带来扎住我的伤口，两个战士搀扶着我，血没有止住，顺着上胯骨只是流，每走一步，路上就印下一个血脚印，伤口也渐渐疼得厉害了。当时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翻了由芦洞到浏阳五区约三十里路的一座大山。直到下山以后，战士们才找到两根竹竿和一把靠背椅子，绑成一副担架把我抬到了宿营地，这时我已经筋疲力竭了。
当时敌情十分紧张，驻地近处的古港镇就驻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挨户团”，我们部队当晚必须转移。由于我的伤势很重，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来就地休养。队党代表找到地方党的关系，通过秘密的农民协会，将我寄留在五区赵家冲一位姓刘的老板家里。虽然队上派了通信员陈梓留下照顾我，地方组织和农民群众对我也十分关心，但因骤然离开部队，总觉得有些孤独之感。
部队先天晚上转移，第二天拂晓驻古港镇的敌人就到这山冲来了。刘家老板当即悄悄地把我背到村子的后山，藏在一个草堆里。这时我的伤口仍不断的出血，疼痛、饥渴和过度的疲劳使我整整一天都处在昏迷状态。敌人在几个村子里一直搜查了大半天才走。我在群众的掩护下未被敌人发现。当刘家老板背我回家的时候，老板娘正在熬稀粥和泡姜汤等着我。
当晚，农会的委员长来了，他姓李，看过我的伤口之后，说可以用草药治疗。老板娘从自己的棉被中撕出一片片的旧棉絮给我擦洗伤口，李同志在伤口上撒了一层草药末。到第三天，伤口的血便止住了，疼痛也较前轻了一些。
赵家冲是一个绿色的山冲，到处都是茂密的竹林，有手工造纸业，来这里劈竹麻造纸的大都是古港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当时竹林中已遍地嫩笋，正是造纸业繁忙的季节，冲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因此李同志一再嘱咐我要注意隐蔽；他给我治伤所用的草药，也都是由他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到古港镇去买来的，这样可以不致引起坏人的注意。
在群众小心谨慎的掩护之下，我竟能在距敌人咫尺的赵家冲平安无事地休息了好几天。等到刘老板建议我转移到另一个村子去的时候，我的伤口已有好转，精神和体力也比以前好一些了。
那天黄昏，刘老板扶我上了担架，老板娘把一块猪肉和一些鸡蛋塞在我的身边。乡亲们对我的热爱，使我十分感激。担架出门后，沿着山间小道，拐了几个弯，约摸走了三五里路，便到了我休养的第二个村子。
房东是农民协会的会员，也姓刘，是一个单身老汉。我到此地之后，仍用李同志的草药敷治伤口，不久，我就能够扶着陈梓在院子里散步了。当然，这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我还是一直在刘老汉的小楼上隐藏着。
一天黄昏，我突然感到闷热难熬，想到我来此地住的日子已经很久了，难免有些风声传出去。据农会同志得到的情报，敌人要来搜山，我立刻警惕起来。于是让陈梓同志告诉老人家，我不能在这里住了，要换个地方，想立刻就走。
当天晚上，刘老汉在取得农会同意后，便向农会要来担架，连夜把我送到西山鸡婆尖山脚下的一位唐老板家住下来。
第二天早上，山村还笼在晨雾里，忽然刘老汉面带惊惶的神色跑来了。他一见我就惊喜地说：
“彭队长，好险哪!你可万幸呀!你不该死啊!”
老汉告诉我，昨晚我刚离开他家不到一顿饭的时间，敌人就突然围了他们村子，声言要抓“挂了彩的游击队长”。老汉撒个谎说：“他在前三天就走了。”敌人哪里肯信，立刻动手搜寻。幸而我临走时陈梓已经拆了床铺，消除了痕迹，敌人什么也没搜到，就向老汉问我的下落。老汉又撒个谎说：“上了第一区啦１敌人气冲冲地把老汉推了一掌，踢了一脚，抢了三只鸡就走了。
我当即抱歉地向老汉说：“唉!连累你老人家受惊了!”老汉说：“彭队长，你这样说就见外了，你挂彩还不是为了我们穷人，只要你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老汉临走时，又再一次地重复说：
“你真是好运气，你不该死啊!”
老人家那种诚挚的感情使我非常感动，但是我却认为依靠群众的帮助和依靠革命警惕性，比依靠“运气”要保险得多。从此以后，农会的同志们也警惕起来，夜晚在冲口放了隐蔽哨，经常注视着古港镇敌人的行动。
一天深夜，放哨的农协会员报告说，敌人又进冲来了。接着，冲里的狗狂吠起来。可巧在这个时候，陈梓突然生了病，疼得他两手抱着肚子直叫喊。窗外的犬吠声越来越近，而陈梓又大声地呻吟着，弄得我一时没了主意。正在这时候，房东唐老板进来了，他首先安慰陈梓不要叫喊，并把他藏在床铺底下；然后背起我出了后门，摸黑穿过了竹林，最后把我安置在山上的一个石洞里，嘱咐了几句，他就又回村照顾陈梓去了。
我躺在石洞里的柴草上，侧耳倾听着山下村子里嘈杂的吵闹声，中间夹着砰砰的几声冷枪。这时我既耽心陈梓的安全，又顾虑会连累唐老板和农会的同志们，一时真是提心吊胆，坐卧不安。
直到中午时分，才望见唐老板一个人溜上山来。他给我送来茶饭，并告诉我陈梓很安全，敌人虽然到处乱找“挂了彩的游击队长”，但并没有到唐老板家搜查。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浏阳第五区党组织认为我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不宜再在这个山冲住下去。于是，在一个星斗满天的晚上，我又在赵家冲农民协会的帮助之下，转移到第一区的营和洞。
这段经历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着那个竹林连绵的绿色山冲，思念着住在这个美丽的绿色山冲里的红色农民们，特别是思念着那些曾经冒着毁家丧身的危险而掩护我的老农协会员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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