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来，要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分兵向湖南的敌人进攻。党的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省委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同志就是极力反对这种错误主张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正是统治阶级内部暂时稳定时期，不应该采取在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时期的政策。可是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却不顾联席会议的正确决议，趁毛泽东同志远在永新的时候，跑到在酃县一带的红军大队进行活动。这时，由宜章起义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的一些干部和战士，想返回湘南家乡；而二十八团却想去赣南，也不想返回井冈山根据地。杜修经、杨开明就利用了二十九团的这种家乡观念，鼓动他们向湘南冒进。
于是，红四军大队就在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了。二十九团在前，朱军长率特务营和二十八团跟进。当时，我在特务营三连当战士。
七月二十四日，走到郴州城东十来里路的地方，碰上了敌范石生部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我们让在道旁，看着二十八团的同志跑上去。有些老兵一面跑，一面就讲怪话：“……哼!二十九团整天喊：打回去，打回去，真打了，还是得我们来!……”
二十八团上去，很快把正面敌人打垮了，冲出一条道路来，直奔郴州城。城里只有敌人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不顶打，中午十二点钟左右我们就把守敌歼灭，进了郴州。
敌人补充师的装备很齐全，崭新的水壶、饭包等用品扔的到处都是。那时我们部队虽然群众纪律不错，但战场纪律却不大好，特别是二十九团的一些同志，农民意识严重，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捡，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直到朱军长进城，才制止了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并派特务营在各仓库放了岗。
天快黑的时候，忽然听到城北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传令兵传来了命令：准备出发。接着枪炮声越来越紧，守卫城北的部队也垮下来了。原来敌军有两个师共五六个团，驻扎在城外，当我们打进城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遭到很大打击，尤其城北敌人的四个团根本没有动着，现在都向我们反攻了。
这时，街上到处是人，乱成一团。部队仓促集合，乱哄哄地向东门转移。东门外就是耒水，河上有一座大桥，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二十八团、军部和特务营都过来了。二十九团大部分还没有过桥，就被敌人插断了。
我们特务营是在后面过桥的，和敌人隔河打了一阵。当时我又紧张、又难过。难过的是部队吃了败仗，又和我哥哥失散了。我哥哥杨得麒比我大五岁。我俩一道参加红军，后来又编到一个连里，他在一排三班当班长。这次被冲散到二十九团去了。后来听说二十九团被打散后，并没有积极找大队主力，却自由行动，沿耒水西岸跑回宜章家乡去了，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了，一部分散在郴宜各地，军部只收集了一小部分。
部队离开郴州，连夜向东进。走到汝城(桂阳)北面，进行了整编，军部特务营和二十九团的一部都编到二十八团，我被编到三营九连。二十八团原有一千九百多人，这次虽然遭受了失败，整编后人数仍然不少。只是当时天气炎热，部队连续行军，加上又远离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支援，经常吃不上饭。记得在汝城以西，有一天，整整一天没停脚，没吃一点东西。这样连打带拖，部队情绪便不大好，讲怪话的也有了。
东进中，二营率团部的炮兵连担任前卫，早走一天。两天后，忽然听说二营营长袁崇全带着部队叛变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十分气愤。我心想；这才叫倒霉!两个团零一个营，打得剩了一个团，现在又有两个连去干反革命。我们郑营长更是气得要命。经他一讲，我们才知道，袁崇全这家伙早就阴谋叛变，只是没有找到机会。例如在郴州城战斗的时候，他就很消极。三营在城北面迎击敌人，二营集中在北门外马路上停着。当时敌人攻得很紧，郑营长派人通知袁崇全，要求他支援。袁崇全却说：“哼，你是营长，我也是营长，你凭什么指挥我?”故意按兵不动，结果一、三营支持不住，这也是郴州战斗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次他趁部队情绪不够稳定时，竟骗大家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郑营长气得眼睛通红，说：“……这狗东西，无论跑到哪里，都要把他抓回来!”
当天上级就命令我们三营先出发，前去追赶二营。追了一天，没追上，就停下来了。等到军部和一营上来以后又向东进，中途碰到白军第八军，打了一仗。这期间，二营许多同志发觉袁崇全叛变了，纷纷逃跑回来归队，最后只剩第五连和炮兵连继续被他胁迫着向江西崇义逃去。
八月十八日，部队占领桂东县。有一天，连党代表讲话，说：毛党代表带着三十一团的一个营从井冈山来接我们了。听说毛党代表到这里来很不容易，沿路几次遇到敌人，打了几仗，最后一次，部队被冲成两截，他只带着几十个人，击退围追的敌人，终于找到我们。毛党代表也带来了井冈山人民的期望，他们天天打听二十八团哪里去了，盼望我们快些回去。
原来毛泽东同志得悉郴州失败，并且知道了二十八团中有人不愿回井冈山，为了使部队团结、集中，避免继续分散被各个击破，他特地赶来，向主张分兵的人说明利害，以便把部队带回井冈山。这件事使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坚持正确的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的精神是十分伟大的。
部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取道崇义、上犹，向井冈山进发。有一天，我们班担任尖兵，枪上上着刺刀走在最前面。路上碰到一位老乡，我问他：“老板，前面有队伍没有?”
“有。”老乡毫不迟疑地回答。
“离这里多远?”
“十五里路。”
“是什么样的队伍?”
“三天以前和你们一样，打的是红旗；现在换了，在红旗上面加了蓝布白星。”
我一听，估计可能是二营，心想，袁崇全这家伙干反革命是铁了心了，走了七八天，连旗子也换了。班长一面叫我原地监视，一面派人向上级报告。
过了一会，我们全营都上来了，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同志带着警卫排也来了。王参谋长命令我们原地停止，他自己带起警卫排径直往老乡说的那个镇子走去。
这时已是黄昏，我们都注意着参谋长去的方向。约摸一个多钟点以后，听见一两声枪响。停了一会，又听见几声枪响，就没有动静了。
后来听警卫排的同志说，他们一走进镇子，哨兵打了两枪。王尔琢同志当即喊：“不要打，我是你们团长，来叫你们回去!”因为王参谋长时常给部队讲话，哨兵听得出声音，便没再开枪，但二营队伍听到枪声就乱起来。当时天已黑了，王参谋长进了街，边走边喊：“同志们别怕!我是王尔琢，来接你们回去。”“同志们，快回来革命吧!”混乱渐渐平息下来。这时，叛徒袁崇全正在打麻将。听到王参谋长的声音，提起两支驳壳枪，顶上红子就冲出来，迎面撞上王参谋长。他两支枪一齐开火，把参谋长打倒，和叛变的党代表两个人跑到村头，又把放哨的一个班骗了去。经过一场斗争，被叛徒胁迫去的最后两个连终于也被争取回来了，但王尔琢同志却当场牺牲了。
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我们接到命令继续前进。经过这个镇子，看见路边放着一具尸体，上面蒙着一条被单。当我们知道这就是敬爱的参谋长的时候，心里十分难过，很多同志都哭了。王尔琢同志是参加南昌起义的。后来和朱德、陈毅同志一道把起义军的一部带上井冈山。他很年轻，打仗勇敢，在部队中威信很高，现在却牺牲在叛徒的手里。我们怀着悲痛和愤怒的心情，从烈士遗体边走过。不久，朱军长也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同志的遗体前站了很久。
二营部队很快整编好了。我们掩埋了王尔琢同志的遗体，怀着对这次行动失败的悲痛心情，跟着毛党代表和朱军长回到了井冈山根据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敌人趁我们冒进湘南、根据地空虚的机会，把我平原地区全部占去。幸好毛党代表布置三十一团一营守卫井冈山中心根据地，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才使根据地没有完全丧失。这时，我们都更深刻地体会到错误的领导带给革命的损害是多么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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