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至成回忆红军优待俘虏的效果

Admin 发表于2016-05-04 18:54:53
我们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与秋收起义的部队合编成红四军。当时上级宣布了一些政策、纪律和指示,我们都感到非常新鲜。别的不谈,单拿对待俘虏的事来说吧,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当时听来,不仅新鲜,简直令人百思不解:俘虏,不管怎么说也是“阶下囚”,怎能待为“座上客”呢?
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那时红军的成员,不是暴动的农民,就是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官兵。农民,在家里受尽了地主豪绅的压榨和迫害,“四·一二”后又有许多亲人被残杀,他们在战场上见了敌人,就想报仇雪恨。从旧军队来的官兵呢,过去打仗抓了俘虏,搜腰包,发洋财,开口骂几句,伸手打两下,那是家常便饭。当时很多人都怀疑宽待俘虏的做法。
不久,我们的部队去攻打永新。敌人是杨池生部,战斗力不弱。在永新外围,我们和敌前锋营遭遇。由于我们处于绝对优势,战斗展开不久,敌人就招架不住,开始动摇了。这时,敌人的一个军官拿着驳壳枪,对准了士兵发疯似地大喊:“他妈的,给我顶住,不许跑 !” “小心别当俘虏,共产党抓住你们要剥皮抽筋的!在他的威胁下,白军士兵又拚命顽抗,死不缴枪。可是他们哪里挡得住我们的冲杀。不一会,敌人溃逃了。我们捉了不少俘虏。
当时我是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我想检查一下部队执行俘虏政策的情况,便怀着好奇的心情向俘虏们走去。
战士们围着俘虏,个个虎视眈眈。俘虏呢,哆哆嗦嗦挤在一角,脸色灰白,双眼失神,流露出绝望的神情。我便对他们说:
“不要怕,保证你们生命安全,一根汗毛也不动你们的!”
他们呆呆地转转头,你看我,我看你,没什么反应。这时,我发现有个大个白军士兵,佝偻着身子藏在后边,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还掉了一只袖筒。看了他那副样子,我想起刚才拚刺刀时有个死不缴枪的白军士兵很像是他,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他浑身一抖,脸抽搐得几乎变了形,上牙磕着下牙,十分艰难地回答:
“姓曹……叫……叫曹福海。”
“刚才是你吧?几个人才把你拖住。”
“长官,不不不是我!”
“怎么不是你,看,我的手都被你抓破了,还想抵赖。”一个战士在旁边插嘴。
这句话像宣布了他的死刑。他苦苦哀求:“长官,积德呀,一家老小全靠我呢,饶了我一条命,就是救了我全家。”
从谈话中,了解到曹福海也是个受剥削的农民,是被国民党抓出来当兵的。于是我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一提起参加红军,他又害怕了,又是什么“长官积德”啦,“饶了我就是救了我全家”啦。我再问别人,也是如此,大都不愿意当红军。
说实话,那时候我对究竟能否争取俘虏也是怀疑的。既然争取无效,我就派人把他们送到团里去处理。
团里对他们照顾十分周到。尽管我们生活很艰苦,药品也很缺乏,但还是让他们住得舒适,吃得好,带伤的还一律给以治疗。临释放他们那天,团里又开了个欢送会。会上,团首长向他们说明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放下武器就是兄弟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之后,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如果仍旧当白军,再和红军打仗,枪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兄弟。
散会后,又按规定,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的路费,还给每人发了一些简明通俗的传单。记得传单的内容是:“白军弟兄们,不要给地主资本家卖命。你们流血牺牲,家里照旧受穷。” “参加红军吧,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不骂,经济公开。”等等。发完东西,我们敲起锣鼓,高喊口号,把他们送出很远。重伤的还派农民自卫队用担架抬着。俘虏们深受感动,有人痛哭失声,拍着大腿说:“以后打仗再碰红军一根汗毛,我就不是人!”有的看着手里的银元,嘴里不住地骂:“哼,‘剥皮抽筋’,简直是放屁!”
看了这些情景,我心里一动,脑袋也开窍了。这样处理俘虏果然有好处!这些人如果回到白军里,不是我们很好的宣传员吗?能彻底揭穿红军“剥皮抽筋”的那派胡言,使白军士兵今后打起仗来不再像曹福海那样拚命,打败敌人就更容易了。
但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这样顺当。那年六月,江西的杨池生、杨如轩部向井冈山进犯。我们在老七溪岭阻击。敌人出动两个师,装备良好,训练有素。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把敌人打垮,俘敌几百。战斗打得很残酷,战友们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我们心里又沉痛又气愤。有人指着俘虏的鼻子说:
“这回一个不放,放回去还当反动派!”
“消灭一个少一个!”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上级发觉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绪。记得好像是在这时候,毛党代表给部队讲话,再次强调俘虏政策。他说: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不是地主豪绅,你杀了他,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抓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越要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账不是很好算?最后,他笑着问大家:放好,还是杀好呢?
这样一说,大家心平气和了,心里也亮堂了。
整整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把这些俘虏处理完。全军上下,人人动口动手,工作做得比上次更加细致周到,甚至连敌人的尸体都用棺材装好,写上姓名和战死地点送了回去。我想,这几百人一回去,杨池生、杨如轩的部队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我们的“宣传员”了。再打仗将会怎样呢,等着瞧吧!
秋天,敌人又向我进犯。战斗只打了半天,许多白军士兵纷纷缴枪,其余的溃散了。
说来也巧,在俘虏群中我又看到了曹福海。这回他穿戴得整整齐齐,不像上次那样狼狈了,也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只是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我问:“又来啦?”
他嘿嘿地笑了两声,样子蛮憨厚。
“怎么没回家呢?”
“家在云南,怎么回去啊?”
“还是当红军吧,打倒反动派再回家!”
这时连党代表也插嘴,小司号兵也帮腔。可是,曹福海向四周看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
“还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打了两枪,还是朝天上放的。”
也许是他看到我们穿的破破烂烂,拿的是杂牌枪,甚至还有许多梭镖,不相信红军真能把反动派打倒吧?那时根据地很小,部队也只有几个团,装备低劣,生活艰苦,一个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影响很深的白军士兵,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一回不行两回,既然他对红军还有疑虑,不愿留下,我们就又发给他路费,开好路条,热情地把他送走了。
不久,敌人又向我根据地进攻,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过来。
战斗结束后,二营的同志对我说:“有人找你。”
“谁呀?”
“俘虏,他说一定要找你。”
不打不成交,倒是真的打出交情来了。可是,究竟是谁呢?我正想着,通信员把那个俘虏带来了。原来又是曹福海。他看出是我,就晃着高大的身躯跑上来,满脸得意地说:“这回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来十几个弟兄。”本来很憨厚的人,现在显得很活跃。再看他身后,直溜溜地站着十四五个白军士兵,他们和曹福海一样,一个个面带笑容,毫不拘束。
这事出乎我意料,但一想起毛党代表的讲话,又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我很高兴,便脱口说了句笑话:“怎么,不怕剥皮抽筋吗?”
他们哄的一声开心地笑了。有的说:“谁听那些狗屁!我们早听说了,你们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气!”
我问曹福海:“你呢,怎么想通的?”
曹福海叹了一口长气:“唉!早先我常这样想,忍着吧,家里困难,每月多少有几块饷钱,给家寄去兴许顶点事。谁知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这个捐那个税的,当了几年兵,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说到这里,他摇摇头,“我左琢磨右琢磨,觉着还是你们说得对,大权在地主老财手里攥着,穷人就别想过好日子……”
是啊,真理是不能蒙蔽的。
我们把这事向上级报告后,便把他们编到班里。和白军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艰苦得很。每月的津贴很少,每天只吃五分钱的伙食。快到冬天了,身上还只穿着两件单衣。但是我们有政治教育,有民主制度,官兵一律平等。加上废除了体罚和繁琐的礼节,民主选出的士兵委员会又按着群众的意见管理生活,使从白军过来的士兵真正感到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是一个人,在白军里是懦夫,到红军里就变成了勇士。同是一个人,在白军里似乎愚昧无知,到红军里就成为能说会道、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战士。曹福海表现得尤其突出,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了排长。可惜,他在大庾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以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战斗十分频繁,俘虏也增多了。我们一直认真地执行着毛党代表制定的俘虏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从政治上瓦解了敌军,同时也争取了大量白军投入红军,壮大了自己。红军的影响,越来越扩大,白军成连成营地拖枪过来。有些今天过来,明天就投入战斗,表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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