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上旬，应湘南特委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师长，率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一团作为左翼，揳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一千人，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键的部队，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阻挡北犯的粤军，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的暴动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了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去，向南撤逃。我们跟踪追击，向南直追到接近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主力，朝我们压迫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逼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 陈毅同志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郴州撤出时，正是我们打滁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阻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祜涛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祜涛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回衡阳去。杨祜涛说： “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 “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回来的时候，陈毅同志和我并马缓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不幸的预感、无能为力的自疚，在我们心头起伏。
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就这样损失了，这是在游击战争初期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我们回到彭公庙，就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他带队伍在后面掩护，并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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