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初，毛泽东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坑，消灭了肖家璧的反动民团，乘胜占领了遂川城，迎来了井冈山第一个胜利的春天。我从粤北联系南昌起义部队返回不久，一天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向我说：“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我问： “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笑笑说：“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听说要我自己上山，心里真有几分犹豫。王佐是井冈山上的一支武装，他和袁文才，一文一武，是土客籍的两个领袖，如今虽然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反抗旧势力，但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纯粹是靠着封建的红帮关系维持他们的内部，完全是闯江湖的一套。我单独一人，怎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呢?
“不要怕。”毛泽东同志看出我有顾虑，便鼓励我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参谋长张子清同志在一旁说：“毛委员的意思要迅速改造这支部队。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如果山上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后顾之忧。毛委员已经直接做了许多工作，宁冈县委也跟袁文才谈妥了。你去吧，只要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去做，一定成功。”
毛泽东同志给了我许多指示，他特别强调指出，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毛泽东同志常说的一句话)，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
我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着他亲笔写给王佐的信，背起一个小包袱就出发了。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一座高峰，方圆五百五十里。周围有七个县，十五个市镇，山上有一片平地和许多梯田，王佐带领一支队伍，就住在山区的中心——茨坪；袁文才带领一支队伍住茅坪。他们一个山上，一个山下，把守了通向井冈山的七条道路，特别是五大哨口。
工农革命军开始进入井冈山地区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不了解，有戒心，不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在古城会议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这种思想，强调指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的武装。为此便通过地方党的关系，对王佐、袁文才进行了说服教育，并且送给了他们一些枪弹。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王、袁是早已熟悉了的。因此我上得山来，一说是毛委员派来的，王佐便以宾客相待。
王佐这人，只有三十来岁。身个不高，白面胖胖的，两条眉毛浓黑，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挎一支新式的驳壳枪。他有一身的好武艺。听说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了，他拿着一条板凳，就打出了重围，然后摸过一根竹竿，嗖地一下，跳上了房顶。他原来是文盲，这时已能读一般的文件了。他读了毛泽东同志写的信，连声叫道：
“好，好!欢迎，欢迎!”
说了一会话，王佐便命人摆酒设筵，说要为毛委员派来的人接风。
他们的生活作风，颇像当年的绿林好汉，大碗饮酒，大块吃肉。虽是靠山为营，但吃的都是山珍海味。饮酒中王佐盘开了我的“家底”。毛泽东同志曾嘱咐过，说他们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这条原则，我毫不掩饰地讲了自己的出身、经历。
王佐听了面带笑容。看来他对我坦率的回答颇为满意，随即也将他自己的出身、经历说了一番。最后感慨地说：“我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当过裁缝，种过田；因不堪地主豪绅的压迫，才起来闹革命。”接着他谈起几年的战斗生活，谈到他的劲敌尹道一。
尹道一，是井冈山七县反动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王佐和他打了多年，结下了血海深仇。这支反动武装，也是我们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大障碍。听得王佐一说，我便应道：我们一定想法把尹道一收拾掉，把七县的地主武装民团肃清，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第二天，王佐集合队伍，当众宣布说：“弟兄们！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发展我们的事业……”他的言词流利，富有鼓动性。
王佐手下约有四五百士兵，多是土籍人。他们实行季节性和临时雇佣性的兵役制。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揭竿而起。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善爬山。听人说，他们下得山去，若是被打散了，便会自动地跑回山来。这些士兵对我的来到，也无敌意，这就使我增强了信心。
可是，事情要比预料的困难得多。当时王佐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想靠近我们，但又怕我们拆他的台。因此戒心很重，故意说，在司令部不方便，便把我安置在离他一里路之外的一处小房里。并且派了一个颇不简单的“勤务兵”照顾我，采劝敬而远之”的态度。王佐还特别对我说：“你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这话，听起来客气，实际上，是给我的警告：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
我没有来以前，他们摆香堂、拜把子是公开的活动。我来以后，因为知道我们党反对这些，他们就瞒着我搞。最初几天，我也很小心谨慎，只要他们不让我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他们开会、宴客不请我参加，我就当做不知道。
我每天吃罢饭，就看看书。看倦了，就出门散散步，看看山上的景色。站在门前的山峰上，向四处望去：山峦巍峨，古木参天，绿竹满目。再远处：东有秦岭帐，西有金狮面，南有金竹山，北有旗锣垇，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崴嵬险峻的井冈山，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发展壮大的好地方!可是，眼下有个王佐在此，要争取他，不知道要做多少工作，“既不能缓，又不能急”，这是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原则，每当想到这句话，心里总是很着急。
为了消除王佐对我的戒心，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去坐坐，有时还帮他办些家务事，趁机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宣传些革命道理。王佐对我到他家里去并不反感，认为我这人“爱朋友”、“讲交情”。这就开了方便之门。我便通过他的家属，对他做了些宣传工作。渐渐地，王佐也主动来接近我了。
王佐有三个心腹朋友，一是袁文才，二是刁飞林，三是李克昌。他有什么大事，总是和这些人商量。而经常在他身边的，又是刁、李二人。他们是王佐的左右二将。这两个人性情豪爽，重义气，颇易接近。当我发现这个门路后，又主动地和他们接近，找他们谈心，很快就搞熟了。谁想，有一天刁飞林突然提出要和我“饮鸡血酒”。
这事就使我为难了。饮鸡血酒，就是磕头结拜。不答应，怕伤了他的情面；答应了，显然是有害的。我经过慎重考虑，便婉言暂时推开了。
原先王佐最担心的是怕我会拆他的台。过了一个时期，他见我没有拆台的意思，又加上他母亲、刁飞林等人从中说了些好话，疑心便渐渐消退了。有一天，他来和我商量收拾尹道一的办法。
尹道一一向很轻视王佐，他仗着人多势大，每次和王佐打仗，总是穷追一气。当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建议王佐，设法把尹道一引上来，选择一个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
王佐听了，两眼眨眨转了几转，两手一拍叫道：“着!此计甚妙。不把这个贼子灭子，我决不甘心!”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行动计划，在一个夜晚，率领部队下了山。
尹道一的司令部，驻扎在永新县东乡的拿山，从那里到茨坪，中间要经过一个险要的山垇，叫旗锣垇。据说，从前井冈山出过一个翰林，这里是举旗鸣锣接翰林的地方。我们估计，尹道一不追便罢，要追，一定经过此地。因此，我和刁飞林带一个连埋伏在这里，王佐和李克昌带一支人马赶到尹道一所在地拿山。他们拂晓打响，天一亮回头便跑。尹道一不知是计，带领民团，猛追出来。
天将中午，他们追到了旗锣垇。先头部队追上了山，尹道一的指挥部驻下吃饭休息
我们埋伏的部队看见尹道一上了圈套，一个猛冲，打了下去。他们有的在吃饭，有的把枪放在一边睡觉，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着，顿时慌作一团，纷纷四处奔逃。尹道一当场被打死。刁飞林把他的头颅斩下，用包袱包好，收拾了胜利品，便收兵回山。
到了山上，天已大黑。消息早有人报给了王佐。他连声问道：“真的把贼子除了?”
“请看这是什么!”刁飞林展开包袱，把尹道一的头抛在地上。
王佐端过灯一看，拍着手大叫道：“着!就是这个贼子，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说罢便令人摆酒设筵，庆祝胜利。
这一夜，山上灯火通宵不熄，如同过年一般。王佐喝了个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我面前，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
其实，这个小伏击战，对我们工农革命军每个指挥员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这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基本作战方法，但在王佐的眼里，却是了不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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