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前后，毛委员由于长途跋涉，脚被草鞋磨坏，脚背上烂了一个洞，一直没有痊愈，因此未能随军去茶陵，留在井冈山上一面养伤，一面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和进行革命战争。他对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做了许多工作；并向中共宁冈县委书记以及被敌人赶到井冈山上来避难的中共永新县委的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把土、客籍的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经过调查研究，他还对开展地方工作作了许多指示。毛委员还利用一切空隙时间，阅读了很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书籍。我们连回到井冈山以后，毛委员经常深入到我们连队里，和战士们一起交谈。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他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都会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我们领会毛委员的意思，是鼓励我们学习本事练好兵，积极壮大革命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总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创造和扩大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宏伟蓝图，已经在毛委员的头脑中形成了。
毛委员待脚背上的创口略有好转，后方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安置，当即决定下山，赶上红军大队，抓住时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
记得是十二月的一天，毛委员亲自找我谈话，说他要下山到茶陵去赶大队，要我负责护送。能够和毛委员在一起，而且是到前方去，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当即带了袁营长派的一个班战士，随毛委员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毛泽覃等同志。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路，夜宿茶陵县境坑口圩。这里的农会已经成立，我们进村时，农民们正在开会，分土豪的东西。我们为了保密，加上经过一天的徒步行军，确实有些累了，没有过多地打听消息，便找地方住下来。
次日，估计当天可以赶到茶陵城，就决定让护送毛委员的一班战士回井冈山归队。我们一行八九人，赶到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就听到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重机枪和步枪声。我们摸不清情况，便一边向沿途放哨的农民赤卫队询问，一边继续前进。夜降临了，我们既没有夜间通信联络的信号，又不知道部队的口令，更不知道茶陵城打了一天仗，情况究竟有何变化，不好轻易乱闯。因此，毛委员决定在茶陵东南五六里地的小村子里暂且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去打听消息，探明情况。
吃过晚饭，我们准备休息了。毛委员对大家说，赤卫队派人去城边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他们虽然在村子周围放了哨，我们还是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几个人最好轮流放哨。大家立刻商议轮流放哨的次序和时间，毛委员把他自己和我两个人安排在最困的下半夜到拂晓这段时间，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夜已深了。枪声逐渐稀落、疏远。根据傍晚听到的枪声，我判断敌人不会是罗定的“挨户团”，因为他们没有重机枪，很可能是茶陵的土豪劣绅搬来了国民党的正规军向我进攻。战斗结果怎样呢?这个问题一直回旋在我的脑际。
这时，几名到城边打听消息的赤卫队员回来说：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被拆掉了。再问他们别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浮桥是被谁拆的呢？这更加使我感到迷惑了。莫不是我们部队自己拆的？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从茶陵城到井冈山，东门浮桥是必经之路，为什么把它拆了呢？难道他们竟连退路都不要了吗？是想死守茶陵城呢，还是另有打算？如果是敌人拆掉了浮桥，为什么赤卫队员们在东门外没有看到敌人？……我想着、想着，忽然又闪出一个念头：万一在我们住村附近发现敌情，怎么办呢？我们八九人，只有我和毛委员的警卫员各有一条驳枪，另一个同志有条马枪，统共只有三条枪呀！遇到敌人怎么招架，怎样才能保证毛委员的安全？我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我看看正在值班的毛委员，他神色泰然，默默地吸着烟，似乎在思考问题、判断情况。
天将拂晓，我们盼望已久的赤卫队队长才返回村里。他报告说：我军已由茶陵城向南撤退了，而敌人则尚未进城。听到这个情况，大家觉得非常奇怪。我们的部队不向东——不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反而向南——向酃县方向撤退，这是什么道理？毛委员像早就胸有成竹，决定马上向南去追赶部队。我们早饭也没有吃，便在群众的帮助下，把放在岸上的一只小船推入水中，渡过河去。登上岸滩，毛委员便催促我们沿着茶陵通往湖口的大路，急匆匆奔南而行。途中，遇到三个掉队的伤员，他们一看到毛委员，真是像见到了亲人，急忙说：“毛委员，我带了花，走不得了。”毛委员一面亲切地安慰他们，一面将自己用的担架让给伤兵坐。从伤兵的口中，得知向茶陵县城进攻的敌人，果然是国民党的正规军——第八军独立团。我军是在夜间开始撤退的……
我们紧紧跟随着毛委员，急行军三十多里路。大家的肚子实在饿了，加上收容了三个伤病员，要找民夫和担架，于是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一面找民夫，绑担架，一面草草搞了点饭吃。毛委员问我:“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我回答说:“我同你的警卫员留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面走。”说罢,我就要毛委员的警卫员到村头去放哨,监视来路有无情况。
经过一阵短促而又紧张的忙碌，总算绑好了三副担架。民夫们抬上三个伤病员，一行十余人继续向湖口前进。
我们赶到湖口，天已黄昏，前卫已经出发，大部队正在休息。毛委员当即命令前卫返回湖口宿营。当晚，毛委员就召集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毛泽覃同志和我在另一个屋子里，只听到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具体内容就不大清楚了。紧接着，毛委员下令部队向后转，折回井冈山，向着宁冈县的砻市开拔。
三营从桂东来到茶陵，刚刚和一营会合，就碰上这样激烈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伤亡较大。部队十分疲」，急需补充、休息，总结经验教训。毛委员决定走大路，每天只走二三十里路，一边行军一边休息。从一开始出发，毛委员就亲自下到连队里了解情况，分别和连上的干部们谈话，边走边谈，在一个连队里谈完了，又转到另一个连队的行军行列里。毛委员这种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深深受到感动。到达宿营地，战士们休息了，毛委员又召集各负责同志继续开会。深夜，散会以后，毛委员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封信，要我连夜取捷径走小路赶回砻市，把信交给住在那里的中共永新县委的同志，要他们回去预先准备一下，以便部队到永新一带去活动。
我到砻市不久，毛委员带领部队回来了。第二天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总结了经验教训。直到这时，我们才算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了。原来，部队退出茶陵城，不回井冈山而去湖口，是团长程浩和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庶等人的叛变阴谋。他们对革命悲观失望，贪生怕死，企图利用茶陵一战对我军不利的局面而带队叛变。程浩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方鼎英曾经当过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因此程浩企图把部队拖去投降方鼎英的国民党十三军。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毛委员下了井冈山，及时赶上部队，揭穿了程浩等人叛变革命的阴谋，把他们逮捕，把部队带回井冈山，随即任命原三营营长张子清同志为团长，朱云卿同志为参谋长。
这样，新生的幼年红军所遭遇到的严重的危机，被挽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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