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设备也不太齐全，可是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远近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的浪潮激荡了这座山区的城市，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我也激于民族义愤，签名通电全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时，英国医生被人民的声威吓跑了，群众就推举我当了院长。
我曾经读过一些进步书籍，这些书籍使我开始懂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都是劳苦大众的敌人。我懂得了，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完全解除劳苦大众颈项上的枷锁，还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所以，当我一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并且从一些思想进步的朋友口中知道了起义原因的时候，我就特别关心这支革命武装的进展情况。
八月中旬，听说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我想应该赶快作好接受伤员的准备来支援起义的革命军，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那时，我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我，说是起义部队的副官。他一说明来意，我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儿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那位军官听了，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八月下旬，起义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西的壬田市和会昌，先后打了两个大仗。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一百八十里山路，那年气候又特别热，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我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三个人。三个人要给三百个人动手术和进行其他治疗活动，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大家热情都很高，白天黑夜连着干，从没一个人说累。这时起义军已经开到汀州来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和沸腾的欢呼声。我们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就像擂起鼓来，激动得很，谁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谁又不愿离开伤员一步。
后来，我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叫去听报告。我立刻变成了一个最幸运的人，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我，并且嘱咐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来都得讲!
那天天气很好，满街是耀眼的阳光。我冒着暑热慢慢步行着，贪婪地注视着街上的一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用石灰水新写在墙上的标语，粘贴在电线杆上的传单……巷口墙角，人们东一群西一簇，在听政工人员演讲。许多景象都使我感到新鲜、亲切。
报告会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的。礼堂里大约坐着三四百人。这次我听到了郭沫若和恽代英同志的报告。郭沫若同志第一句话说：“三百年前我也是汀州人。”他的和蔼可亲的姿态和热情而幽默的语言，吸引了许多青年热望革命的心情。恽代英同志身材瘦小，精神却十分饱满，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制服，颈项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充满感情，加上有力的手势，使听众们的情绪由不得被他紧紧抓住，和他一同悲愤、激昂。我的心也深深地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动。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医院里，把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全部告诉了其他医生和护士们。他们也很激动。那时，护理人员大多是青年男女教员、学生，他们不但没有经验，许多人一看见血就发抖，一看见脓就要呕吐；可是现在都抢着替伤员洗伤上药，喂水喂饭。武昌大学学生张成荣、阙宝兴放暑假回来，也参加了护理工作，一连几夜不睡，眼睛熬得通红。那时候，南昌起义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有些伤势较轻的伤员就时常讲起义的故事给大家听，有的讲得入了神，不禁眉飞色舞，护士们忘了手里的工作，重伤员也忘记了疼痛。屋子里一时静寂无声，沉浸在对这个伟大事件的思念中。
起义军团长陈赓同志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敌军子弹打断了，住在医院附近的新安楼。我们去替他医治时，他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我的心也止不住颤动。可是，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谭惠英说话，病房里充满着他那朗朗的笑声。那时候，我看着他的年轻的面孔，明亮有神的眼睛，我就想到：像这样一位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 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伤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存下来了。
那时，起义军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我也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像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较好以后，常爱找些话和我谈谈，问我多大年纪了、做医生几年了等等。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已经五十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当时我的惊异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那年我才三十三岁，可是有时自己竟想到：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产党员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产生。
南昌起义部队的第一批伤员，有的不久就随部队南下了，有的留在福音医院里继续医治。我并向商人募捐，维持他们的生活，想尽各种方法掩护他们，以后他们也陆续出院归队了。陈赓同志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同志带着才退烧的身体，都走了。可是他们乐观、坚定的笑容，他们清朗、有力的话声，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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