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汉口的国民党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我便随着周恩来同志秘密乘船到达江西，八月一日参加了南昌的武装起义。起义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指挥，参加的有在党影响下的北伐军部队三万余人，总指挥部设在南昌市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我和李立三同志等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当天夜里又负责解决了江西省银行。
八月五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我在贺龙同志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工作，跟部队一起向广东进发。在南昌曾解决敌人六个团，离开时武器带不走，丢的遍地都是。那时候还不大懂得发动工农来拿武器，武器都丢掉了。一路上，起义部队受到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革命虽然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群众的斗争意志仍然是很坚强的。八月下旬，部队经过抚州、瑞金，在会昌地区和反动军阀钱大钧等部队激战了一常钱大钧的部队先我到达会昌。我三师是先头部队，一到会昌附近就和敌人接了火。会昌战斗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本来我军预定拂晓开始攻击，因为部队走错了路，迟到早晨八点钟才开始。敌人派四个团来堵截，打到中午，我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子弹打光了，尚未把敌人击败。敌人疯狂出击，我军支持不住，便向后撤。
撤退时我走在部队最后，下午一点钟负了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脚腕骨被打折，不能行动。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赶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我的口袋发洋财时发觉我还活着，忙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块深草的田沟里，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田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时跟着我的卢冬生同志也跳下来照拂我。不久几个敌人下来搜索，我因自己不能行动，便劝卢冬生同志快走。他却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很机警地躲进附近草棵里藏起来。我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一身一脸，以此欺骗敌人。可是心里却老想着：我们的部队退了，敌人一来准定会死。想到自己年纪还轻，革命刚刚开始；又回想到自己从前的经历，想起所有一起革命的战友……在敌人走近来时，就把牙齿咬紧，停住呼吸，准备一死。结果，敌人以为我已死掉，在我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左右，叶挺同志带领的部队反攻上来，立即把敌人打垮。听见山上人叫马嘶，但怕是敌人溃退下来，仍不敢动。我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我们的搜索部队过来，又把我当敌人打了一枪托子。我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颈子上都挂有红带子(像现在少年先锋队员戴的红领巾一样)，知道是叶挺同志的部队反攻了，便高兴地说明是自己人，卢冬生同志也出来证明。这时前边已经占领会昌，我便也到城里，见到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许多同志。此时重逢，格外亲切。
会昌战斗后，部队未照原计划直下寻乌、梅县，而折向福建的汀州(长汀)、上杭一带。我因伤势很重，便坐船顺贡水前往汀州。刚一上船，敌人突然反扑回来，一直打到江边，我坐的船也中了许多子弹。正好周士第同志带的二十五师赶来，一个反攻，又将敌人打垮，我亦得救。汀州有家医院，就是傅连暲同志办的。他不但没有离开，而且找了一些小学校的教师与学生们来帮忙，接收了我军三百多个伤员。他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拂，使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接着部队进军东江，我仍乘船沿着韩江南下，水流很急，又有礁石，有些船被打翻了，我乘坐的船也触到礁石，险些出事。到大埔后，准备留我在那里休养，我坚决随着部队前进。九月二十三日我军占领潮州，便和部队一起进城。在潮州，三师司令部住在电报局里，我就住在隔壁的韩文公庙小学。说来有趣，这事后来给予我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个掩护。
九月二十四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汕头，汕头工农也起来暴动。这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徐景堂、黄绍竑、钱大钧等部，已从四面八方涌到那里。我军占领潮汕后，即在汤坑、潮州、三河坝等处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以后敌人越来越多，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军舰也向汕头猛攻。九月三十日，我军被迫放弃汕头，竭尽全力到汤坑去御敌。当时周恩来同志生病发高烧达四十度，还在前线指挥作战。朱德同志指挥二十五师守三河坝，敌人三个师来打，激战三天三夜，予敌重创。但因反革命军队数量过大，经过苦战，众寡不敌，终归失败。
占领汕头时，我和一些受伤的同志进了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许多同志都到医院来看我，日本人晓得我是个军官，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我军从汕头撤出，恩来同志等曾派人送款子给我们，没有送到，所以撤退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次日早晨，我叫卢冬生同志到总指挥部驻地畸卢去看看，他一出门，看见国民党军队正开进城，街上已看不见挂红带子的起义部队。我伤势仍甚重，不能行动，正在着急，日本人又来下逐客令，要把我们赶出去。有些伤势轻的同志都逃走了。这时医院有个护士李小姐同一位打扫房屋的工人很同情我们，便偷偷地把我搬到工人住的房间藏起来。后来他们一面动手找船，一面同我说：“风声不好。你非走不行，医院对面是日本人开的汕头旅馆，下边就是海岸，但退潮时全是泥巴。十月初旬，有一天上午十时左右，工人和护士找到一只小船。“陆地行舟”，将船从泥巴上推到旅馆跟前，由护士一直送我到往香港去的轮船上。这位护士使我十分感动，广东解放以后，我一直没有打听到她。
我们坐的太古公司的轮船，是我军在潮汕失败后从汕头到香港的第一条船，我们的许多同志都在这条船上。快要到香港时，船上挂出一种特殊的讯号，意思是说这里有危险，要岸上的巡捕快来检查。船一靠岸，我们一些同志都迅速离开，我因伤重留在船上。后来卢冬生找把椅子抬我下去，检查的人问我负的什么伤，并且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共产党。” 我用讲得不好的广东话回答他是潮州人，在潮州电报局做事，仗打起来了，慌忙逃跑，跳楼跌伤。他问我电报局在什么地方，我说在韩文公庙隔壁，他们便放我过去了。
上岸已找不见一个熟人，就和卢冬生在马路边坐坐。巡捕用棒子乱打。到医院里去，医院不收。为了找个地方混过一些时间再设法去找熟识的人，便到一家中医那里挂个号。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他发现我是打仗受伤的，便要我出去。我到马路上，巡捕又用棒子赶。马路中间有个厕所，我要卢冬生背我到厕所里去坐坐，得到半个钟头的休息。但是肚子很饿，抬头看见不远有家西餐馆，我和卢冬生开玩笑地说：叫客西餐来吃才好。卢冬生非常老实，他就跑去叫了一客西餐，人家跟着他走到厕所跟前，饭没给我吃，反而骂了我们一顿。那时身上还有约二十块钱，想去上海，叫卢冬生打听一下，恰好一小时后就有往上海去的船。在汽艇上人家发现我是打仗受的伤，被敲了五块钱的竹杠。到了轮船上，他们说我有病，不卖给票。许多人围着我看，心里十分着急。后来有个穿工人服装的走来，很同情地告诉我说：再有人问，就说不是传染病，腿是跌坏了，每顿还可以吃三碗饭。他帮忙买到船票，又找了一只行军床，和卢冬生把我抬到货舱里。那里左边堆的香蕉，右边堆的橘子，放一张行军床便没多少空地方了。这位工人同志的冒险帮助，使我异常感动。在那样艰难的时刻，到处仍然受到群众的爱戴拥护，使我深刻地感觉到党的伟大和影响的普遍。
轮船离开香港，要先到汕头停泊一下，上人装货。我所坐的这条船，恰好又是我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在反动派统治下到处杀气腾腾，自己刚刚逃出，忽又折到这里，心中甚为紧张。船刚靠岸，又有起义军的许多同志上来。这中间就有我们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他是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没认出来又逃出的，汕头有个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他一上船，就挟一张烂席子找到货舱里，见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摸摸，倒头就睡。我正躺在那里看报纸，见他进来非常高兴，就和他开一个玩笑，用报纸遮着脸说：“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他吓了一跳，竖起耳朵听着。但我讲了几句，他就听出我的声音来了。两个人一阵好笑，以后我们一起到了上海找党。
进军潮汕失败后，我军一部分由朱德、陈毅诸同志率领退出广东，转战闽赣，进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到达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千锤百炼，发展成为今天这支无比强大的人民军队。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的革命力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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