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潮州，我被编入第一大队，任命为分队长。我们打扫和安顿好住处，刚想好好休息几天，命令来了：农民协会请求派兵帮助去打民团。这是义不容辞的。我们一、三两个大队就出发下乡了。
和狡猾的民团打仗很不容易。他们熟悉地形，见到我们一溜就跑了。东江的农民实在勇敢，打着东江农民自卫队的旗子，带着双刀和土造单响枪，漫山遍野地向敌人冲去。他们见了我们非常高兴，可惜言语不通，只好用手势来表达感情。只有“同志”二字是我们的共同语言。这种浩大的农民运动的声势，先前还只是在彭湃同志的报告和文章中知道，现在才亲眼看到，它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如果再有两天，这些民团是可以消灭干净的，可是接到了赶紧返回潮州的命令。记不清是当天还是第二天的清早，吃过早饭，赶忙进入潮州城外韩江边的山头阵地，阻击敌军的进攻。这里一共只有两个大队和十一军的一个炮兵连。三大队占领最高的一个山头，这是我们的主阵地，仅有的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和一门山炮也在那里。一大队在侧翼掩护。敌人组织了敢死队向我军主阵地反复冲锋，均被我们打垮了。最后，我们的山炮弹和重机枪弹打完了，步枪也都只有三五粒子弹了。这时，一大队阵地背后不远的山头上已经出现敌人，我们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三大队已在敌人前后夹击下开始撤退。到城里向总队长冷相如请示的人回来报告，敌人已经进城了。于是，傅杰同志下命令：“突围!”
天突然下起蒙蒙细雨。部队在雨雾中冲出重围，以急行军向汕头前进。（后来听说第三大队向三河坝方向突围，并与朱德同志指挥的部队会合。）整整一夜赶了九十里路，第二天早晨赶到汕头。在汕头郊区发现一块红薯地，有个别同志到地里挖红薯吃，其他的同志一见，就叫喊：“同志！不要忘记我们的纪律。”这个同志马上就把红薯扔回地里跑回队伍。说实在的，从昨天清早吃过早饭后，经过了一天一夜紧张的战斗、突围，肚子真是饿得不行，我也真想挖几个来吃，但当我想到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自觉维护群众纪律时，我克制了自己。路上遇见一列火车载着队伍正向潮州驶去，经联络才知是给革命委员会担任警卫的第二大队。革命委员会已离开汕头。他们是奉命去潮州支援我们的，还不知潮州的情况。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但火车司机不知道 ，列车仍继续向潮州开去，不知结果如何。
此时韩江港口停有敌人的兵舰，汕头市里尚无敌人。我们没有停留，便离开汕头，准备去找前敌指挥部。这时有一个自称是汕头工会主席的人向我们建议：附近什么地方有山，可以到那里“上山为王”(意即打游击)。傅杰同志和我们商量了一下，不同意。理由是：第一，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怕上当；第二，我们是革命军队，不能上山当“土匪”。其实，我们当时还有几十个人，除个别不坚定的分子，大都是经过战斗锻炼的骨干。如果能确实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有了党的领导，和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上山是可以搞出名堂来的。
队伍渡过小河，继续向西前进。我们每天只能吃到一餐稀饭，饥疲不堪，但仍然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前走。有些人开始动摇了。这时，在傅杰同志主持下，秘密召开了党的会议。会上讨论了队伍里不稳的情况，动员党员立即行动，应付局面。散会后又立即召开全队大会，公开进行了教育。这样，依靠党的工作，稍微稳定了一下部队的情绪。第二天又继续赶路，在一条江边遇到了兄弟部队。他们也很狼狈，但还是十分热情。一个同志指着身边的一锅饭说：“饿了吧?你们吃得下去就吃吧。”原来这饭是用匆忙砻出来的糙米做的，大半还是谷子。我们顾不得许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谷壳把嗓子都划破了。
再前进就到了流沙。这块四周皆山的小盆地里，到处是我们的人。我正在“消灭”最后的半碗饭时，突然枪声四起，我们已陷入敌人团团包围中。根据队长的命令，我们向附近一个山头冲去。但当冲上去时，子弹已经打完了。往后一看，敌人已经冲来，我们就这样失败了。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开创了中国人民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新的历史时期。失败是暂时的，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后来，南昌起义的部队一部分留在东江地区，与当地的农民武装结合起来，继续斗争，后来也失败了；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转道湘南，最后到了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发展壮大，成为后来中央红军的主力。还有不少同志散往各处，参加组织当地的武装斗争。我于一九二七年旧历年底辗转回到家乡，待一场重病稍好后，又参加了我们家乡——湖南华容县东山的武装起义工作，帮助修理武器和做党的工作。红旗又在这个地区飘扬。这支起义队伍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洪湖根据地红六军的江右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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