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雄楚楼附近湖北省立第一小学校的一间僻静的教室里，有十几个学生装束的男女青少年散坐在那里。我们十几个穿灰布军装的青少年到后不久，一个穿白底细黑线条布褂裤的人来了，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气氛显得异乎寻常的严肃。这是我们准备离开武汉前开的最后一次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刚来的这个人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武汉区的负责人贺昌同志。他用缓慢而严肃的声音，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说：我们先寄希望于郑州会议，但是郑州会议失败了，冯玉祥背叛了我们，和蒋介石称兄道弟拜了把子；现在，汪精卫又与我党决裂而叛变了革命……接着，他谈到了党在当前的任务，要求党和团的组织隐蔽起来，很多同志需要离开武汉。
贺昌同志的讲话，使我很自然地回想起不久前那些血与火的日子。曾几何时，还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那时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自称为“铁军”的奉军赵倜部被我们的铁军(叶挺部)击败了；夏斗寅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了；我们在麻城打败了反动的红枪会。从华容也传来了胜利消息：策应夏斗寅叛变的四川军阀杨森部一个旅，竟被华容一万多农民和持刀弄棒的农民自卫队的声威吓跑了。
在这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党本来应该坚决积极地去领导各种斗争的，但却出现了一些令人不解的事情。∪方，广大农民要求发枪，武汉政府却拖延了很久，才准许他们买枪，而且故意把枪的价格抬得很高(每支步枪要收费二十五元，每支驳壳枪收费一百二十元)。这样一来，买得起枪的只有地主富农。他们买了驳壳枪，挎起来向农民抖威风。更有甚者，连已经掌握在工农手中的枪支，也被奉命缴出去了。
几天之前，我曾到汉口“血花世界”(当时汉口有名的游艺场)的工人纠察队总部找个朋友，看见队员们都是雄赳赳的；但过了两天再去时，他们一个个变得垂头丧气，手中武器也没有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哪个晓得?奉命缴械了!”
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还没有清算，我们还不理解党的政治路线有错误。不过，这一连串的事情，毕竟使我们奇怪、困惑。同时，不少从湖南来的同志，带来了许多反革命叛乱的消息。我们都预感到将有什么巨大的事变发生。现在，听贺昌同志一讲，更感到局势严重：中国革命已处在一个非常紧急的关头了。
从开会的地方出来，到斗级营鸿发栈会见了一个同志。这人原湖南常宁水口山矿工纠察队总指挥，是“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昌的。他问我：“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你准备怎么办?” 想了一下回答：“革命到哪里我到哪里！其实，到底到哪里去，当时我心里是没有数的，只是想：如果离开了党，那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他继续说：“家乡是不能回去了，那里敌人正要杀我们的脑壳哩!”
由这个小客栈出来，我突然发现(其实是我前几天没有注意)：原来大街上熙来攘往的武装同志现在非常稀少了，偶尔碰上一两个，也是匆匆忙忙走过去，好像有急事。至于那些有着特殊标志的军校女兵(军衣左袖上缀有蓝布的“∨∨∨”标记)，一个也见不到了。在大街上，我遇见一个名叫黄醉陶的熟人。几天之前，他碰见我总是叫“同志!老弟!”亲热得很，现在我向他打招呼，他却理也不理，低头急忙走过去了。这家伙后来在华容做了驻扎东山的团防局的大队长，成为双手沾满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的刽子手。一九二八年春，我的哥哥涂国瑞就是被他亲手杀害的。
回到了农政训练班，大队长傅杰同志(共产党员)告诉我：局势很紧张，必须设法离开武汉。他关照我不要外出，随时等待命令。
第二天一早，命令下来了：全副武装打野外去。并要求各人把箱子、行李捆好。我们农政训练班原有一百二十人，是由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学员中选拔出来的，年纪都很轻，党、团员较多，成分较为纯洁。但是，整队集合点数时，有些不坚定的分子借机开了小差。上午十时，我们来到平湖门外江边，上了一只大木船。船一时不能开走，在停泊期间，又有人“请假上岸买东西”，走了一批；有的就利用在码头附近散步的机会，向附近巷子里一溜走了。最后剩下的大约只有七八十人。
应差的轮船直到黄昏时才到。我们的木船就由轮船拖着，在滔滔的大江中向东驶去。我躺在拖船后梢上，时时回过头去，望着逐渐远去的武汉，多少往事又一幕幕地涌上心头。我想起了一九二六年冬华容旅省学生等二百多人向省府请愿，要求立即枪毙大劣绅傅道南、孙伯祚的情景；想起了广大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情景；还想起了在武昌举行的庄严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而现在，我们却不得不悄悄地离开这里了。船在缓缓前进。在繁星闪烁的夜晚，远处武汉的灯火慢慢地稀淡下去，一直消失在黑夜的深处。
“再会吧，武汉!”我叫着。
旁边，一个同志插了一句：“我们总要再来的!”
船在半夜驶近九江。在九江江面停泊的几只日本兵舰不断用探照灯向我们扫射，队长立即命令我们全部潜伏舱内。我们的船从日本兵舰边驶了过去，靠在九江码头上。临上岸，我又深情地向西望了一眼：让那黑暗的世界远去吧，光明一定要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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