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南区党委成立前后，在领导全区人民胜利地完成了繁重的支前任务的同时，还大力开展了生产救灾，解决了广大群众面临的严重饥荒的威胁。
鲁中南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人民就饱受日本侵略者的严重摧残。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为山东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主要针对这里，几乎所有重大战役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加上逃亡地主分子等组成的“还乡团”的野蛮的反攻倒算，使鲁中南地区原来就比较低下的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群众生活很困难。祸不单行，偏偏又遇上了几次大的自然灾害，给鲁中南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鲁中南人民始终与党心连心，为了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响亮地提出了“倾家荡产支援前线”的口号，纷纷拿出自家仅存的口粮等支援我军作战，自己却吃糠咽菜。战争还没完全结束，各种自然灾害又连续不断的发生。天灾人祸，使鲁中南人民的生产、生活雪上加霜，形势相当严重。这种情况引起了党组织的严重不安，解决群众的疾苦是我们党的责任，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如何恢复、发展生产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因此，鲁中南区党委自成立之日起，始
终把生产救灾当作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来抓。
早在1948年春季，由于敌人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鲁中南地区就发生了严重的春荒。夏、秋以后又灾害不断。1948年夏，五（台枣地区）、六（滨海地区）地委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五地委的邳县、苍山、兰陵、峄县、铜北、临城等地有145万多亩土地被淹，灾民达66万多人；六地委受灾村庄接近2000个，致使15万亩土地荒芜，灾民达68万多人。
1949年夏，五地委所属地区又大雨成灾，山洪暴发，河水泛滥，致使160多个村庄和400万亩土地被淹。一（泰山地区）、七（泰西地区）地委所属地区从1949年春季以来久早无雨，早情严重，8月份又突遭暴雨袭击，水灾严重，泰西地区又连遭黄河大汛袭击，堤坝决口，100多万亩土地被淹。这样就出现了1948年冬至1949年春、1949年冬至1950年春的连续大灾荒，其中以台枣、尼山、泰西等地区最为严重。据1949年12月的统计资料记载，仅1949年鲁中南区不同程度的受灾村庄达7349个，占全区村庄总数的26%，受灾农田（程度不同）达1200多万亩，占全区耕地的33%，灾民达500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33％。
在这严重的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面前，鲁中南区党委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鲁中南人民，投人艰巨的生产救灾活动，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手抓支前，一手抓生产，终于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难关，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1948年冬至1949年春，正是淮海战役展开的时期，鲁中南正面临着繁重的支前任务，为使支前、生产两不误，区党委适时提出了“以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公家扶助为辅”的方针，继续贯彻华东局提出的“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的号召，全力领导全区人民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救灾运动。
1月初，行署拨发救济粮300万斤，帮助烈、军、工属度荒。2月中旬，区党委又派出工作组到几个不同情况的灾区了解生产救灾情况，并组织工作队赴兰陵等重灾区帮助工作。区党委和各级政府还利用冬闲时节采取以工代贩的办法，发动群众修河筑堤，开塘挖沟，兴修水利，共疏河37条，修渠、开塘、挖沟3300多次，长700多里，可护田160万亩。
淮海战役结束后，1949年2月22日区党委发出了《春季生产工作指示》，明确指出：全区应以生产救灾为中心，要求各级党委、全体党员干部，以带领群众与灾荒作斗争为中心任务。为了加强对全区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区党委于3月13日正式成立了鲁中南区生产救灾委员会，以行署主任李乐平为主任，区党委民运部长穆林为副主任。各地、特、市委和各县委也相继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使全区的生产救灾工作在统领导下有力地进行。
区党委机关亦成立了春耕生产节约委员会，部队也掀起了节约救灾热潮。各机关、部队除帮助驻地群众开展春耕生产外，还提出每人每天节约北海币5元（相当于今5分钱），少吃一口饭，少花一元钱，节约出来救济灾民的号召。
鲁中南的银行、工商、供销、财政、贸易等部门，也积极帮助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北海银行鲁中南分行发放农业贷款北海币14亿元，贷粮1239万斤。区生产救灾委员会亦发放救济粮192万斤，有重点地照顾了灾情较重、新区较多的四、五地委。春季到来，灾情又渐呈上升趋势，缺粮逃荒户日益增多。区党委针对这情况，发出了《关于抢救灾荒的紧急指示》，再次指示各地“麦收前应全力以生产救灾为中心任务”。还发出了《关于查荒灭荒的指示》。为奖励农民消灭荒地，行署还专门发出通知：“免征或减征垦荒的负担”，《鲁中南报》也发表了题为《动员起来战胜灾荒，战斗起来战胜灾荒，完成生产救灾任务》的社论，号召全区党政军民行动起来战胜灾荒。区党委、行署还组织了许多医疗抢救队，到疾病流行的一、二、三、五专区巡回医疗，控制了疫情，保护了人民的健康。
5月18日，区党委又发出《全力突击夏收夏种的指示》，指示各地全力以赴参加即将到来的麦收。可是，到了6月初，正当麦收的紧急时期，赵鎛、凫山、泰安、莱芜、新泰、蒙阴、临沐、临沂、肥城等县又突然遭受严重的雹灾，以凫山、赵鎛二县最为严重。区党委、行署立即派出工作队到灾情严重的县慰问，并拨发救济粮40万斤，玉米种3万斤，北海币2亿元，许多机关、医院开展捐献活动，共捐献粮食14万多斤，北海币2亿多元和批其它物资，救济灾区。
1949年6月下旬，区党委在临沂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及时总结了春季生产救灾工作，布置夏季工作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我作了总结性发言，首先分析了春季灾情的严重性，灾民达200万人以上，麦季以后能否解决这么多灾民的口粮问题，仍不容乐观，因此，不要掉以轻心。接着，讲了春季生产救灾工作取得的成绩，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鲁中南区各级党组织、政府、全体党员、干部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春季生产任务的完成。全区已耕种土地1386万亩，占全部春田面积的95.9%，查出荒地60万余亩，消灭荒地38万多亩，减轻了灾荒。会议号召全党加强理论学习，进一步加强战斗性，发扬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为胜利完成夏季生产救灾任务而奋斗。
在我们为战胜春荒而努力奋斗的时期，上级党委、政府对我们的生产自救活动给予了大力扶持，先后拨发建设粮、支前粮、救济粮共9000多万斤，为缓和鲁中南的灾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1949年的夏粮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但全区面临的灾荒没有彻底扭转，我们对于生产救灾丝毫也没有放松。
7月1日，区党委发出了《关于7、8、9三个月工作指示》，指出：“7、8、9三个月的工作方针是：继续贯彻以生产救灾为中心，确保增产一成粮及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
8月上旬到中旬，鲁中南地区普降暴雨，又酿成水灾。区党委得悉发生严重水灾的消息后，立即于12日紧急电示各地：“立即停办一切不急之务，党政军民要全力领导群众抢救，多救一亩地，少受一成灾。”
要求各级党委要“统一思想，统一力量，统一行动，以战斗的精神贯彻生产救灾”。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联合成立了救灾委员会，领导机关各部门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抢救水灾。“救灾如救火”，在区党委领导下，全区各级党委、政府紧急行动起来，带领群众挖沟排水，消除水灾，抢救被淹土地。行署还紧急发放了38万斤水灾救济粮。经过全体党政军民的奋战，至月底，各县积水已基本排出，终于使全区秋粮生产争得了七成年景的较好收成。
尽管如此，1949年冬至1950年春的生产救灾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由于灾情十分严重，加之救灾工作中一些同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不深入，有些地方仍然出现了死人现象。1949年11月，临沂县洪瑞区洪岭埠村一位王大娘因生活困难而自缢，而当时在这个村里有5名同志开展生产救灾工作。消息传来，区党委受到极大震动，当即责成临沂县委通知在该村工作的5名同志专门向区党委汇报情况。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自缢的王大娘年86岁，双目失明，轮流在两个儿子家吃饭。大儿子家生活条件较好，二儿子已去世，只有二儿媳带3个孩子过日子，生产很困
难。王大娘到二儿子家吃饭，二儿媳缺粮少柴，王大娘很犯愁，曾有过寻死的念头。
11月19日，又轮到她到二儿媳家吃饭，她只吃了一点凉菜渣饭，心里很难过。第二天趁儿媳、孙女都不在时上吊自杀了。在村里负责生产救灾的同志了解情况不深入，光知道王大娘大儿子家生活不困难，却不知其二儿子家生活困难，在前一天晚上发救济粮时没有发给她。
我得知此情况后，批评县、区委工作不深入，村里有区里派下去的5个干部在负责生产救灾工作竟发生了死人现象，可见工作作风之浮浅。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是要害死人的，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县委书记刘炬同志就此事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县委应对此事负责任。在村里工作的5名同志虽然工作还是积极的，但工作中缺少办法，找不上门路，发愁，无信心。这说明县委虽然作了一般布置，但缺乏具体指导，又不够深入，因而不能帮助基层的同志改进工作。刘炬同志沉痛地要求区党委给予处分，并表示一定接受教训，转变作风，做好工作。我听了他们的汇报和检讨后，着重指出：“这是一个很惨痛的事件！为什么村里有我们5个同志在搞生产救灾工作，却还发生了饿死人的事呢？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同志没有走群众路线，因而也就没有及时发现问题，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
为此，我提出了生产救灾工作的3个具体办法：
（1）到村里工作首先要调查了解灾情，到受灾户家了解，深入群众，真正做到掌握灾情，心中有数。（2）要把生产救灾组织建立起来，研究自救办法，订出计划，发动社会互助，对确不能解决问题的极困难户，公家要加以必要的扶持。要领导帮助群众订出并实行生救计划。（3）通过生产救灾委员会，整理改造村组织，充实领导成员。我特别强调，领导上定要防止官僚主义与一般化的作风，要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布置工作要具体交待办法。为此，临沂县洪瑞区分区委召开会议，严肃检讨死人事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作出对事件的处理决议。《大众日报》也发表了这一消息。
通过这一事件，区党委对生产救灾工作抓得更紧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生产救灾工作。
1949年12月，召开了各地委及重灾县县委书记会议，检查、布置生产救灾工作。根据山东分局指示，生产救灾仍然以“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结合必要的公家扶助”为指导方针，同时恢复了生产救灾委员会工作。
1950年3月，区党委又在曲阜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专门检查各地生产救灾情况，进一步强调了“以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公家扶助为辅”的方针，研究了各地的灾情，推广了各地好的经验。我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检查春耕生产救灾工作的总结发言》，总结了春耕与生产救灾工作的成绩，布置了下一步的生产救灾任务，同时批评了某些领导与干部中存在的单纯救济的观点，指出了救灾工作的紧迫与繁重性。当时，全区缺粮者仍有400万人，断粮者有180多万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饥荒的威胁。
为此，要求各级领导认真确实地掌握灾情的发展变化，以便面对现实，正确地采取措施，要求从全局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上到下，订出计划，实行集体打谱，使自救、互济、公助三者结合。
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生产救灾中的实际困难，区党委、行署组织一切力量，采取了多种措施。为急救灾民度过严冬，行署及时将省政府分配给的旧棉衣、棉片、棉花发放到各地，并指示各地要及时发放到重灾区灾民手中，首先照顾烈、军、工属。春节临近时，行署发放优救粮400万斤，其中以80％救济贫苦的烈、军、工属和荣军，其余的救济娜寡孤独的困难户。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节约救灾活动。
中央及山东分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也对鲁中南的灾情给予充分的关注，中央救灾委员会视察组、山东省生产救灾委员会巡视团，华东军政委员会慰问视察团及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郭子化等先后到鲁中南检查、指导、帮助生产救灾工作，并带来了粮款，救济慰问受灾群众。
在生产救灾中，密切了干部群众的关系，群众把干部看成是自己的当家人，干部把群众看成自己的亲人。各级领导同志及机关干部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把群众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自己的灾难和痛苦，每当处遭受灾荒，领导同志总是身先士卒，奋战在救灾第线。为了及时发现生产救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纠正各种偏差，保证生产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领导同志还经常深人灾区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1950年4月，我带领几个同志到济北县检查春耕与生产救灾工作，发现有1/5的耕地未种。但在听取区、村干部汇报春耕情况时，却发现出现了两个倾向，一种是耕少报多，显然是怕上级追究责任；另一种是耕多报少，想求得上级多给些帮助。我批评了这两种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思想，要求已耕种完毕的地区，要深入查荒灭荒，消灭荒地，多种一些粮食；在未耕完的地区，要集中力量抢耕抢种，做到不误农时。有个别区、村的干部利用权力，在救济粮的发放上营私舞弊，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影响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我立即找到有关领导同志，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提出了10点意见：
（l）要坚决执行区党委指示，把发放救济粮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执行，以稳定灾情，决不允许自行其是，谋私利。（2）要不失时宜地把救济粮发到灾民手中。（3）要集中使用，一次发放，不要零打碎敲。要用于生产，使分公助力量发挥十分作用。（4）发放重点应放在重灾区、重灾户，同时也要适当照顾轻灾区。（5）发放要准确，要有正确标准，可分为全部救济户、扶持户、半扶持户。（6）要掌握群众路线，召开农代会、中贫会，民主评定，防止营私舞弊。（7）发放手续要严格，定要有收据，要按级交待。（8)救济粮统由县里集中掌握。（9）负责干部要亲自动手，并要及时总结经验，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10）要有详细的登记和总结。
这10条意见，以后由区党委转发各地委参照执行。区党委还就发放救济粮款应注意的有关问题发出通知，这对于各级领导正确指导救济粮款的发放，发挥其作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贯彻“以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公家扶助为辅”的生产救灾总方针的过程中，区党委还及时纠正了当时存在的两种偏向。一种是认为灾荒严重，缺乏自救信心，因而不去积极领导群众想办法开展生产战胜灾荒，只盼望公家扶助救济；一种是在某些领导中存有麻痹侥幸思想，放松了对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针对这两种偏向，除了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外，还及时总结、推广了泰西地区贯彻生产自救方针，因时因地制宜，千方百计想出各种生产门路、战胜灾荒的经验，用事实教育那些信心不足的人。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50年5月鲁中南区撤销时，全区的灾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们终于战胜了严重灾荒，渡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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