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粟裕同志代表华东野战军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并建议由邓小平、陈毅负责指挥这战役。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领导、指挥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打好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主力经短暂休整后，于10月下旬即秘密向南开进，鲁中南军区副司令员钱钧同志率鲁中南纵队参加了这次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除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外，还有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的地方武装，合计约60余万人。
鲁中南区地处淮海战役的前线，支前工作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要压在鲁中南的身上。为了统一领导华东地区的支前工作，全力支援行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淮海战役，华东局于10月下旬决定，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基本上是鲁中南支前委员会兼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前方办事处的原班人马，由傅秋涛任主任委员，原山东省支前委员会的梁竹航任副主任委员，其他5位委员（张雨帆、魏思文、张劲夫、程照轩、赵锡纯）都是从鲁中南抽调来的，这主要是从有利于在接战区的鲁中南就近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支前中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出发考虑的。这样，鲁中南区党委在后方的只有张光中、李乐平和我等几位同志，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由于淮海战役我军参战部队加随军民工多达100多万人，而且战场纵横数百里，从战役准备到战役结束长达3个月，所消耗的粮食弹药和其它军需品的数量是巨大的，再加上运送伤员等战地服务，需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空前的。当时鲁中南区党委在后方的我们几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援前线。在接战区的各个地委专门增设了支前供应部，每隔30里设一个民工站，15里设一个茶水站，有的县、区还组织了支前工作队。与此同时，我们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时事形势教育，宣传淮海战役的伟大意义，提出了“以忘我的精神争取光荣地完成支前任务”的号召，不少的区、村还纷纷制定了拥军支前公约。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从村村镇镇到家家户户，都组织民工担架，筹集粮草物料，人人争先恐后地为支援淮海战役做贡献。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l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5.5万多人（内有4个半师战场起义），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我军锋芒直逼长江和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国民党败局已定。
在整个战役期间，鲁中南区共动用民工230多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和二线转运民工34万多人，出担架24712副，挑子38656副，小车65172辆，大车71805辆，民兵11个团，农村剧团2个，汽车30辆，地排车500辆，折合工日3038万多个；临时民工近205万人，出担架9601副，挑子138709副，小车131608辆，大车17805辆，船495只，驴20425头，折合工日1606万多个；共计运送粮食8326万多斤，食油10万多斤，咸鱼2500多斤，食盐11万多斤，运道木12万多条，修公路5200多里，修桥679座。鲁中南电话队在民工的帮助下，架设了5条长达876里的畅通无阻的通信线路。鲁中南妇女做军鞋175万双，袜子116万双，军衣20万套，棉被1.6万床，面袋20万条，折合工日达2055万多个。从这些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鲁中南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支前工作中，鲁中南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做好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门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政治工作干部，在民工中深入进行形势教育，并开展诉苦运动，制定了《支前
奖惩条例》，启发民工的阶级觉悟，鼓励民工争取立功受奖，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久负盛名的莒南担架团2797人，就有1428人在支前中立了功，其中128人荣获“钢铁担架员”的称号。平邑小车团1397人，人人立功受奖。沂山担架团民工孙永海荣立特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实证明，开展适时的、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保证支前任务的顺利完成是十分重要的。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保障部队的粮草副食供应是支前的首要任务。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同中原野战军联合作战，参战兵力达60万人，作战地域东起海洲，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每日需粮数百万斤。加之气候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主席再指示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130万人3至5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当时的鲁中南地区是蒋军重点进攻山东时遭受灾难的重灾区，群众生活极为困苦，但是人民群众听说支援淮海战役打老蒋，群情振奋，纷纷表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力支援前线！鲁中南各级支前组织始终把粮食问题作为头等任务去抓。早在战役发起前的一个月，全区人民就紧张地行动起来了，出现了“家家户户齐动员，男女老少忙支前”的宏伟热烈场面。淮海战役的第一、第二阶段，鲁中南区共筹粮2800多万斤，供应华东野战军的大部分部队，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接受任务的四、五、六3个地委根据区党委指示，先后发出了筹粮运粮、支援前线的紧急通知。由于粮食需要量很大，不但筹粮十分困难，就是装运、加工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可是，鲁中南人民以“宁肯倾家荡产，也要支前”的英雄气概，克服了一切困难，不但如期筹足了粮食，还及时加工好粮食，供应部队。
碾不够用，日照群众发明了以磨代碾等多种办法，大大加快了碾粮速度，这个经验很快被推广起来。装粮食的袋子严重不足，营南县便组织广大妇女连夜赶制了7000多条口袋，十字路妇女识字班主动帮粮食局裁好了15万尺布，当夜就赶制了1500多条口袋。有些地方的群众还用油篓、柜子等各种用具代替口袋装运粮食。郯城县吕家村妇救会长把自己的枕头套拿出来装粮支前，类似的事迹不胜枚举！
地处沂河西岸的五地委，有25万部队过境，每天需供应粮食25万斤，持续供应一个月。当时，五地委所辖的地区有1/3的县遭受水灾，粮食很紧张，要完成军需供给任务，困难很大。但五地委的同志全力以赴，在群众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终于克服了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一地委由于距淮海战场较远，向前方运粮要经过8次转运，民工们更换交替，顶风冒雪，风餐露宿，有的民工自己没粮食吃了，宁肯挨饿，也不动用所运送的一粒粮食，把粮食全部安全地送到部队。
1948年12月16日，中央军委电令在新年春节期间慰劳参战部队每人1斤猪肉，以鼓舞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华东局把征调猪肉的任务交给了鲁中南区，要求分两批调运，需要80多万斤。当我们接到第二批征调猪肉40万斤的通知时，已是1月中旬，29日是春节，当地群众已经准备过年，任务相当紧迫。为完成这任务，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一面迅速把任务分配给各地委，从群众手里直接征购；一面组织力量直接到集市上收购。群众听说买猪肉去慰问前方部队，纷纷把宰好的肥猪主动送到征购点，表示宁肯自家春节不吃肉，也要前线的战士过好节，以实际行动慰问前方指战员。英雄民工又冒着严冬风雪，日夜兼程，长途跋涉，将大批猪肉送到前线。全区从1月21日征购猪肉到28日送到部队，前后只用了8天就完成了任务。当猪肉运到新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新安镇车站站长十分感慨地说：“我在车站20多年，从未见过运送这么多的猪肉给战士吃。”
徐州市民看到堆积如山的猪肉，也感慨地说：“山东老根据地人民对解放军感情真深，自己不吃把肉都运到前线，还是老解放区人民的觉悟高。”
这时，在淮海战场上出现了有趣的场面，我军阵地上香味四溢，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吃着馒头、猪肉，而国民党军阵地上死气沉沉，官兵们饿得直不起腰来，纷纷跑到我军阵地上找饭要肉吃，有力地瓦解了敌人的士气。
鲁中南地区的妇女，不仅担负着磨面、碾米、办熟给养的繁重任务，而且还日夜不停地为部队缝制军衣和鞋袜。
夜晚，许多农村妇女三人一组、五人一伙聚拢在油灯下，飞针走线赶做军鞋。她们眼睛熬红了，手指磨破了，但谁也不肯停下针线，常常通宵达旦，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不少妇女还在军鞋上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英勇杀敌”、“立功光荣”等口号，鼓励前线的战士奋勇杀敌。据统计，仅淮海、渡江两大战役期间，全区广大妇女克服各种困难，分两批做鞋220万双。
鲁中南人民不仅筹集和支援了前方大批军需物资，而且还组织了大批民工运输队，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和不顾安危、不怕艰险的革命精神，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把粮食、弹药等物资及时运送到前方。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国民党黄伯韬兵团的战斗打响。主战场在徐州的碾庄一带。由于战斗异常激烈，部队急需的粮食、弹药的运输及伤员的转运任务很重。我们得悉前方的紧急需要后，立即从各地委抽调了300多名干部，组织了挑子队、小车连、担架团赶赴前线。
人手不足，我们就从区党委党校抽调了200多名学员干部，由教育长周星夫率领开赴淮海前线，参加支前工作。为尽快地把粮食送到前线，运粮民工人人多装，车车超载，原规定每车装载200斤，结果沂蒙山小车队普遍装载300斤以上，有的装到400斤。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华野部队追击、围困敌人在萧县、永城地区时，专署的民工不顾严寒风雪，从泰安经充州、济宁、韩庄、徐州、萧县等地，使用了小车、火车、木船、汽车、小挑等5种运输工具，征程千里，辗转换载，把粮食送到了部队。莒沂县民工运输队，出动400辆小车，从山东出发经江苏、安徽等地，长途跋涉千余里，运载11万斤面粉上前线。当走过新区时，民工吃完了随身带的红高粱、红辣椒、胡萝卜咸菜等，干部出于爱护民工，叫吃车上的面粉，但民工们一致拒绝说：“这面我们从山东运到
这里，前方的同志正等着我们的粮食吃，无论怎么饿，我们也不能吃车上的面。”
就这样把面粉原数送到前方。
大兵团作战，交通运输能否畅通，往往影响到战役的胜负。在淮海战役中，鲁中南人民为抢修铁路、公路、桥梁，保证部队行动畅通无阻，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整个战役期间，鲁中南人民共修通公路31条，长2600多里，修大路195里，新修公路2条，长220里，附路转道99处，整修路面940里，建桥梁279座，修补桥梁101座。其中，抢修茅村铁路大桥至今我记忆犹新。
国民党军队逃出徐州时，把位于徐州以北30里的津浦铁路上的茅村铁路桥炸毁了。此桥断，等于卡住了津浦铁路，前方急需的大批粮食、弹药无法运送，南下部队也无法迅速通过，军情十万火急！这时，陈毅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组织力量立即抢修茅村铁路桥，正常15天才能完成的任务，限定5天内完成。接到陈毅同志的命令，我立即召集区党委的同志开了紧急会议，传达陈毅同志的指示，研究布置抢修任务，当即决定派赵锡纯同志立即赶往现场，指挥抢修工作，同时给津浦路沿线的二、四、五地委负责同志打电话，要求他们全力以赴，组织群众抢修，收集过去群众破路时保存下来的道轨、枕木等，送到茅村。这几个地委的负责同志接到我的电话后，连夜布置任务，发动群众，有的到了抢修第线。广大群众听说人民解放军急需抢修茅村铁路桥，不但把道轨、枕木无偿拿出来，有的还自动伐掉自己的树木，拿出大大小小的口袋装运石子，兼程送到工地。
那时，我们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就请来一些铁路老工人，一边研究一边抢修，昼夜奋战，攻克了重重技术难关，仅用3天半时间就完成了修桥任务。当满载大军及支前物资的火车呼啸着通过铁路桥时，参加抢修的干部、工人流下了胜利的热泪。陈毅同志得知此事后特别高兴，一再表示要表扬所有参加这次抢修任务的同志。此事也得到了华东局的表扬。
由于交通条件和运输工具的限制，我军伤员转送的任务主要靠千百万民工用担架抬运；在战区设立的野战医院，因缺少房屋与病床，伤员基本上都被安置到群众家里。所
以，地处战区的鲁中南人民担负了特别繁重的卫勤任务。
在炮火纷飞的战斗中，在敌我厮杀的阵地上，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把伤员从火线上抢救下来；不顾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不辞劳苦地把伤员转运到后方医院。
民工们在转运伤员的途中，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发扬了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视伤员如亲人，关怀备至。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他们琢磨出遇到不同地形和对伤势不同伤员抬放担架的方法，并编成担架号子和顺口溜，在转运时呼喊互相提醒。同时，民工们在实践中还创造了床式、棚式、靠背式、升降式、推抬两用式等多种方式的担架，以适应护理需要，减少伤员痛苦。天冷了，民工们把自己带的被子、狗皮褥子给伤员垫在身下，再把棉衣盖在伤员身上；天热时，他们又在担架上搭起凉棚为伤员遮荫。休息时，他们还用节省的菜金买料给伤员编小席、草帘子和草枕头，放在担架上给伤员使用。有的小席上还写着自己编的顺口溜：“小草席，亮光光，祝伤员，早健康。”“我编小席你打仗，争取全国早解放。”鼓励伤员同伤病作斗争，争取早日回到前线。
平邑县担架团在淮海战役转运伤员时，有不少队员拿出自己的零花钱为伤员买烟抽，买糖买油条吃，使伤员们深受感动，纷纷致信给予表扬。
伤员从火线上转运到医院，鲁中南人民像慈母样地爱护照料伤员，热情慰问伤员。伤员到设有转运站或医院的村子，胸带红布条的妇女、儿童就拥上来，把伤员分别领回家。进屋后，杯水没喝完，大娘、大嫂就端上热腾腾的饭菜。对伤重的彩号，大娘、大嫂就匙匙地把饭菜送给他们吃。仅郯城县境内就设立了14个野战医院，接收了近2万名伤员。医院周围各村的妇女，自动组织起来，轮流到医院做饭，给伤员喂饭、换洗衣服、清洗伤口，精心地护理。为照顾南方伤员的生活习惯，他们把攻打新安镇缴获的5万斤大米、10万斤面粉全部送到医院。当那些南方籍伤员吃上大米、红枣、板栗、银杏做成的稀饭、米饭时，都感动得流下热泪。离春节将近一个月，全县各机关、团体、村庄组织的慰问团，就拉着慰问品、带着慰问信和文艺节目，接连不断地到医院慰问。各医院收到大批的慰问品，其中有宰好的猪羊、蒸好的白馒头、杀好的鸡鸭、炸好的油条和馓子等年货。全县单是馓子就送了31万斤。
春节这天，医院周围村庄的群众，把煮好的水饺送到伤员的床前，和伤员一起欢度节日。
在淮海战役中，区党委遵照华东局的指示，专门召开了建军补兵会议，做出了兵员补充的安排。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参军参战的号召，纷纷提出：“到前线去，到主力去！”“胜利人人有份，参军人人有责！”全区迅速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入伍的动人场面。
在战役期间，鲁中南军区组织了4个团共40个连4590人补充到华野六、九、十纵队，另有一个补训团2500多人升级主力。
战役结束后的1949年2月中旬，又抽调了5个团9300余人补充了华野主力。2月下旬，为准备大军南下渡江作战，鲁中南又组织了8个团共1.8万余人补充到华野各部队。
从1948年7月到1949年8月，鲁中南区先后组织了6次大的升级和多次小的升级，补充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央警卫师的部队共118个营59394人，保证了我军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需要。直到1949年9月，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主要战场已远在华南、西南地区，根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的指示，鲁中南区才停止了扩军和升补工作。
人民战争，人民支援。在淮海战役乃至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鲁中南人民支前时间之长、路程之远，付出人力物力之大，都是空前的。它所创造的支前经验也是极为丰富和宝贵的。鲁中南地区民工先后随军漂大海、进东北；走齐鲁、转沂蒙；渡黄河、挺中原；战淮海、下江南，转战10余个省市，参加了数十个大小战役，为支援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重大牺牲。沂蒙大地是热血沸腾的土地，鲁中南人民是无私奉献的人民。鲁中南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伟大历史功绩，将永载革命史册，彪炳日月。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了。华东局有关同志深夜里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这好消息，并要鲁中南区党委立即派一名负责干部到徐州负责地方工作，十万火急。接到这个紧急通知后，因几位负责同志住处分散，召集会议很困难，我考虑滨海城工部长华诚一同志早就受区党委委派开展徐州的地下工作，情况比较熟悉。因此，我立即直接给华诚一同志打电话，要他火速起程去徐州，找傅秋涛同志联系，开展徐州工作，并要他转告滨海地委。华诚一同志接到我的电话后，稍事收拾行装，连夜赶往徐州。那时的工作调动真是干脆利落，一声令下，拔腿就走，毫不拖泥带水。徐州解放以后，就直接归华东局领导了。后来华东局调周林同志任徐州市市委书记，张北华同志任市长，华诚一同志任市委副书记。
徐州解放后，这里成了军事要冲，军队机关、地方机关和支前机关都驻在这里。我经常来往于临沂和徐州之间，主要和当时兼任徐州军管会主任的傅秋涛同志交换对支前工作的意见。有一次我到徐州开会，事先和华东支前司令部铁道部长、鲁中南军区参谋处长赵锡纯同志约好，他乘公务车于夜间12时到新安镇接我一起去徐州。我从临沂坐汽车于夜里12时到了新安镇。但火车到新安镇，便被部队拦住了不让走了，并上来几个军人请赵部长下车。原来部队调防要车，赵已答应给车但车还没有到，部队的同志听说他来了，就要把他留下让他派车运兵，不然不让他走。我一看情况，如果车开不动天明前到不了徐州，白天敌机轰炸就不能走了，会耽误开会。我当即下车上前询问这几个同志的身份，知道是某纵队政治部的负责同志。我也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解释说:“陈毅军长召集会议，要我参加，今晚必须赶到徐州。赵部长是专程接我到徐州的，派车的事，等我到徐州后给你们安排解决。”
这几位同志很通情达理，没再说什么就让我们的车开走了。天明赶到徐州，住在火车站，正赶上敌机轰炸，赵锡纯同志的警卫员去打饭时被当场炸死。敌机去后，我即乘车去徐州警备区司令部。警备区司令部的同志说这里也不安全，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不能在这里住。于是，又把我们送到郊外的原过家芳公馆去住。开完会后，支前司令部给我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回了临沂。有一次在徐州开前后方工作联席会议，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同志参加了会议，我介绍了后方支前的各项工作情况。傅秋涛同志在发言时，不知道为什么对后方的供应工作不满意，有责难之意，态度也不够冷静。我对他作解释说：“你认为哪些工作有问题，讲具体点，我们回去好改正。”
但他似乎没听进去，但又没讲出什么具体的意见。这样就出现了僵局，会议一直开到吃午饭。郭子化同志对我说：“克亭同志，要忍耐，相忍为国么！”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认为确实应该如此，秋涛同志也是为了党的事业提出意见，不必计较态度。大概吃饭的时候，张雨帆等同志也做了傅秋涛同志的工作，下午继续开会时，他的态度有了转变，承认后方的工作做得好，要什么给什么，花费了很大力气，没有什么可责怪的，上午讲的话有点过头了，请原谅等等。既然秋涛同志已经转变，我也诚恳地表示：支前工作摊子大，事情多，难免有不周之处，还请前方的同志及时提出意见，以便改正，更好地为前方服务。以后，我和秋涛同志在工作上依然配合得很好。
大约在1949年1月下旬，我去徐州参加会议连夜返回临沂，正巧鲁中南军区保卫部的负责同志押着杜聿明也回临沂。当杜聿明被我军俘获的消息传到徐州后，徐州的一些社会上层人士表示怀疑，不相信解放军能捉到杜聿明，因此，徐州警备司令部特意请一批士绅名流到司令部，让杜聿明在院子里走了一圈。他们看到杜确实被我军俘虏，这才相信不是宣传，相信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
军区保卫部同志当夜送杜到达临沂，第二天又把杜押送到华东局。听军区保卫部长说，杜聿明对解放军的胜利和做法难以理解，杜说：“你们解放军真大胆，今天开车押送我的司机就是以前给我开车的司机。”
看来，杜聿明对解放军改造国民党军士兵为革命服务的政策缺乏认识。当时我军很少有自己培养的司机，绝大多数都是连人带车一起缴获。经过审查、教育后，很快转变了态度，真正顽固反动的是极少数。
淮海战役期间，我们还多次接待起义的原国民党军队官兵的任务。就在淮海战役打响后的第三天，担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共3个半师2.3万余人起义，这支起义部队开到鲁中南区党委所在地——临沂附近休整。
原来这支队伍属西北军冯玉祥旧部，由于大革命时期的影响，队伍中有曾因各种原因与党脱离了关系的中共党员，如师长过家芳原是山西冯阳军官学校学生，是党员，后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他与刘光炎同志（是与我同在山西第一监狱坐监的政治犯）很熟，因此，他要求我帮助他解决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我对于他急于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的心情是理解的。我对他解释说：“你刚刚过来，组织上对你的情况还不了解，需要经组织审查后再研究解决。”他表示理解。
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鲁中南区党委对这支起义部队的官兵表示热烈欢迎。由区党委、行署、军区出面，宴请了这支队伍的团以上军官，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张光中同志致了祝酒辞，他们的一个军长也讲了话。晚上，我们又组织了文艺晚会，请他们排以上的军官参加，观看鲁中南剧团演出的京剧《闯王进京》。这个剧团的水平是相当高的，服装、道具、布景都很好，原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战士剧团”老班底，有几个演员的功夫特别好。他们看了以后大为惊讶，没想到解放军有这么好的剧团，规模这么大，演出这么精彩！因此他们离开临沂开到莒县后，还要求这个剧团到莒县去演，我们又安排这个剧团去莒县，专门为他们演出了几场。这个剧团也为我们争取、改造这支部队立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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