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华东局在益都闵家庄召开华东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鲁中南区党委。华东局书记饶漱石除了说明成立鲁中南战略区的意义外，还着重讲了由康生兼任鲁中南区党委书记的意义。他说：“鲁中南这个地区很重要，中央很重视，本来应当我下去做这个区党委书记，康生同志留在华东局。但康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他下去任区党委书记，不仅可以加强鲁中南区党委的领导，还可以给中央取得直接经验。”
大家听说康生出任区党委书记，有些议论，康生怎么会屈驾低就区党委书记？在宣布康生任鲁中南区党委书记的同时，宣布了傅秋涛任区党委第一副书记，我任第二副书记，还有区党委常委等等。但傅秋涛等同志均未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以后，康生将要到鲁中南区党委就职。临行前，他约我到饶漱石那里请示工作，康生对饶讲：“饶政委（饶漱石当时兼任华东军区政委），我到鲁中南工作三不熟，一地区不熟，二干部不熟，三工作不熟。我想，目前的工作是否抓战争支前，生产土改？”
饶漱石当即表示：“你说得对，就这样安排好了。”随后又加了一句：“你去那里工作我们放心。”
康生表示请华东局多加指示帮助。当晚，我和康生及他爱人曹轶欧同乘一辆吉普车，康生的秘书凌云同志、警卫班及电台的同志坐一辆大汽车，到了当时鲁中区党委驻地沂水城附近的武家洼。在路上，康生对我说：“饶政委现在本事大了。过去他在我领导下工作。
”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们二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听了他们的对话及康生的讲话，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点客套、戒备。
我们到达武家洼时，鲁南区党委机关接到华东局的通知也到达了武家洼，和鲁中区党委机关驻在一起。因为主要是这两个区党委合并，而滨海、泰西地委不存在机关合并的问题，通知他们归属就行了。第二天，召开了机关人员大会，宣布鲁中南区党委成立和欢迎康生到来。我主持了大会并致了欢迎辞。主要讲了成立鲁中南区党委的意义，希望两个区的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合作，互相学习，做好工作；对康生、傅秋涛担任鲁中南区的领导职务表示欢迎，特别对康生任鲁中南区党委书记表示热烈欢迎。我说，康生
在中央工作间接地给我们工作以指导，现在直接领导我们，这无疑是对鲁中南工作的加强。接着康生讲话，他说：“机关合并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吃了败仗，机构缩编合并；一种是打了胜仗，需要扩大合并。鲁中南区的合并是胜利形势下的合并，是为了迎接大规模战争，需要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支援战争而合并。这种合并有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有利于保证战争取得胜利。合并以后，可以形成一个拳头，支援解放战争。现在看来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支前任务也越来越重，为了更好地担负起这个任务，我们需要摸成一个拳头、集中力量支援战争。过去鲁中、鲁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团结战斗，更好地做好支援战争等各项工作。”
接着宣布了鲁中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班子的组成。鲁中南区党委由17名委员组成，康生、傅秋涛、张光中、张雨帆、李乐平和我为常委，康生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任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我任区党委第二副书记兼军区第二副政委。张雨帆任区党委秘书长，魏思文任组织部长、曹轶欧任副部长，李启华任宣传部长、于寄愚任副部长。李乐平任行署主任，张劲夫任第一副主任，程照轩任第二副主任。张光中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钱钧任第二副司令员，赵萍任参谋长，张雄任政治部主任。鲁中南时辖一地委（泰山区）、二地委（沂蒙区）、三地委（沂山区）、四地委（尼山区）、五地委（台枣区）、六地委（滨海区）、七地委（泰西区）和淄博特委。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徐州市委（解放后归山东分局领导）、济宁市委和新海连特委。
鲁中南区党委成立大会结束后，接着就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华东局扩大会议精神和饶漱石的报告。会议由我主持，康生传达。康根据记录，逐句逐字传达，一点没有解释，他记得非常详细。会后我对他说：“你记得很细，我就记不上。”
他说传达领导同志的讲话比自己讲话更难。自己讲话愿怎么讲就怎么讲，由自己负责。但传达别人的讲话要记清楚，别人怎么讲的就怎么传达，不能添枝加叶，要负责任，不走样。所以传达别人讲话要记得很清楚，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传达以后，对别人的讲话、报告有什么理解、体会和认识，可以自己另外讲，讲的合适不合适，自己负责。
8月，为研究解放济南作战方案，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粟裕、谭震林、陈士渠、唐亮、舒同、王建安等。会议确定“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
鲁中南区党委在曲阜召开了部分地委、县委书记会议，傅秋涛主持了会议，主要是研究济南战役的支前工作。请康生参加会议康生没去，但康生很关心这个会议，他要副司令员钱钧参加这个会议。钱钧原是鲁中军区副司令员，现在是鲁中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驻泰安一带。康生要我发电报通知钱钧去参加会议，服从傅秋涛的指挥。后来，钱钧同志参加了会议。
康生很注意向华东局汇报工作。过去，我们一个星期向华东局汇报一次工作，听取华东局的指示。康生来后改为三天汇报一次。我说三天一次没有多少大事可汇报的，康生说还是改为三天一次好，咱们汇报勤一点，让华东局多指示。实际上康生怕饶认为不尊重他，对饶有顾忌。改为三天一汇报后，华东局的同志说：“别的区党委都是一星期汇报一次，就你们是三天汇报一次，让我们怎么跟领导反映，整天忙你们的事了。”
康生在鲁中南区党委住了不到一个月，因饶漱石调到北平工作，康生是华东局副书记便回华东局主持工作，但仍兼鲁中南区党委书记，区党委的大小事还要向他请示报告，直到后来华东局南下山东分局成立。康生来鲁中南时，自己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直接联系，与区党委的电台不共同使用。康生回华东局后，曹轶欧仍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因当时组织部长魏思文在前线支前，由曹轶欧主持组织部工作，但曹为人好胜，心胸狭窄，容不得人。后来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不久曹轶欧也跟着到山东分局工作，任分局组织部副部长。从康生在鲁中南区党委工作的短暂时间看，我认为他是在“夹着尾巴做人”，没有像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在晋绥搞土改、在渤海区整人时那样张狂，这也许与他同饶漱石的微妙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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