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投降后，根据山东分局和省政府《关于准备接受城市的紧急命令》与《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我鲁中部队曾先后两次解放了淄博，大力开展了城市工作，为我党我军领导和接管城市，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取得了一些经验。
第一次收复博山城是在1945年8月23日。我第一路反攻大军在收复了青州后，即从东、西、南三面向淄博发起强大攻势，胜利收复了博山城。鲁中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罗舜初、司令员王建安和我，及行署主任王子文、副主任马馥塘等党政军负责人率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相继进驻博山城。济南前线指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率轻便机关与前线记者团也进驻博山。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撤销鲁山地委，成立了中共淄博特委和特区专员公署。调鲁山地委副书记张敬焘、专员徐化鲁分别任淄博特委书记和特区专员。此时，我前线各路部队势如破竹，先后收复了淄川、淄博矿区和周村、邹平、明水等城镇，直逼济南城下。
区党委进驻博山城后，为帮助淄博特委和专署接管好这工矿特区，稳定社会秩序，解决人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首先从解放区组织调拨了一大批救济粮，解决了长期在日伪统治压榨下的广大矿区工人和城镇居民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当解放区的人民浩浩荡荡将粮食运进博山城和矿区时，刚解放才三天的博山城和百里矿区就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我们在调查了解市情时，在博山火车站前的马路上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群，有的扛着装满粮食的布袋，有的一手拿着我们发放的北海币，一手拿着粮袋，兴高彩烈地说：“得救了！饿不死了！”
在西冶街上，我们看到不少商人立在街旁，望着手拿崭新北海币到我公营商店买粮的工人、城市贫民不禁赞叹道：“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治理城市、安定民生的能人。他们要是住上一年，咱们博山真可做到安居乐业了！”
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后，为进一步搞好城市和工矿区的接管工作，尽快恢复各行业的生产，先后从部队和区党委、行署所属机关调派了一批干部，进一步健全加强了淄博特委和专署的领导机构。淄博特委迅即建立了博山市和淄城等8个办事处、乡公所。同时还成立了博山城防司令部，徐化鲁、张敬焘分别兼任司令员与政治委员，谢伯望任博山市市长。在这期间，淄博特委为尽快将矿区12万工人组织起来，迅速恢复生产，成立了淄博矿区总工会筹委会，推选特委副书记许光明同志兼任筹委会主任。矿区筹委会在特委领导下，很快把一批工会工作干部派到了各矿。特别是淄川大荒地矿区的工人们，听说共产党派人来了，纷纷要求开会控诉日军压迫和屠杀工人的罪行，取消代表日方资本家压榨工人的“大代表”制，迅速开工生产。许多工人要求复工，他们说：“这是咱们自己的矿山了，就得抢着干。”
由于我们派出的干部根据工人的要求，正确及时地进行了组织领导，大大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很快使各矿恢复了生产。
为进一步沟通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货币流通，将新解放区使用的伪币合理兑换成我老区使用的北海币，促进了新区的货币流通和工商业的发展。
由于我党我军政策的感召，淄博各阶层人民群众迸发出了空前的革命热情和干劲。他们在“一切服从于前线”的号召下，积极开展支前和恢复生产工作，工人们把增加生产视为支前的重要部分，不分昼夜地干。神头电厂的工人们，在我党领导下，不仅在我军解放博山城前进行了护厂斗争，我军进城后也从未停过一分钟的发电；胶济路支线张（店）博（山）铁路大部被我收复后，为能尽快通车，20多位工人在我派出干部的领导下，不辞劳苦，仅用8个小时就将南定至八陡段近百里的铁路修通，使我部队能一车车送往前线；博山城各医院及部分社会人士，在我军攻城时，成立了红十字会医院，主动热情地承担了我前线送来的伤病员治疗护理任务；当我奔向前线的部队路经城区时，街上的行人不仅主动让道拍手欢迎，许多商店的门前还挂上了彩旗，门窗的玻璃上贴上了“欢迎八路军”等标语，并自动减价，优惠出售商品给部队。不少工人积极参加了矿区工人武装工人支队，仅在我们进城的几天之内，这支部队就发展到1000多人，为我主力部队输送了新生力量。
正当我各路前线部队直逼济南之时，因形势变化，肖华同志在邹平召开了前线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山东分局针对敌情变化，改变了会攻济南的计划，决定回师内地，扫清残伪，巩固已得的阵地。
9月中旬，蒋日伪合流向淄博地区反扑，鉴于战争形势的剧变，区党委与淄博特委等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相继撤出淄博城区，转入农村坚持斗争。周村、淄川、博山等城镇与淄博矿区又沦入敌手。
蒋日伪合流侵占淄（川）博（山）张（店）地区后，残酷压榨淄博工人群众，使淄博一带10万工人和广大农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据守这一带的伪军还多次进犯、袭扰解放区、严重威胁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在1946年1月《停战协定》生效前夕，国民党勾结日伪军向解放区疯狂进攻。为反击敌人的疯狂挑衅，保卫解放区，我军针锋相对，寸土不让，1月10日晚鲁中军区集中主力四、九师向淄川、博山发动进攻，经两天激战，于12日18时攻克博山城，歼敌1500多人，收复淄博地区。一、三军分区部队同时向胶济铁路东西两侧发动攻势，一军分区控制了胶济路西段4个车站，切断了胶济铁路。鲁中区党委、行署再次进驻博山。
仅仅时隔4个月，博山及矿区在蒋日伪合流压榨下，工业、商业、交通等行业全部停顿，到处残垣断壁，民生凋敝，令人目不忍睹。为尽快搞好淄博城区工商交通等行业恢复，改善广大工人与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等工作，区党委决定增调干部，进一步健全淄博特委、专署和所属各大厂矿的领导机构，更好地做好接管工作。
淄博特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为了安定民心，尽快恢复城市社会秩序，控制物价，繁荣市场，加强各行业的管理，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首先以特区专员公署的名义发了布告，提出了“坚决执行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拥护和监视停战令的执行；摧毁伪政权及一切伪组织，废除保甲制，建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扶助工农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同时，保证交租交息以利生产之发展；救济失业工人及苦力贫民，要求各业要迅速开工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成立工商管理局，开设公营商店，调剂市场，平抑物价，贷款扶助工商业发展；成立矿务局，整理矿务事宜；发展教育，团结文化人，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普遍开展群众文化教育运动；开展大生产运动，大量发展手工业，奖励劳动英雄，实行变工互助，以达丰衣足食的目的；实行宽大政策，号召伪方人员悔过自新，惩办罪大恶极的敌特分子；登记敌伪没收的人民财产，查明归还原主及没收敌伪财产，充作我建设经费”等10项建设淄博特区的任务。
区党委和行署为支持帮助淄博特委与专署完成上述10项任务，从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先后抽调了区党委武委会主任赵锡纯，行署工商局监委苏展、孙友德，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阎世印，鲁中区被服厂厂长崔文章等，分别任洪山煤矿经理、淄博特区矿务局局长、矿区工会主席、西河煤矿经理、博山神头电厂经理。还从所属部队中抽调了对铁路工作比较熟悉的曲明、孙刚担任了张博铁路管理局局长和工会主席，加强了特委和专署对各大厂矿及交通运输等业的领导。张博铁路加强其领导后，很快就把沿线的铁路工人与其他群众组织起来，将南定至博山、八陡段修复通车。西河至大昆仑的小火车亦在他们的努力下相继通车。由于煤矿生产和交通运输两大行业的恢复，促进了特区各行各业的恢复和发展。
淄博特委和专署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城市统战工作。为动员一些私营厂矿业的资本家开业，特委和专署本着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召集博山城区周围的东方、大同、振业、华东等私人煤矿资本家的代理人开了一个座谈会。
向他们宣传了我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及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指出只要拥护政府法令政策，均欢迎回来安居乐业。
他们在我党的宣传教育下，深感我党政策光明正大，都积极筹备恢复生产，并很快将逃往济南、青岛等地的老板请了回来。因特委书记张敬焘是博山城里人，与部分行业资本家比较熟悉，召集他们开了几次座谈会，帮助他们恢复了商会和资方的煤炭公会等组织，使他们逐步认识了我们党的各项政策，从思想上消除了各种顾虑。特别是那些躲在外地观风的资本家，从青岛、济南、上海等地陆续回来经营起他们的行业，为繁荣市场，提高改善人民生活，加快城市的恢复发展速度，起了积极的作用。
各行业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经营后，淄博特委和专署为加强各行业的管理工作，决定建立特区工商管理局。区党委调李文辉担任了这一职务。特委与专署通过这一机构加强了与资方商会、公会等组织的联系及对私营企业的管理，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任与支持。当时，博山城有位姓马的资本家开办私人电话局，在特委书记张敬焘等人的教育下，很快恢复了电话局的经营业务，为我们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组织领导特区工商等行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区党委和特委派出的干部较好地贯彻执行了我党的方针政策，矿区的洪山电厂和洪山煤矿的一、二、三坑先后投入生产。这些煤矿几经战乱，再加日本侵略者和资本家只顾掠夺煤炭资源，不顾工人死活，残酷进行压榨剥削，使煤矿生产条件十分恶劣，矿工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为充分调动矿工的积极性，矿区干部首先设法改善了井下生产条件，增强了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的措施。为此，区党委曾派组织部副部长赵毓华同志到洪山二坑井下了解情况。他在特委书记张敬焘同志的陪同下，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指示进一步采取积极的安全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生产条件。
为进一步搞好淄博特区的群众工作，区党委还派了以林萍为团长的群众工作团。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发动琉璃行业及其他手工业工人建立了工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同时，对淄博农村开展了“双减”和大生产运动。
在淄博期间，我们还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谈判和军事斗争。驻张店的国民党军为掩盖其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行，反诬我军违犯停战协定，攻取张店，要求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山东停战三人小组来淄博查处。美方代表雷克上校、国民党代表涂叙五和我方代表陈淑亮同志到张店后，雷克与涂叙五摆起了架子，要我鲁中军区的负责人前去迎接他们到我解放区。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鲁中军区决定派淄博特区专员兼博山城防司令徐化鲁同志为代表，前往张店与其会面。
在会面中，徐化鲁同志针对美方和国民党方面代表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雷克与涂叙五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徐化鲁同志接着向其历数国民党军队不断骚扰我解放区边沿村镇，抢掠百姓财产的罪行，以铁的事实击破了诬陷我军违犯停战令的无耻谎言，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维护了停战令和我军的尊严。
但是，正当我解放区军民积极执行停战令，恢复发展生产，努力建设特区的时候，盘踞在张店、周村等地的伪军、汉奸和土匪部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指使下，加紧了对我解放区军民的挑衅和侵犯。特别从夏收开始后，不断向我解放区的纵深地带疯狂袭扰，抢掠夏粮。张店、周村周围人民群众不堪忍受伪军、汉奸、土顽的残害与骚扰，自发地掀起了签名运动，强烈要求严惩盘踞张店、周村之敌。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鲁中主力部队在司令员王建安的指挥下，于1946年6月7日晚发起张（店）周（村）战役，经一昼夜的激战，胜利收复两城。此役不仅严惩了挑衅之敌，也使胶济路西至龙山，东至益都段全部解放，使我鲁中与渤海两大根据地再次连成一片。淄博特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很快与渤海区党委联合成立了张店、周村两市市委和政府。
这时，国内形势正处在重大转折的关口。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经过停战后的充分准备，自以为时机已到，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悍然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对我各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
6月26日，蒋介石调集22万大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调集了58个旅约46万人的兵力置于华东战场，以徐州、蚌埠、济南为中心，企图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办法，侵占华东解放区。
在山东，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指挥其驻济南、昌潍、青岛的5个军约10万余人，向胶济铁路沿线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扬言“半个月打通胶济路”，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7月l日，华东局根据中央指示，颁发了动员令。随后，我鲁中部队在胶济路西段还击进攻之敌，但由于敌人装备精良，兵力众多，我鲁中部队处于劣势，只得节节抗击。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命暂归鲁中军区指挥的新四军第一纵队攻击文祖未克，部队伤亡较大，纵队司令员叶飞向华东局和山东军区报告了这一情况。王建安阅电后有意见。
这时，国民党的优势兵力已经侵占了周村、张店，并继续向南进犯，军情紧急。我军是进，是退，是打，是走，需当机立断，山东军区派政治部主任舒同赶赴博山前线，在四十亩地（地名）帮助鲁中军区和新四军第一纵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舒同、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副司令员邝任农，副政委我和李培南，新四军一纵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副政委谭启龙。会议开了一整天，大家对是退是打一时看法不一，有的主张打，有的则认为我军力量弱、装备劣，应避敌锋芒，暂时退出淄博。经过大家进一步讨论分析，最后决定：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要寻机歼敌，将部队、机关撤出博山等地。由向明同志起草了向华东局和山东军区的报告电文，大家又作了一番讨论，致同意发电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启龙同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年轻有为。陈毅同志曾称赞他“这个人有自我批评精神”。陈毅同志历来很重视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干部，认为这是忠实于党的优良品德。
这次会议还就撤出淄博的工作部署作了研究。确定：为争取时间，鲁中部队要在胶济线阻击敌人，新四军一纵暂时休整一下，区党委机关随部队一起行动。地方人员积极做好撤退准备，能够转移的物资尽量转移到解放区。但对神头发电厂是炸毁，还是保留，一些同志有不同意见。与会同志作了慎重研究，考虑到关系到万千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关系到将来我们再进淄博后的生产建设，决定还是予以保留，并组织工人护厂。王建安司令员考虑许久，果断而又自信地说：“还是留着吧！将来我们再回来还要用的。”
经请示华东局同意此方案，神头电厂保留了下来。
根据博山军事会议决定，鲁中军区部队在胶济路西段沿线抗击优势敌人的进犯，顽强奋战16昼夜，为我机关从容撤退争取了时间。在16昼夜阻击战中，我军毙伤国民党军1100多人，击落敌机1架，其中，我九师二十六团三营在淄川西北的冲山坚守8个小时，打退敌人两个多团的6次冲锋，荣获山东军区、鲁中军区授予的“冲山阻击营”光荣称号。7月10日，我机关、部队撤出了淄川、博山。经短暂休整后，鲁中我军又于7月30日夜向敌军发起反击，四师在团山、白道岭实施钳制作战；九师在博山东北的西坡地、黄崖一带歼守敌一个加强营。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以来，鲁中我军首次一举歼灭国民党主力一个建制营。这次战斗虽然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但也振奋了我军士气，证明了全副武装、耀武扬威的国民党主力不是不可战胜的。
两次进入淄博开展城市工作，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这是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华东局关于城市工作政策的结果，是淄博特委的同志们创造性的工作的结果。
实践再次证明，我们党不但有能力摧毁一个旧世界，而且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正像毛泽东同志讲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回顾在淄博这段的工作经历，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愈是新的工作愈要从实际出发，严格按照党中央政策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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