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开展新解放区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期望的和平、民主并没有实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不乐意由浴血奋战了8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抗战胜利果实的，而它的主要力量又集中在大后方，一时无力控制敌后，便指使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将大批伪军收编为国民党军队，同时急速调兵遣将，抢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以图限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
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早就被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看穿了。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我党关于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指出：“我们必须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或者推迟内战爆发的时间。”报告强调：“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的准备，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依靠自力更生打败美蒋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由于蒋介石时还没有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便玩弄起和谈阴谋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计，毛泽东主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与周恩来、王若飞同志毅然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我们不断接到中央和华东局的电报及通知，对中央、毛主席的决策非常佩服，认为确实是英明、有远见，但又很为毛主席他们的安全担心。毛主席在启程前一再嘱咐：“如果国民党要打，你们一定要打好，你们打好了，谈判也好谈了，我就可以早回来。”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见解确实是十分高明的，国民党在解放区战场上没有讨到便宜，在谈判桌上也没有讨到便宜，不得不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毛主席为解放区军民做好反击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在迅速变化的形势面前所应有的清醒头脑和果断措施。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山东分局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的一切工作部署必须争取先机，服从前线需要，迅速迫使日伪军向我军缴械投降，控制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内战阴谋。
遵照山东军区命令，山东我军迅速整编成五路反攻大军，向敌伪发动大反攻，鲁中军区部队编为第一路，由王建安任司令员，罗舜初任政委。鲁中军区部队统一整编为山东八路军第三师（师长王建安兼，政委周赤萍）、第四师（师长廖容标，政委王一平）、警备第一旅（旅长陈奇，政委李伯秋）、警备第二旅（旅长吴瑞林，政委孔繁彬）、警备第三旅（旅长钱钧，政委熊飞）。后又建警备第四旅（旅长孙继先，政委李耀文），山东军区独一旅、独四旅也归鲁中军区指挥，鲁中我军总兵力近4万人。后来为准备接收济南，山东军区成立了“济南前线总指挥部”，任命肖华为总指挥兼政委，王建安为副总指挥，罗舜初任副政委，统一指挥鲁中军区主力三、四师及渤海军区、冀鲁豫军区泰运军分区的部分部队向济南进军。
但由于蒋日伪合流，国民党派出的接收大员及一部分军队进入济南，指使龟缩在济南的日伪军拒不向我军投降，而当时我军尚不具备攻克大城市的力量，因而，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我军放弃接收济南的打算，继而相机夺取胶济、津浦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济南前线指挥部撤销，肖华奉命前往东北工作。鲁中军区的主力三、四师向胶济铁路西段及淄博工矿区发动攻势。
自8月19日起，在短短十几天内，先后解放临朐、益都、莱芜、博山、新泰、章丘、周村、淄川等县城，歼灭伪军5000多人，切断了胶济铁路西段和津浦铁路大汶口至济南段，逼近了济南。仅在解放周村、淄川的战斗中，鲁中我军即毙伤俘伪军3900多人。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规定党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主要任务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队之北进，继续大力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其后，中共中央军委又进一步提出，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使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罗荣桓同志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多人及6000多名地方干部分期分批开赴东北，和其他地区的部队一起，建立东北根据地。鲁中区奉命抽调了主力三师、新组建的警三旅等部队1.3万余人和600多名地方干部，由罗舜初、王子文、周赤萍、胡奇才、刘莱夫等同志率领分批奔赴东北。
地方干部是从区党委、行署机关及各地委抽调的。临行前，区党委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抢占东北”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激励大家为开辟东北解放区做出贡献。这些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分配，在东北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成为东北地区各项工作的骨干。主力三师赴东北后，鲁中部队又组建了第九师。同时，鲁中发动组织了大规模的参军运动，仅两个月，全区参军人数就达1.9万多人，鲁中我军实力大增。
为了加强和巩固山东解放区，根据党中央的决定，10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率淮南第二师、淮北第四师的主力及皖中第七师北移山东。
10月下旬，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在临沂召开会议，合并组成为中共华东中央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
不久，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和山东的全盘工作。在此期间，黄克诚同志率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途经鲁中区党委驻地莱芜安仙村。当时区党委其他负责同志均不在家，只有我和军区参谋处长赵锡纯同志在家主持工作。
我们组织机关部队列队欢迎，并请师长黄克诚、副师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等留在区党委吃晚饭，晚上看了电影《攻克柏林》。黄克诚同志兴奋地与我谈起了当前形势和今后时局的发展，并说他路经临沂时见到了罗荣桓同志，罗劝他说：“你身体不好，改做地方工作较妥当。”他向罗表示到东北打上几仗再下来改做地方工作。我与黄克诚同志虽初次见面，但他爽朗的谈笑，朴实的作风，对形势的深刻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鲁中部分领导同志到东北工作，鲁中区党委、行署和军区也作了相应调整。向明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建安任军区司令员，邝任农、钱钧任副司令员，我任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委，李培南任区党委第二副书记兼军区政治部主任（后任第二副政委），马馥塘任行署主任，程照轩任副主任。鲁中区划也作了调整，辖3个地委和1个特委，即：一地委（泰山地委）、二地委（沂蒙地委）、三地委（沂山地委）和淄博特委。全区共22个县。
1946年2月11日，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临沂召开高干会议，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重庆谈判后的形势、党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任务、执行“双十协定”和我军整编等问题。鲁中区参加会议的有向明、王建安和我。会上，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了中央2月1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精神，认为，尽管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对蒋介石不应存有任何幻想，要提高警惕，接受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决不能放下武器，一支枪也不能丢，政权一个也不能交，在复杂的形势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为贯彻华东局高干会议精神，3月上旬，鲁中区党委、鲁中军区在博山召开了地委书记，主力部队四、九师首长，军分区司令员参加的会议，向明同志传达了党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任务。
会议特别强调了一面争取实现和平，一面警惕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会后，部队开展了百日练兵活动，增强部队战斗力，健全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地方上着重开展了减租、生产、巩固解放区，为粉碎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及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非常重要。抗战胜利后，有些同志盲目乐观起来，认为中国革命从此就可以一帆风顺、大功告成了，他们只看到胜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困难的一面。
在进城的干部中出现了和平麻痹、不求进取的思想，不想去做艰苦的工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在后方农村的同志则不安心农村工作，要求到前方、到城市去。一些干部的个人主义也膨胀起来，讲究吃、穿、住，要名誉要地位，要求提拔等等。
针对这些混乱思想，区党委加强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区党委机关大会上，我作了《当前干部思想教育问题》的报告，分析了产生错误思想的根源，指出了加强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迫切性和纠正错误思想的方针方法，号召大家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终身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充分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任务。这个报告对澄清当时的一些错误认识，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抗战胜利前后，随着大反攻的胜利，鲁中解放区空前扩大了。从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鲁中收复县城10座、解放国土5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00多万。这些新的解放区，党的基础和群众工作基础薄弱。如何巩固新的解放区，准备应付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成为当时主要任务。区党委认真分析了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根据鲁中老区的工作经验，结合新区人民饱受敌伪、汉奸之苦的实际情况，决定在新区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斗争，清除敌伪顽势力，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巩固新区秩序。首先，加强了对新区工作的领导，派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充实新区各级领导班子；还从老区抽调部分武装，加强新区地方武装力量。为了取得新区工作经验，区党委派出工作组，在益都县（今青州市）贾庙村试点。区党委书记向明，亲自到益都、临朐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区党委组织部长董琰，也带工作组到泰山区帮助开展新区工作。各地委也抓了各自的试点村。泰山地委自1946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在莱芜芹村一带（包括矿山区、鲁西区、口镇区带共49个空白村）进行减租减息运动试点。地委和莱芜县委抽调了7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入各村，组织群众“找穷根”，建立农会，开展阶级教育，帮助群众了解掌握政策，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使减租减息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巩固了泰山区的前沿阵地。
淄博地区解放后，立即开展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增资运动。淄博、博山二县及博山市就有524个村庄开展了反奸诉苦运动，占村庄总数的55%，同时还有224个村庄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
通过反奸诉苦和双减增资，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工人、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他们纷纷组织起了工会、农会，新解放区的生产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试点的基础上，鲁中各地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反奸诉苦、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在3个月的时间内，有几十万群众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运动中有7000多名积极分子入党。
实践证明，这运动深得新区群众的拥护。在党的领导下，新区的群众迅速组织起来，向敌伪残余势力、地主不法分子展开斗争，争得了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生活的改善，因而也更加拥护共产党了。
4月上旬，华东局副书记陈毅在临沂主持召开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工作汇报会。会上，我和二地委书记王涛向陈毅同志汇报了鲁中区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的情况。这次会议总结了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对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会议期间发生了“四八烈士遇难事件”，与会同志沉痛地参加了“四八烈士”追悼大会。
在新解放区工作中，由于各地对领会上级指示精神的程度不同，在运动中也出现了某些偏差。如沂蒙地区有些地方的干部素质不高，政策观念淡薄，在运动中出现了没收地主田地和财产、无限制地清算地主十年或几十年的老账，更有些流氓无产者还把地主家的小妾、女儿甚至丫环分掉。有的地方对地主不加区别，甚至对富农、中农的土地、财产也一律平分掉，出现了乱打乱斗现象。而有的领导干部对此过激行为不仅不制止，反而认为是合理的正确的，给予支持。区党委书记向明知道后，立即派出工作组，到问题比较严重的新泰、泰宁两县帮助工作，他自己还亲自到泰宁县“纠偏”，对违反政策的现象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使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后来，向明同志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华东局副书记陈毅同志写了报告，汇报了“纠偏”情况，陈毅同志对向明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不久，中央的《五四指示》（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发出）下来了，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时受到向明批评的人有些不服气，他们片面理解《五四指示》精神，认为他们以前的做法代表了农民的要求，符合中央精神，因此对向明同志有所责难。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第一，在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时，党的政策仍然是减租减息，而不是没收土地，作为党的干部，按党的政策办事是应该的。第二，向明同志批评的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如不加区别地对待所有地主，不给生活出路；不分富农、中农，有地者一律平分；分女人等等，这些做法时至今日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我很赞同陈毅同志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决策，《五四指示》前是减租减息，《五四指示》后是土地改革，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政策，这点是不能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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