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四五月份，山东分局决定调鲁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到鲁中区党委任宣传部长，我改任组织部长，刘建中改任民运部长。
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以山纵机关部改建为鲁中军区，并将山纵旅二团及青年团划归鲁中军区建制，罗舜初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这时，鲁中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敌人在1941年冬虽对鲁中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但并没有摧垮鲁中抗日根据地，就连鲁中区的边沿区如泰山、泰南根据地依然在顽强地坚持着、斗争着。为此，敌人不得不变换花招，搞起“蚕食扫荡”、“自首攻心”的阴谋来。所谓“蚕食”,就是敌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突然全面包围一小块抗日根据地，大量修筑据点、碉堡、封锁线，强化伪政权，迫使我党政军民无法立足，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步占领、控制该地区。
在“蚕食”的同时，敌还出动宪兵、特务或叛徒，逐村强行实施“自首”登记，以强大军事压力相威胁，施以“怀柔”政策，声称：只要共产党员、干部“登记归顺”，便不咎既往，给以生路，还可以给高薪、官职，否则就要杀人、放火，以此逼迫、诱骗我党政军民干部出面“登记”。敌人称之为“攻心战术”,企图以此摧垮我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组织系舞敌人的这一手是相当毒辣的，而我们的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斗争经验，在敌人的突然进攻面前遭受了很大损失。
1942年7月1日，数千名日军在大量伪军配合下，突然包围了徂徕山区，而在当地领导抗日斗争的泰安县党政军领导机关还像往常反“扫荡”一样，准备与敌人绕几个圈子后再回来。不料，敌人这次并没有立即向山区发动进攻，而是把徂徕山团团包围起来，修了大量的碉堡、炮楼，挖了封锁沟，筑起160余里的封锁墙，还修了简易公路。然后，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占领，逐步向前推进。泰安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在敌人的步步进逼面前畏缩不前，几天过去了，又见敌人丝毫没有撤退的迹象，不得不退出徂徕山区，转移到邻近的莲花山区隐蔽。
敌人在挤走了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部队后，又转向逐村摧毁党的组织和抗日团体。敌人一改常态，不是采取野蛮的烧、杀、捕的手段，而是通过汉奸、叛徒逐村列出我党员、干部名单，限几日内到敌据点登记“自首”，登记了就不咎既往，不然就要烧村子、抓家属及邻居。许多村的党支部与上级失掉联系，不知怎样对付这种情况，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动摇了，一部分怯懦的群众担心受连累，也主张党员、干部“自首”。这样，有的党员就登记自首了，不但自己登记自首，还说出党的组织和其他党员的下落，有的党员、干部眼看隐藏不住了，便也出来“自首”。也有一些同志用改换姓名、隐瞒自己党员、干部身份，只报群众团体成员（如农救会员、妇救会员等）身份去哄骗敌人。但真正的共产党员们仍然坚持不登记，要么转移了，要么秘密隐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组织遭到重大破坏。整个徂徕山区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活动基本停顿了。
敌人还先后在莱北、莱东、泰北、莲花山区、泰泗宁地区实行同样的“蚕食”、“自首”政策，除了在莱东未能得逞外，其他地方都受到一定损失。徂徕山区的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经过两年的反复激烈斗争，才逐步扭转了局面，重新恢复了这一抗日根据地。
为了取得山东分局的及时指导和帮助，区党委把各地反“蚕食”、反“自首”的斗争情况及时向分局作了汇报，分局很快作了指示，还转发了北方局介绍的晋察冀、冀鲁豫等地的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经验教训。为了指导各级党组织粉碎敌人的“蚕食”、“自首”政策，区党委于1942年9月作出了《关于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指示》。这份文件是由区党委秘书商景才起草的。文件的主要内容大意是：其一，加强对党员的组织观念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鼓励党员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也要坚持斗争。其二，派坚强的干部掌握武装，重点打击最坏的汉奸、特务和叛徒，以震慑敌人、鼓舞人民。其三，把在当地身份暴露的干部调离，以免受到损失。同时做好党员干部家属的工作，使他们认清敌人的阴谋，保护好党员、干部，不上敌人的当。其四，在因干部叛变引起自首的地方或距敌人据点太近的村庄，必要时可以该名单或假身份（比如以群众团体名义）应付敌人，以保存党员和基层支部。并规定这个文件只传达到县，由县掌握布置工作。这个文件对指导鲁中各地的反“蚕食”、反“自首”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但个别地方在贯彻这份党内文件时，错误地扩大了传达范围，又没有认真地领会文件精神，造成了思想混乱，致使有的党员和基层干部错误地认为上级同意“自首”，使那些地方党的工作受到一定损失。以致于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同志受到此事的牵连，被打成“假党员”、自首变节分子”等，受到不应有的迫害。当时区党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如霍士廉与我也因发过这份文件，被“造反派”诬蔑为“投降派”，多次受到围攻。
今天回顾这个问题，我认为，区党委的指示基本是正确的。这是因为：
第一，它是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做出的；第二，借鉴了分局转发的兄弟根据地的反“蚕食”、反“自首”的经验；第三，文件强调了加强气节教育，坚持斗争，打击敌人，而没有提出可以搞假“自首”。
之所以造成混乱，主要是因为莱北县委的个别负责同志不按照区党委的要求进行传达，没有正确领会文件精神，简单化的消极布置。同是一样的文件，其他县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即使是莱北县，一些区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文件在谈到“假”的问题时，在文字逻辑上尚有不够严密的地方，这也是后来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漏洞。我认为，在反“自首”的问题上应该划清几个界限：
第一，不管是什么理由，“自首”就是变节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能以文件中的个别字句作借口为自己辩护。第二，听信了县委的错误传达而搞假“自首”的，责任应在县委而不在个人。第三，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与其他群众一道，以群众面目出现，参加群众性的自首，确实没有出卖组织或同志而又在暗中为党工作的，应该视为自己的同志。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敌人常常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强迫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地在事先准备好的“自首书”上按手印，不按手印的当即杀掉或抓走。这样，如果拒绝，不按手印，势必暴露自己。这种情况是可以允许的。
敌人的这一阴谋之所以毒辣，就是企图利用那些“一旦登记‘自首’了就会被共产党认为是叛变了”的人的心理，把这部分人从党组织中分化出来，以削弱直至摧毁党组织。
区党委在认真分析了各种情况后，对那些因为听信了“上级允许假自首”而登记自首的，部分暂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参加过群众性按手印的人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在当地工作恢复以后，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起名为“同情小组”，一方面进行党的政策学习教育，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一方面认真核实他们是否有投敌、为敌服务等变节行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与了解，对那些没有变节行为、真正愿意为党工作、表现积极的同志重新吸收入党，这样就团结、教育了大多数，巩固了党的队伍。
为了指导泰山区和泰南区开展反“蚕食”、反“自首”斗争，同时也为了准备对付敌人的秋季“扫荡”，我到了泰南区帮助工作。根据历次反“扫荡”经验，敌人大规模“扫荡”往往在青纱帐落时，即9月份以后，因这时大田高粱、玉米收割了，我军不便隐蔽，敌人便集中兵力进行“扫荡”、“清剿”。
我们摸清这一规律，便在青纱帐期间做好一切反“扫荡”准备，机关化整为零，领导同志分散活动，避实就虚，“敌进我进”，既可以加强边沿区工作，又避敌锋芒，减少损失。因此，在反“扫荡”期间，我们区党委几个负责同志便分赴各地，帮助工作。我被分配到泰南帮助工作。
我在泰南期间，了解了那里的敌情，听取了他们贯彻少奇同志指示，开展减租减息的情况。当时三地委驻新蒙带，由于新蒙县委工作扎实，这里看起来是敌占区游击区，但实际上是一块隐蔽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本地干部多，地委书记董琰、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以及各县委书记、县长差不多都是本地人，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工作做得扎实深入，情报关系建立得好，消息很灵通，敌人的动向我们都了如指掌。统战工作做得也好，地方上层人士、士绅名流大都对我们友好，有些还参加了我们的抗日政权工作。这里虽距敌据点很近，但因群众工作做得好，敌人出动，我们的情报就送来了。有时小股敌人出来活动，我们即抓住时机予以痛击，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因徂徕山被敌“蚕食”，而新甫县处于敌人“蚕食”前沿，形势也很紧张。为了帮助新甫县委工作、研究恢复徂徕山地区的斗争，我与三地委书记董琰同志起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新甫县。在天井峪见到了新甫县委（当时属一地委）书记王醒同志和原泰安县委（当时属三地委）组织部长王伯原。听取了王醒同志的汇报，感到他们虽然处境险恶，但很有信心和胆量，坚持斗争，接受徂徕山区的经验教训，进行反“蚕食”、反“自首”、反伪化斗争。他们还积极开展革命气节教育，凡是暴露党员身份的，调出当民兵打游击，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和群众起就地坚持斗争，以群众面目出现对付敌人，决不妥协投降、自首。我们听了新甫县的汇报后，肯定了他们对敌斗争的态度和做法，传达了区党委关于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后，我给新甫县委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敌人发动大规模“蚕食”时，一定要就地坚持，决不退缩不前，接受徂徕山地区反“蚕食”斗争的教训，大力开展敌伪工作，争取、利用伪军政人员为我服务；建立两面政权；挑选可靠的党员干部组织武工队，开展敌占区工作，打击汉奸、特务；及时恢复整顿党组织等。
另外，对泰安县委的工作也作了布置，因县委书记张子云同志牺牲了，经请示区党委，把泰安县委改为徂徕山工委，由王伯原（后叛变投敌）负责，并帮助他们总结了反“蚕食”、反“自首”、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教训，指示他们组织精干人员和小部队，插回徂徕山区做恢复工作。
到新甫的第二天夜晚，我和董琰同志视察了新泰平原敌占区支部工作。新甫县前靠莲花山，南面就是新泰平原。
这片地区1939年10月前是我们的游击区，后来被敌人占领，村村有维持会汉奸政权，但有些是两面政权，同我们有联系，有些村子有我们党支部就地坚持斗争，如孙家庄、曹家庄支部就是我们到该区活动的工作站。在向导带领下，我和董琰同志傍晚从新甫出发，一路经过敌占村庄，半夜时到达目的地孙家庄，支部同志在村里等着。这个村的维持会为我们所掌握，支部安排他们站岗放哨，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住下后，支部同志汇报了敌情和对敌斗争情况，当时主要任务是反资敌。敌人向各村要粮要的很紧，他们就向敌人哭穷，表示年景不好，粮食歉收，要求少交或不交。
我们针对这一情况给他们指出，要坚决进行反资敌斗争，千方百计不给敌人交粮，困饿逼迫敌人撤走。同时我们给他们讲了形势，指出敌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要挺得住，树立敌败我胜的信心，渡过难关，争取胜利。我们部署完工作，天明前赶回新甫。在敌占区夜间活动，狗叫是一件大事，狗一叫就惊动了敌人。我们路过一些敌占村时遇到狗叫，怕被敌人发觉，就设法把狗弄掉。后来我们发动群众掀起一个打狗运动，保证夜间在敌占区活动不被敌人发现。我和董琰同志从新甫县回到泰南地委机关（驻新蒙县北子一带）后，新蒙县委书记周星夫同志就该县的“双减”运动和其它工作向我们作了具体汇报。我们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认为他们中心突出，工作实际，干部联系群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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