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请宋任穷作了报告。他讲了冀南的形势,介绍了冀南的情况和他们的打算以及如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等问题。
在南宫期间,宋任穷对我们照顾很好,热情接待,还给我们每人发了肥皂、牙膏和毛巾等生活用品,挽留我们多住了几天。徐向前副师长对我们也非常关心,每人发给一件棉大衣。几天里,我们一面听报告学习,一面总结行军中的经验教训,主要检讨过平汉铁路乱传口令失掉马匹问题。
有的说是李林传的口令,李说他听前面传的口令,始终未弄清谁下的口令。张、黎强调不追查个人责任,重要的是要接受经验教训,克服游击习气。在与宋任穷的接触中,他一再讲冀南大有可为,就是干部太少,言谈之中,有向我们要干部之意。我们看出了他的意思,也看到此地打开局面后,确实需要干部。于是商定,假如宋提出要干部的话,可以给他留下一二十人,但这事要请示中央。果不出所料,当我们要走时,宋任穷向我们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们也满口答应,并定了留下的人数。宋任穷同志嫌少,后经进一步研究,并报中央同意,给他留下了一个区队,30人左右。同时,从延安出发时,我们还带了几部电台,有的是给朱瑞的,当时朱瑞在冀南一带搞统战工作。宋任穷的夫人是报务员,也同和我们来到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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