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科长讲话虽然是想压制我们，但也有一定道理，阎锡山确有可能在紧急时把我们拉出去杀害。不久，红军完成东征任务后退回陕北。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华北局势十分危急；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人士也强烈主张一致对外，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山西也处在矛盾的焦点之中。阎锡山苦思冥想，妄图左右逢源。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拉拢，但阎锡山不敢公开投敌，也怕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伸进山西；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亦借“抗日反共”之名，想染指山西，实际上红军东征期间中央军关麟徵师入晋后不走，阎锡山不得不处处提防。
隔河的陕北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根据地，红军东征严重打击了阎锡山的势力，使阎锡山又怕又恨。在全国人民及山西人民强烈的反日浪潮面前，阎锡山又不得不为自己的统治打算。惯于投机的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在西安事变后，便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系，同时提出了他的“联共、抗日、拥蒋”的路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根据阎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情况，在山西大力开展统战工作。
红军代表周小舟和彭雪枫先后到了太原。周小舟同志代表毛主席与山西当局接洽事宜，以红军的公开身份住到太原正大饭店，当时饭店老板吓坏了，赶快报告了山西绥靖公署，公署通知说：“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要以礼相待。”
后来彭雪枫同志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他一来，局面就打开了。薄一波同志还请彭雪枫给阎锡山办的“军政训练班”学员讲红军游击战术，很受学员欢迎，影响很大，有的说，没想到红军里面还有这么有学问的人才。薄一波同志是1936年11月到太原的，也是北方局派他向阎锡山做统战工作的。当时王若飞同志被押在陆军监狱，薄去看王若飞，给他讲了当前的抗日形势，要王若飞出狱。王若飞同薄一波不熟悉，没有表态。后来王若飞提出找一个他认识的同志去谈，薄一波就拿着柯庆施亲笔信给王若飞，王和柯熟悉，也认识他的笔迹，这样王若飞才答应出狱到了训导院。我们转到训导院时，王若飞同志已经出去了，后来他到训导院看望陆军监狱的同志时，我们见了面。王若飞同志曾作过陈独秀的秘书长，他认为陈独秀的错误四个月，不过是关键时候犯的错误，那时我们还批评他右倾，后来中央也是这样看法。
在这期间，我党和阎锡山谈到释放政治犯问题。阎同意释放，但借口怕国民党中央干涉，提出到训导院过渡，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政治犯去训导院过渡一段后实行无条件释放。这样，我们这些政治犯便无任何手续地转到了训导院。
山西训导院原叫“教养院”，是阎锡山于1936年6月为“训导”一部分被俘的红军指战员而开办的。这个教养院非常反动，专门进行反共教育，院长赵戴文是一个老官僚，曾任阎锡山的参议长。西安事变后，阎锡山赞成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同意国共合作，就把教养院改为“训导院”。赵戴文只是个挂名的院长，实际管事的是训导主任、叛徒郭挺一。郭挺一过去是和我们一块坐监的，在狱中表现不好，出狱后跟阎锡山做事，他曾公开讲：“我出了狱，找个差事干干，每月挣个七十八十的花花。”
当他刑满三分之一时，就去了反省院，出来后就为阎锡山做事，混了个训导院的训导主任。前几年在山西开党史座谈会时，关于郭挺一是否是叛徒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大家说郭挺一是叛徒，要我证明一下。我说：“郭挺是叛徒这谁还不知道吗？他在监狱就和党组织不一心，绝食斗争不参加，给看守的孩子教书，到反省院后写反动文章等，这还需要证明吗？”
郭挺一后来在晋绥叛变时，被晋绥区党委枪毙了，赵林当时是区党委书记，叫公安局长康永和执行的。我们刚到训导院时，郭挺一就向我们宣传阎锡山的政治主张，什么“守土抗战”啦，什么“按劳分配”啦，什么“物产证券”啦，等等。不久，郭挺一又受阎锡山之命，去担任“工人委员会委员长”。以后郭挺很少到训导院来，便由教导主任时逸之主持。时逸之是共产党员，受山西工委直接领导。
训导院关押了三部分人，一部分是被俘的红军，一部分是陆军监狱的政治犯，再一部分就是第一监狱的政治犯。我们把狱中党支部也带到了训导院，我仍任支部书记。陆军监狱也有党的支部，他们曾提出要和我们党支部合并活动，我们研究认为还是不合并为好，但可以加强联系，互通情报，共同斗争。后来我们这两个支部合作得很好。
训导院的课程有两门：一门是阎锡山的“守土抗战、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理论，一门是一般的文化课，后者是给被俘的红军战士上的。对于阎锡山的那套东西，我们都应付了事，上课时去听的寥寥无几。另外还有每日例行的升降旗训话、形势报告会等。我们在训导院积极开展抗日活动，时逸之同志经常送内部报刊给我们看，如中共北方局办的《火线》、我党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等。我们还组织出墙报，发表时论；每逢星期六开晚会，大唱革命歌曲；有时演抗日戏剧。后来我们还组织部分同志到工人、学生及市民中进行抗日宣传，曾到太原晋祠作抗日宣传，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很受群众的欢迎。
外面的同志也经常到训导院看望我们，王若飞同志来过，郭春华、阎春荣同志也来过。有次郭春华来看我，当时他在军政训练班任指导员，身穿军衣，挂着肩牌，恰巧被郭挺一碰上了，郭说：“你们的人也武装起来了。”
我立即顶了他一句：“什么你们我们，你是哪里的人？”
他一时不知所措，自嘲地说：“我是开一个玩笑，你别计较。”
他那时看我们阵势不小，也不敢轻易惹我们。
在训导院，红军被俘的同志之间有过不团结现象。这些战士中有中央红军的，有四方面军的，有陕北红军的，还有刚被俘的东北军的。红军东征返回时，七十八师断后失利，有个组织科长被俘后也押在这里，大家对他很有意见，反映到我们这里，建议我们出面解决，搞好团结。我们对他晓以大义，以大局为重，过去的事要互相谅解，现在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争取早日出去参加抗日。经过帮助，他们很快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消除了彼此间的隔阂，加强了团结。
不久，这部分红军战士转到军政训练班受训，后编入薄一波组建的决死队第一纵队，奔赴了抗日前线。
由于时逸之受山西工委领导，我们这个党支部就和中共山西工委取得了联系，有两次时逸之通知我和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接头。张友清同志是陕北神木县人，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抗战时任中共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后被敌俘去病死在太原。他家是神木县有名的商号“新太店”店主，我对友清同志“早闻其名，未见其面”，时逸之通知我和王孝慈去同他接头，我非常高兴。
王孝慈在北平工作时认识了友清同志。我和友清同志第一次见面彼此非常亲热。因为我们长期囚居，与外界隔绝，不了解全国形势和得不到党的高层次的指示，友清同志给我们讲了全国的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的转变，使我们大开眼界。关于政治犯之间去不去训导院问题的争论，友清同志也做了解释，认为这不是一个原则间题，因为这都是得到党的指示去训导院的，没有争论的必要。从友清同志同我们的谈话中，使我们感到他理论水平很高，原则性强，看问题讲问题深刻透彻。他还着重提出，现在抗日局面发展很快，各地都急需干部参加领导抗日工作，山西训导院里的政治犯获释后，要立即分配工作。你们支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深入了解院中政治犯的情况，每个人在法庭狱中的表现，现在的政治态度及德才和特点，以便工委分配适当的工作。我们接受了友清同志的指示后，回来向支部及党员骨干分子作了传达，大家非常兴奋，总算找到党的领导了，得到了党的重要指示。这次会面使我们直接和山西工委接上了关系，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大家都非常积极，立即分头找人谈话，了解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友清同志。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在海子边一家“一条龙”包子铺和友清同志接的头，他对我讲了工委的决定。他说：训导院政治犯的工作分配原则上分两部分，一部分做公开工作，也可以说是做统战工作；一部分做党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做秘密工作。为了使出院的同志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工委准备办一个短期的小型训练班，要我们出来后先参加训练班学习，然后再分配工作。谈到我的工作分配时，友清说他在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时遇到郭洪涛同志，郭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再嘱咐他，要我从狱中出来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友清同志表示一定转达。对此，友清同志让我考虑一下郭的意见。
我和郭洪涛同志是山西第一监狱里的难友，有生死之交的情谊，他提出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意见，我不便立即表态，友清也未表态，此事当时就放下了。友清谈了工作之后，还问到府谷同乡刘天鸣同志的情况。刘天鸣是府谷县人，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中央军校和友清在一起工作，他们是好友。大革命失败后，此人表现消沉，奔波政界求得一官半职，但对党同情，并未做什么坏事。1931年曾参加山西革命互济会，不久失掉关系。友清坐牢时他还接济点钱，因此友清和他友谊很深。我向他介绍了刘天鸣的近况，友清感慨地说：革命的老同志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有的坚持下来了，有的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掉队了，像天鸣这样有才干的人也落伍了。但他希望我们做他的统战工作。分别时，友清还送给我一包文件，要我回去分发给同志们阅读。这次会见时间比较长，使我受到很大教益，对我了解形势的发展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自己的头脑都有很大的帮助。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迫于山西日益严峻的形势和我们要求尽快出院参加抗战的强烈呼声，不得不答应我们出院。
1937年8月，也就是在我第二次会见张友清同志几天后，时逸之通知我和王集桐出院。于是，我们作为训导院的最后一批政治犯，未办任何手续就出院了。自此，结束了我长达6年的铁窗生活。
回顾我这6年狱中的艰苦历程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党的长期培养教育，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入狱时我虽然只有21岁，但无论是在多么困难险恶的情况下，我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改造社会、解放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的唯一武器，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美好理想，因而愿为之贡献毕生。在狱中，由于我斗争坚决，得了个“小共产”的外号，这是我一直引以为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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