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我在狱中就亲自发展了两名党员，一名叫高占胜，出狱后参加了红军，表现很好。另一名叫宋保，是陕北吴堡县人，他出狱后也参加了红军，但在榆林的一次作战中被俘，把我供了出来。榆林国民党军便电告山西国民党政府，称我在狱中继续搞赤化活动，还发展了共产党员。山西国民党省政府命令山西第一监狱严加查办。
这事发生在第三次绝食斗争后，我们仍住在“静”字监。一天晚饭后，我们正在院内放风，突然来了看守主任、看守等十几个人，他们气势汹汹地把其他犯人都赶回牢房，唯独把我留下，在我的牢房中仔细地搜查了一遍后，又把我全身从上到下进行搜查，但什么也没有查到。敌人二话没说，把我单独关押到“安”字监，收去了我的裤腰带，还在门上加了一把大锁，安了一盏电灯，通夜亮着。敌人对我既不提讯，也没有任何说明。我猜想可能是出了什么大事，但百思不得其解。就这样，我被一连关了三个多月。后来，许伯华在他的办公室提讯我：“你认识宋保吗？”
我一听此话，便明白了单独关押我的原因，但我不能说不认识，那样反而会使许伯华更怀疑。于是我坦然地回答：“认识。我们是在工场做工时认识的。”
“那你就讲讲你是怎么给宋保宣传共产主义，又是怎样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吧！”
我立即否定，说：“我和宋保在一个工场做工，但不是学的一个手艺。我学做贴纸，和他根本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怎能向他宣传共产主义呢？”
许伯华说：“实话告诉你，宋保出去当了红军，被俘后把你供出来了，阎主任（指阎锡山）来了公事，要严加查办。我们查了几个月没有查出什么，已经给阎主任回了公事，说政治犯分房隔离，不可能宣传共产主义，阎主任未再过问。如再追查的话，你的命就难保了，现在此事尚未了结，你要好好守法。”
又说：“你为什么非在监狱里给我找麻烦呢？有本事你出去以后再干么！你可以由陕西带帮人马过黄河，杀奔北平，那样人家会给你竖个铜像！”
许伯华审讯后，又把我押回“静”字监。这件事就这么侥幸了事，到底情况如何，我一直没弄清楚。监狱当局之所以未加深究，恐怕还不是保护我，而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地位、饭碗，怕负“管理不严”之责。
狱中的政治犯因为所判刑期不同，因而人员流动很多，有的同志刑满被释放或转到“反省院”，也有在反省院因所谓“不服管教”而加重判刑又送进第一监狱的，但狱中的党组织一直没有停止战斗。除了教育出狱的同志继续为党工作外，对新进监的同志，注意观察考验，有的则吸收进狱中党组织。
1936年底，因在“反省院”仍坚持斗争而被加刑的龚子荣（龚允济）同志被送进第一监狱，关在幼年监，与当时因受处罚而被关进幼年监的王孝慈同志同在一个监房。
王孝慈同志了解了龚子荣同志的情况后，即向我作了通报，党组织分析了龚子荣的情况，认为其在反省院入党谈话是可靠的。于是，我就到幼年监，听了龚子荣同志的陈述，并向他交代了任务，主要是争取到监狱工场去，与普通犯多接触，开展工作。
龚子荣同志按照我的意见，首先要求调到病号监房。在病号监，田士俊等同志多次与其交谈，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原来，龚子荣同志是在“反省院”由闻春荣同志介绍入党的，龚在谈话中还对闻春荣同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精神大加赞扬。闻春荣同志是我的好友，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聪颖过人，理论水平很高，是党的一位优秀干部，原先也关押在第一监狱，后被送到“反省院”，是“反省院”党组织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在太原分手，各自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从此再没听到他的消息。解放后，我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不久前，才从一位老同志处得知，春荣同志在张家口的一次反击敌人偷袭时英勇牺牲了。虽然我早有预感，但当听到春荣同志牺牲的确实消息后，我仍不禁痛惜不已。
我们在进一步了解了龚子荣同志的情况后，又征求了龚的入团介绍人张衡宇同志的意见，决定恢复龚子荣同志的党籍，参加狱中党组织的活动。月余以后，我找龚子荣同志谈话，宣布监狱党支部的决定。以后的实践证明，龚子荣同志确实是党的忠诚战士。
谁在收藏
浏览：158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