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绝食斗争是在1932年春天，在党支部领导下，主要是由关在“恭”字监的政治犯组织发动的。当时我们提出的斗争条件和口号是：一、要求吃足1元9角2分的伙食费；二、取消拘禁；三、要求看书看报，阅读社会公开出版书籍。口号提出后，“恭”字监的20多名政治犯开始绝食。大家团结一致，无论监狱当局耍什么花招，不答应提出的条件决不复食。政治犯侯富山同志被捕前是阳泉煤矿的翻砂工人，被捕后表现坚定，被判无期徒刑，在这次绝食斗争中起了带头作用。当敌人把饭送到牢房时，他把饭打翻在地，并大骂监狱当局的黑暗统治。普通犯听说政治犯为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举行绝食的消息后，也举行了罢饭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政治犯的斗争。绝食坚持到第4天，监狱当局慌了手脚，怕闹出更大的乱子不好向主子交待，不得不出面谈判，被迫答应了一些提出的条件，每周增加一顿小米干饭，延长放风时间，对看书也略有放松。
这次绝食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不但使政治犯情绪更加高涨，而且鼓舞了普通犯同敌人的斗争。但敌人却不甘心失败，过了几天，就把“恭”字监的政治犯转移到西监“安”字监，严加看管。西监有“安、静、守、法”4个院子，“安”字监院子最大，共有6个号筒，每个号筒有12个囚室。我们初到时，分房隔离，不许放风。政治犯陈权自杀后，经我们斗争，狱方允许放风半天，看管也较前放松，政治犯彼此之间的接触就多了。1932年又来了一批政治犯，如李波、孙启明等。此后，政治犯的队伍更加扩大了。
1932年秋天，我们在“安”字监发动了第二次绝食斗争。我记得这次绝食斗争前后进行了两次。开始时，监狱当局只是口头上答应了复食条件，但实际上并未执行。于是，半月之后，我们再次进行了绝食。
在这次绝食之前，郭洪涛同志已经组织同意，并按照刘天章同志所讲的原则，转到了山西反省院。他走后，监狱党支部就由赵秉彝、侯富山、田鹤仙负责。党支部根据第一次绝食斗争的经验，事先做了充分认真的准备。绝食斗争的口号与第一次基本相同，斗争的方法是：先派出代表向监狱当局提出条件，若不答应，就立即宣布绝食。与此同时，积极做好争取外援的工作，一是发动普通犯罢饭，以壮声威；二是争得社会同情与支援。党支部决定由孙启明、王文生起草绝食宣言，准备在国民党报上发表。这个宣言写得很好，我还记得几句：“我们典狱长许伯华先生，豺狼成性，蛇蝎存心，无恶不作，无作不恶。”
一并列举种种事例，揭露了监狱的黑暗和对政治犯的虐待，要求改善待遇，希望舆论界支持。组织上还决定支部书记赵秉彝不参加绝食，负责领导普通犯罢饭。
在党支部领导下，一切准备做好后，我们立即要求典狱长提讯，正式提出条件。首先提讯的是政治犯杨瑞生，他提出我们的条件后，典狱长不但没有答复，反而给他加了手铐、脚镣，关进了暗室。接着我要求提讯，向典狱长提出：要求改善生活，吃足1元9角2分；释放拘禁，到工场做工；阅读社会公开出版书籍等，如不答复条件，我们就和你斗争到底。典狱长恼羞成怒，说：“你胆大包天，无法无天了！”
当时下令给我戴上十几斤重的加大脚镣，上了手铐，也关进了暗室。之后是娄凝先要求提讯，他也被上了手铐脚镣，关进了暗室。
监狱里共有4个暗室，处罚我们政治犯就占了3个。这种暗室又小又窄又黑，像狗窝一样，人只能爬着进去，室内空空，一无所有，大小便都在里面，只有屋顶上有一个小孔，可以透透空气。
关暗室是监狱里对犯人的最高处罚，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只能关3天。在我被关进暗室后，组织上通过一个看守给我送信，鼓励我坚持斗争，决不能屈服，并通知我，绝食斗争已经开始，要互相配合，取得胜利。这使我更增强了信心，坚定了斗志。到了第三天下午，典狱长不得不派“教诲师”来对我进行“开导”，条件是不再骂典狱长，将我放了出来。
在监狱党支部的周密组织下，绝食斗争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着：发动了近千名普通犯罢饭，同时由孙启明、王文生起草的绝食宣言，通过关系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了，在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政治犯不妥协的斗争，许伯华不得不考虑继续僵持下去的后果。于是，他耍了花招，在绝食斗争的第4天，答应了绝食所提出的条件。
党支部看许妥协了，就宣布复食。不料复食后，许伯华只解除了对政治犯的拘禁，对其余两条根本没有实行。对此，党支部继续派代表与其谈判，但不得结果。半月之后，党支部派孙启明出面与许伯华交涉：为什么不执行答应的复食条件。许不但矢口抵赖，反要孙启明写“悔过书”，承认绝食是错误的等等。孙启明同志据理争辩，许伯华无言以对，即令看守把孙启明押回牢房。党支部看许伯华毫无诚意，决定再次举行绝食斗争，并于当天夜里用“无线电报”向全体政治犯发出了绝食的决定。
这种“无线电报”是政治犯在斗争中发明创造的。因为在绝食前，“安”字监政治犯由普通犯送饭，大家可以互送纸条，交换情况，进行联络。现在，监狱当局怕政治犯之间联络改为看守送饭。这样，“交通”被切断了。为了开辟新的途径，政治犯段家绂同志发明了用注音字母拼字进行联络的新方法，即把40个字母按顺序排列，每行8个字母。用这种方法联络，就是在夜间互相打墙，等于是简单通话。敌人知道打墙声中有文章，但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敌人想用看守制止，加强巡视，我们则看守来了不打，看守走了再打，弄得敌人无可奈何。党支部就是用这种“无线电报”及时地向政治犯发出指示，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取得胜利。
第二天早饭时，全体政治犯一致行动，拒绝就食，并高呼“反对不执行诺言”、“反对虐待政治犯”、“我们要绝食”等口号。三天后，许伯华谎报政治犯有不轨举动，请来了宪兵、警察向政治犯示威，想借用武力强迫政治犯复食。但我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不答应复食条件决不屈服。宪兵、警察看到事情真相不像许讲的那样，便撤走了。
当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五天时，政治犯的正义斗争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个别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还以强烈的措词谴责许伯华克扣囚粮虐待政治犯的行为。在社会舆论呼吁下，山西省高等法院派了个法官到狱中了解情况，我们向他陈述了监狱里的黑暗生活和虐待犯人的事实，这位法官看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又听了我们的陈述，也不得不表示同情。在这种情况下，许伯华为摆脱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保全个人的地位，被迫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条件：每周吃两顿小米干饭，一顿馒头；释放拘禁，政治犯可以到工场做工。但对阅读社会公开出版的书籍一条，仍答复得含含糊糊。党支部认为目的基本达到了，为了保护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便宣布复食。
这次绝食斗争取得很大胜利，得到全体囚犯拥护，社会同情，敌人压迫有所收敛。看来在特殊的战场上要想生存，改善待遇条件，仍需要巧妙的斗争，争取合法斗争的胜利。绝食是合法斗争的手段，用得好，可以博得各方同情，使监狱统治者慑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屈服。
绝食斗争胜利后，我和其他政治犯到工场做工。我去的是第五工场（造纸工场），这个场生产土纸，我学的是贴纸技术。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得心应手，成了行家，可以和技师相比。我白天干活在工场，晚上睡在“法”字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看守只顾敛线，给他分点钱，他就什么也不管了，我们每天干完活就可以自由活动，还可以去开展普通犯的工作。
第三次绝食斗争发生在1934年春夏之交。其原因是：政治犯在工场劳动了一年多之后，一部分又被陆续押回“静”字监，有的被单独关押，限制活动，生活上也逐渐苛刻起来。这时，赵秉彝同志因服刑满三分之一去了“山西反省院”，由田鹤仙任狱中党支部书记，侯富山和我为支部委员。我们利用放风的机会凑到一起商量，认为不能忍受监狱当局的虐待和迫害，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于是决定举行第三次绝食斗争。我们提出的条件还是要求吃足1元9角2分；释放拘禁；阅读社会公开出版书籍。但这次绝食斗争由于准备不足，加之敌人学得更加狡猾了，看管很严，又封锁消息，无法与普通犯和外界取得联系，使斗争孤立无援。绝食坚持到第九天，敌人的态度仍很强硬，不答应任何条件，我们准备的口粮和水被全部搜走，而且要强制进食，如灌肠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支部的几个同志认为，绝食不是目的，而是要迫使敌人改善生活条件，增强大家的体质，为将来出去工作创造条件。但现在敌人很顽固，绝食已经9天了，再拖下去有些同志的身体恐怕支持不住，我们便决定暂时复食，并派代表与监狱当局谈判，考虑到有的同志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便提出复食可以，但在复食一周内要吃软食。
监狱当局当时答应了，但复食后他们又耍了花招，只吃了几顿软食就停止了，而且监管更严了，不许放风。第三次绝食斗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不久，田鹤仙自动去了反省院，便由侯富山接任支部书记，增补王世益为支部委员。这时我的身体很坏，染上伤寒，经病监看护和政治犯郭春华活动，把我移到病监治疗。我浑身红斑，危在旦夕，多亏春华同志和狱中李医生关系较好，给我的药里加了贵重的犀牛角，吃后身上的红斑变成了白斑，把我救了过来，如果变成黑斑就没救了。经过春华同志和田克勤同志的细心照顾，我的身体得以恢复，病好后我又回到“静”字监。
1935年初，王世益、侯富山同志经党支部同意先后去了反省院。侯富山去反省院前，提出到反省院后建立党的组织，经过监狱支部研究，认为可以建立党支部，但必须慎重，要严格审查发展对象，以防万一。后来他们在反省院建立起党支部，直到1937年反省院被捣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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