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狱长是许伯华，原为天津第三典狱长，因在那里搞“模范监狱”有功而被调到山西第一监狱。这个人面慈心狠，诡计多端，非常狡猾，对上阿谀奉承，对下百般压制，对犯人更是残酷无情，却偏偏信奉“佛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监狱里设三科、一所、一室。一科管理文书，科长由阎锡山的交际处长马立伯兼任，其实他根本不来上班，只是凭其权势兼个职位，到时领取薪水而已。二科管理看守，设有看守长、看守主任、看守，组成一个庞大的看守机构。三科管理后勤、生活和工场的账目等。一“所”即医务所。一“室”是教诲室，每当监狱里新押进犯人或犯人违反“狱规”时，就由教诲师去“说教”，不过是要犯人“遵守狱规，悔过自新，争取早日出狱”等等。
当看守不够用时，监狱当局还让一些犯人当看护，干一些开门、关门、送水、送药等事，行动略为自由一点。当看护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敌人比较相信的，即所谓“悔过自新”比较好的普通犯，一种是我们有计划地打进去的政治犯。如郭实甫同志就是我们派到病监去当看护的，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带上药壶到处串走，不仅为难友看病、治病，还可以为大家传递党的指示，互通情报，起交通作用。此外，监狱内还开设有鞋、木工、造纸、织布、缝纫等16个手工作业工场。工场的工人就是犯人，他们进行无偿劳动，创造的财富全被监狱当局侵吞。
犯人进监狱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被剃成光头，然后换上监狱里的衣服。这种衣服专为犯人所做，颜色为灰色，上衣没有扣子，只拴条布带子，上脚镣的人穿的裤子是两片，也只拴几条布带子。每件衣服上都编有号码，这个号码也就是在押犯人的编号，叫犯人也不叫姓名，只喊号码。然后按照案情轻重、徒刑长短，戴上不同型号的刑具。一般普通犯禁闭几天后即送工场劳动，对政治犯则不同，除砸上脚镣外，还要隔离关押，不能接触其他犯人，更不许看书报或接触外界。
我的囚衣编号是73号，照例由教诲师“教诲”一通后，被关进“恭”字监。我被关进去的第二天，郭洪涛同志借放风之机，偷偷到我囚室铁窗下面和我打招呼，悄悄地告诉我：“监狱党支部已讨论决定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因被捕后即失掉关系），参加监狱党支部的活动。”
他们之所以这么快就来恢复我的组织关系，是根据我被捕后的表现决定的。因为我在法庭上拒绝供出自己身份，没有背叛组织，没有出卖同志，没有供出监狱党支部与外面的联系，从而保护了监狱党支部，自己被判无期徒刑。从此，我便在监狱党支部领导下，开始了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进行的特殊的战斗。
监狱里的生活是黑暗的。犯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不准自由看书，不准看报，更不准谈论“国事”。吃住条件更为恶劣，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犯人每月生活费为2元4角，但山西当局又按八折克扣，剩下1元9角2分。就是这个很低的标准，监狱当局还要再扒层皮，真正到犯人口中就所剩无几了。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粗米黑豆饭，有时有少许萝卜咸菜，很少吃到蔬菜，有时能吃到一点盐（内地产的硝盐，很苦，与现在吃的普通海盐大不一样），更谈不到吃油了。这还不算，看守还经常向犯人敲诈勒索，以肥私囊。牢房中又黑又暗，臭虫、跳蚤咬得人夜不能眠，墙壁上到处是被打死的臭虫留下的血痕。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染上了疾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致使不少人死亡。政治犯陈权同志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激起了政治犯的愤怒和抗议。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坐监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斗争，且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时间。因此，同志们都很注意学习，珍惜宝贵的时间。政治犯们原来有一个地下“图书室”，可以看到一些外边送进来的社会科学书籍。后来书越来越多，大家便选出一位同志负责保管，写出存书书目，人们可以按书目去借，看完之后退回。为防止被监狱看守发现，在管理上我们就分散保存，有的存在个人手中，有的埋在地下。在阅读时，我们也采用了“两手准备”,在手上同时放两本书，一本是社会科学书籍，一本是监狱里允许看的佛道经文之类。如果看守来了，就把社科书藏在佛道经书下面，看守走了，就继续看要看的书。有一次，李波同志看《反杜林论》时，不小心被看守发现，随即报告了典狱长。典狱长便提讯李波，追问看的什么书，他机智地回答："《反杜林论》讲的是佛教派系斗争，杜林是个佛教徒，反杜林的也是个佛教徒，我是在研究他们之间的斗争问题。”
典狱长本来信奉佛教，听后半信半疑，但又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只得说：“你讲了半天，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算了，你拿回去看吧。”
以后，我们继续用这种办法看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并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请理论水平高的同志给大家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当时在押的共产党员孙启明同志，原是河北省委派到山西特委的负责人，曾在苏联留过学。还有娄凝先同志，原是山西少共（青年团）的负责人，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的理论水平都很高，党支部就请他们来当辅导员。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大家一面看书，一面讨论，学习热情很高。特别是在讨论、研究问题时，同志们互相启发、辩论，使许多问题越辩越明，弄通了不少道理。就我个人而言，真正懂得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在被捕之前，有的负责同志跟我谈起过，如果万一被捕坐监，可以利用坐监的时间进行学习，把敌人的监狱变成我们的学校。因为在工作时很难顾得上系统地学习点理论，我也曾想看点大部头的社会科学、马列主义书籍，但终因工作紧张而未能如愿。记得天章同志曾说过：“现在我们的工作既艰苦又紧张，因此，要重点学好党的文件，注意多看报纸，以了解形势发展态势，适应工作需要。当然，抽空看一点书也是必要的。至于大部头的书，一来我们没有时间看，二来也不一定看得懂。”
现在果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便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同大家一起读书学习，同时争取更多地得到同志们的指导和帮助。这段时间，我主要读了三本书，一本是日本人山川均著的《辩证法与资本制度》，一本是《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一本是日本人河上肇著的《新经济学大纲》。
在和同志们的讨论中，使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提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印象很深：在讨论马克思讲的“一切的方法它必须自身就成为目的”这个观点时，我们就联系实际，联系绝食斗争，弄明白了绝食斗争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绝食，改善待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狱中的难友和敌人进行斗争。当准备绝食时，绝食是目的，绝食开始后，它就是方法，目的是争得改善待遇。即使达到这个目的，也还要继续斗争，因为还有新的目的。马克思还有句话，“大凡成为问题的东西，必定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存在着”。这个道理拿到现在来看很容易理解，但在当时要想真正懂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是通过学习、讨论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受到很大教育。现在回想起来，我还非常怀念这一特殊时期的学习生活，实际上是我思想理论水平的一次飞跃，而这次飞跃对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狱中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前，再苦的日子也会过得趣味盎然。我们在一起过的真正是共产主义生活，彼此不分你我，有钱共同花，有饭大家吃。按照狱中的规定，犯人家属每月可探一次监，并允许家里送些吃的、用的零星物品，但必须经看守检查后方能送到犯人手中。无论谁家送来了东西或钱，都由大家共同享用。那时，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当父亲得知我被捕入狱后，便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太原市的一位大律师王鹤亭（府谷县人）与典狱长许伯华的私人关系很好，父亲便通过王大律师的疏通，改善了我在狱中的生活条件，解除了脚镣。父亲又找了在太原很有名气的山西同善社社长王树侯写了一份呈文，呈给绥靖主任阎锡山、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以助军饷保我出狱。记得呈文的题目是《毁家纤难》，主要意思是愿出钱做军饷，以支援国防，希望能保我出狱，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我看了以后表示不可。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群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所谓“国难会议”上决定：国家处于危难，政治犯可以减刑三分之一。这样，我就由无期徒刑改为15年有期徒刑。因此，当父亲来看我并告诉我营救打算时，我告诉他，像我这样的政治犯现在是不可能出去的，好在已改为有期徒刑，出狱有望了，劝他回去，不要再四处奔走了。父亲听从了我的意见，临行前，向太原的万盛恒栈（我家在此栈有股份）的掌柜交待：每月给我送30元钱、两袋面粉。这样，我就成了狱中难友的“富翁”，这些钱和面粉就由难友们共同享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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