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们和一些普通犯被关在警备司令部大院的一所坐北朝南的大屋里，东西两头关押犯人，中间有卫兵流动监视。后因大院里的犯人越来越多，我和王集桐、刘正平等被敌人认为是要犯，就转押到小院囚室，分房隔离。
小院内还押着军阀孙殿英的一个师长，是贩海洛因被抓起来的。他认为我们也是贩海洛因的，问我们：“你们贩了多少？”
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嫌疑犯。”
他说：“噢，你们是红的，我是白的。”
这个人后来被孙殿英要走了。据说开始时阎锡山不放，于是孙殿英就把山西禁毒委员会负责人马君图的母亲抓起来（因其母抽大烟），挟制阎锡山说：“你若不放我的师长，我就干掉马的母亲！”
结果阎锡山只好把这个师长放了。
后来，原审讯过我们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几个家伙也被关在警备司令部。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太原学生在我党抗日政策影响下，出于民族义愤，要求抗日，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当游行队伍走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时，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卫队的开枪镇压，打死了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进山中学是阎锡山开办的学校，学生大多是有权有势的官宦子弟，据说穆家就有后台，穆被打死，他家里当然不干。山西各界人士也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阎锡山早与蒋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有矛盾，不满他们在山西活动，便乘机下令太原警备司令部荣鸿胪，逮捕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韩克温、姚大海等和省党部警备队长黄福祥等。这些人都是坚决反共分子，也是审讯我们的法官。
他们被捕后，关押在警备司令部一间大屋子里，和政治犯、普通犯在一起。听卫兵讲，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和政治犯关在一起提心吊胆，怕政治犯报复，而政治犯见他们的狼狈相，更加鄙视他们。不多几天，在蒋介石的干预下，阎锡山只好把他们放了。这也可以看出蒋、阎之间的矛盾所在。
其实，阎锡山逮捕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人并非支持抗日活动，而是借机打击国民党在山西的嚣张气焰，以维护其山西土皇帝的统治。
我们被转到小院后，这里的条件比大院更坏。小院共有十几间房子，房间没有炕铺，每人只有一块棺材大小的地方，铺点干草就在上面睡觉。我们移到小院初期，看到汪铭同志也押在这里。汪铭同志是陕北神木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负责过山西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页），又在山西领导党的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备受酷刑，拒不认供，被关在太原市警察局达两年之多，党组织及其亲朋好友曾多方设法营救未成，我也去看过他。敌人曾让他写个声明，说明不再干共产党就可以释放，遭到汪铭同志的严词拒绝。在警察局关押期间，有一个警士受到汪铭同志的启发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准备找机会共同逃出警察局。后由于山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敌人准备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并实行镇压，便把汪铭同志又押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出逃计划未能实现。在省党部，敌人对汪铭同志进一步审讯、拷打、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他仍坚贞不屈，无任何口供，敌人无奈，又把他送到警备司令部实行军法会审。因为他是要犯，单独加锁，不许和新来的政治犯接触。后来，敌人有意安排叛徒孙斌关在汪铭同志的隔壁，汪铭同志不知道孙已成为叛徒，他们在墙上掏了窟窿交谈时，汪铭同志把自己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孙斌。不几天，敌人把孙调开，汪铭同志被判处死刑。可见，汪铭同志之死与这个叛徒的告密有关。叛徒孙斌于解放后混进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当副主任，我在一个同志家里见到他，他显得很不自然。我给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讲了，他说：“这事你最好写个报告给中央组织部。”
我写报告给中央组织部后，经过审查，完全属实。后来把这个叛徒关了起来。
汪铭同志牺牲前，敌人把他押上法庭，宣布按“危害民国治罪法”第一条第一款处以死刑，问他还有什么话讲，他大骂国民党。敌人备大菜叫汪铭吃，他不吃，并坚定地说：“走！”
到了刑车上，汪铭对执行的士兵说：“我不知道今天要执行我，要知道的话，就把身上这件皮大衣留给难友们。我大衣里有钱，你们赶快撕开，你们拿一半，分给我的难友一半，把它都分了。”
到小东门外刑场枪杀时，敌人要他跪下，他坚决不跪，站着被敌人打了两枪，壮烈牺牲。押解他的士兵回来告诉我们：“汪铭真是好样的！”
并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士兵们还把从皮大衣拆出的钱分给我们，我们说不要，你们拿去用吧。汪铭同志牺牲后，他家里把尸首运回老家神木。
1988年，党组织为悼念汪铭同志，又把遗骨运到太原重新安葬。我为他写了下面这首诗送去，表示哀悼。
吊汪铭同志
法庭无口供，囹圄两载整；
平定高部变，红旗飘晋东；
阎氏统治危，加紧捕党人；
九一八事变，三晋起风云；
我党大破坏，叛徒最可恨；
汪案又复审，软硬计施穷；
军法会审判，执刑小东门；
烈士不下跪，挺立血泊中；
卫兵举拇指，真是大英雄；
当年九英烈，早丧弟一人；
立碑迁墓葬，垂范后来人。
我们在小院被关押期间，这里还跑了一个政治犯，震惊了太原当局。这个人高个子，很精干，住在我房间的隔壁，我记得他是冯玉祥汾阳军官学校学生，搞军事工作的。有一天傍晚政治犯排队上厕所之际，他可能事先有准备，在上厕所时，乘卫兵疏于看管，他把脚镣卸下，正好又遇上刮大风，便从小院小门跑了。当时我看到了。卫兵是在关门时才发现少了一个政治犯，急忙上报。敌人出动大批军警抓人，但没抓到。值班卫兵被判了10年徒刑，敌人对我们看管更严了。这个同志叫什么名字，以后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随着山西特委、军委、青年团等连续被破坏，被捕的同志越来越多，而这些同志大都于1931年10月前后被关进警备司令部。记得当时有刘天章、殷凯卿、任国祯、郝毅、于澄波、韩昌泰、杜文卿、高顺喜等，还有一个才从苏联回来的小个子南方青年，后来知道他叫郝敬民。
看到这么多同志被捕，也就知道了山西党组织被破坏的程度，真令人痛心！
在警备司令部关押期间，尽管敌人看管很严，但在上厕所或吃饭时，大家还是有机会见面。有一次，我在厕所里碰到了刘天章同志，我告诉他丁楚元、孙斌等叛变了，天章同志气愤地骂了一句：“真无耻！”
他也把由于叛徒出卖、山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简要情况告诉了我。
刘天章同志被捕后，敌人妄图从他身上得到山西党组织的重要机密，便由韩甲三亲自出马审讯。但每次审讯，天章同志总是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绝不招供，使敌人一无所获。敌人拉出4个叛徒来证明刘天章是山西共产党负责人，但他一口咬定自己叫王慎修，山西蒲州人，是卖柿子的。敌人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便对天章同志施以种种酷刑，万般折磨。当敌人用烧烙铁逼供时，他仍忍痛无供，使得敌人大为震惊。敌人从叛徒那里知道了天章同志的真实身份后，对这一案子更加重视。刘正平同志告诉我，韩甲三在审讯他时，洋洋得意地讲：“山西共产党被我们一网打尽了，我们抓住了山西共党的大头目大眼刘（指天章同志），他与瞿秋白并驾齐驱。”
当我把这情况转告天章同志时，他微微一笑对我说：“敌人把我估计过高了，我怎么能和瞿秋白比呢？你们不要怕，他们不过判我十年八年徒刑，你们有个三年两年就可以出去了，出去后要好好干。”
天章同志讲这些话，不过是对我们这些年轻同志的安慰而已，其实他深知自己案情的严重性。1931年11月13日，刘天章同志与任国祯、殷凯卿同志一道，被国民党山西军法会审处判处死刑。
面对敌人的屠刀，天章同志大义凛然，昂首挺胸，高呼口号，视死如归。敌人惊慌失措，急忙用棉花将他的嘴堵住。在场的群众无不为天章同志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的失声痛哭，连押解他的士兵也惊叹不已。天章同志牺牲时，年仅38岁。
这次山西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共有9位同志先后被害，他们是：汪铭、刘天章、殷凯卿、任国祯、郝毅、于澄波、郝敬民、陈生达（陈麻子）、刘正平。对这些同志的牺牲，我们深为悲痛，在监狱为他们秘密举行了小型追悼会。
刘正平同志被捕前，给军阀孙殿英部邢肇堂旅去信，争取邢旅起事，被捕时，敌人搜出了他给邢写的信，内有“平事不久将有二次表现，此亦环境使然，任何人阻止不住”等语。
敌人对此信非常重视，一再追问此信的意思，刘正平答：“我坦白地说，‘平事’指‘平定兵变’。‘不久将有二次表现’，即有二次兵变的可能，这是环境造成的，因高桂滋治军不严，欠饷不发，兵变人枪不足一千，派出部队追击，又哗变一部，可见军心不稳。邢是我的老友，给他介绍高部的情况，是要他注意稳定军心，不致蹈高部之覆辙。”
敌人听后说：“你讲得倒很漂亮。”表示不信。
正平同志开始与我们关在一起，他表现乐观，与同志们相处友爱。大家认为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过不了几天就会释放，他自己亦是这样想法，谁料他也遭毒手！据说刘正平之死是因为高桂滋给阎锡山发了电报，说“平定兵变”是刘正平发动的，非处死不可，阎锡山就将刘正平处死了。在宣判刘正平同志之前，先宣判了我和王集桐、王全胜、刘俊才4人，当时书记官手拿虎头牌，沿路布满了警察和宪兵，这是要杀人的征兆。两边的群众议论纷纷：“看样子今天要处死4个，这么年轻就死了，真可惜。”
我们当时也认为必死无疑。对于死，我并不害怕，头朝天看看，心里觉得死得太早了，遗憾的是不能再为党工作了。但宣判的结果不是死刑，而是无期徒刑。宣判后，我们被押回牢房，接着就宣判刘正平死刑，我们听到了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心里一阵阵痛楚。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至于任国祯同志，我们只知道他是山东人，称他山东老王，并不知道他真实姓名。新中国建立后，在济南见到陈少敏同志，她告诉我1931年在太原牺牲的山东老王就是任国祯同志。任不是山东人，而是辽宁人，是陈少敏同志的爱人，曾任过山东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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