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听见有人敲门，边敲边喊：“志挺，志挺在吗？”
（我那时叫高举，字志挺）我听喊得很亲切，以为是党组织派人来联络的，非常高兴，便答应着去开门。门一打开，进来一个陌生的大个子堵在门中间。后来我才知道这大个子是国民党山西党部捕共队长黄福祥。他进来后说：“你是高志挺吧，有个叫王琴桥的人有事请你去一趟。”我随口答道：“什么王琴桥，我不认识这个人，有事让他来这里谈。”
这个大个子马上就变脸了，说：“你不认识他，可他认识你，不去不行！”
接着就掏出了手枪。这时从门外又闯进来两三个人，都提着手枪。我一看，知道出问题了，但还有点幻想，因为我确实不认识王琴桥，是不是他们搞误会了。可这帮人不由分说，连推带拉，硬是把我和孙印沂押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分别关在两间房子里。
当天下午，敌人就开始提讯。审我的法官有韩甲三、刘冠儒、武誓彭、胡伯岳等，都是国民党山西清共委员会负责人。这几个法官当时我一个也不认识，是后来从政治犯、国民党卫兵中得到证实的。韩甲三主审，他要我坐下。问我姓名、年龄、籍贯，要我交代参加共产党的情况。我说我是读书人，从来不过问党派事，没参加什么党。接着韩劝导我，说党国一向是爱护青年的，对误入歧途的青年只要好好交代，回头认罪，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我说：“你的情我领了，但我不是共产党，无法交代。”
这时韩甲三火了，把桌子一拍，喝道：“你不承认，看你的前途会怎样！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你到监狱和政治犯姓郭的、姓赵的联系，郭、赵是谁？要从实招来！”
我还是不承认。韩甲三气得满脸通红，说：“不怕你不承认，我有人证！”
说着把手挥，“把王琴桥带上来！”
很快从旁边屋里进来一个人，我回头一看，一切都明白了，这个王琴桥就是李来宾，是这个叛徒出卖了我，我原以为敌人可能认错人的那个想法破灭了。敌人指着我问李来宾：
“这个人是谁？”
李说：“他叫高举，是共产党员，他领导我的工作，监狱姓郭姓赵的政治犯是他联系的。”
我当即反驳：“他胡说！他和我是同乡，在一起读书时，他向我借过钱，我没借给他，从此他便一直怀恨在心，到现在见面不说话，这是诬陷报复。”
这时敌人说：“李来宾讲得没有错，你还不承认，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于是对我动刑拷打，先打板子，把我的双手卡在凳子上打。我不承认，并叫喊冤屈。接着又打背花，用藤条沽水抽脊背。我咬紧牙关坚持，无论敌人怎样拷打，我都不承认，没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更没吐露组织的半点线索。拷打了一阵子，我坚决不承认，敌人无奈，便换了个话题，问我去过第一监狱没有，监狱里政治犯姓郭的和姓赵的是谁？我回答说：“我没去过第一监狱，更不知郭、赵是何人。”
后来我才知道李来宾叛变后不仅供出了互济会党的组织，而且还供出了党组织和监狱党支部的关系，但因我和郭洪涛是单线联系，所以他只知道我和狱中一个姓郭、姓赵的有联系，具体是谁并不清楚。敌人对我审讯了两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仍不死心，临结束时又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要我继续交代的问题，主要是交代和狱中的关系。我表示我不是共产党，一概不知，便随手把那张纸扔了。当时我的想法是，无论如何不能背叛组织，不能害人，就是自己死了，也不能供出其他同志，如若不这样做，日后有何脸面见陕北父老。我牢记党的告诫：共产党员被捕后决不能供出任何一个领导机关、任何一个领导人、任何一个同志，否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我始终坚守了这一信条。
敌人第二次审讯我时，时间很短，法官还是第一次的那几个，主要是要我和郭挺一、赵秉彝互证。敌人以为李来宾供出的郭、赵就是他俩，依据是这两个人大革命时期在太原有名气（其实郭是指郭洪涛而不是郭挺一），在我被捕之前就曾提讯过他们。这次审讯我时，郭、赵都在场，敌人问我认不认识他俩，我说不认识（其实我认识赵秉彝，只不认识郭挺一），又问他们认不认识我，他们都说不认识，弄得敌人毫无办法。审讯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敌人把我送到警备司令部准备军法会审。至于和我一起被捕的孙印沂，据说李来宾没有作证，当日即打保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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