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以前，铭贤中学爆发了次学潮，主要斗争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基督教和学校的奴化教育，以唤起学生的觉悟。共产党员贴继堂、史国声和进步学生宋子成、潘启
龙等，是领导这次学潮的骨干。学校当局依仗美帝国主义和孔祥熙的势力，对学潮实行镇压，美籍教员还动用了手枪对付学生，并准备将领导学潮的骨干和进步学生开除，后在
社会舆论压力下，经过反复谈判，校方才将开除改为转到太原平民中学。由于我到太原时已将贴、史二同志的组织关系介绍给山西省委，因此，他二人到太原后很快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并在省委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革命互济会是群众团体，国际上也有组织，中国是国际组织领导下的部分，主要是救济被难革命战士，也做贫民工作。王美元主持互济会工作时，主要做贫民工作，发动贫民到国民党省党部讨饭，大闹省党部。他工作还算积极，但经济观点不正确，有事就向组织要钱，因此，组织上认为他负责互济会工作不相宜，要我负责互济会工作。
开始我们受魏文伯同志领导，不久魏调北平，便由刘天章同志领导我们的工作。天章同志给我讲，革命互济会的主要任务是做被难战士的工作，做些上层人士的工作。
当时上层人物中个是刘天民，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消沉了，在政界给军阀当幕僚政客，但他没放弃共产主义信念，相信共产党。他是发展对象，后来参加了互济会。还有个是刘正平，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在政界活动，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来往。
1931年初刘正平到太原，太原报纸在《来晋出晋要人》栏目上登了消息，说他下榻正大饭店。太原两大饭店，一个是正大饭店，个是山西饭店，这都是军阀政客住的地方。天章和刘正平是老朋友，知道刘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组织，但没反对共产党，这个人是否可以争取一下，给我们办点事？他和马子敬商量，认为可以争取。子敬说：“我去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我相信他不会害我，我们两个也是老朋友了。”
马子敬到了正大饭店，递上名片，刘正平考虑再三：“见还是不见？不见吧，是老朋友了觉得对不起；见吧，他可能还干那个（指共产党），对我活动不利。”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见。
两个见面后很热情，正平问子敬：“你在太原还有什么活动？”
子敬说：“没什么活动，穷途潦倒，没办法。”
正平又问：“你是不是还干那个？”
子敬说：“不干那个干什么？天章现在也在太原。”
刘正平听刘天章在太原，感到很惊奇：“哎呀！天章还活着？"
“还活着！"
“子敬，你一定想想办法让我见见天章。”正平很迫切地说。
子敬说：“见可以见，但他现在很困难，穿得破破烂烂的，身份不同，怎么见？”
正平说：“我马上开个条子，你到银行取钱，让他换换衣服。”
接着，他写了个条子，从银行取出20块大洋，让马子敬带回来了。
后来刘天章在太原市海子边见了刘正平。刘正平激动地对刘天章说：“大革命失败后传说你被害死了，早知你还活着我一定和你一块干。现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历史你清楚，我是坚决相信共产主义的。”
天章说：“我知道，我们了解你，不然也不会见你。你先干互济会工作吧，组织问题以后再说。”
正平说：“行，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正平自见了天章后工作很积极，给王英、邢肇堂等老朋友写信联络，搞上层人士的工作。
天章同志领导互济会工作后，特别强调救济被难革命战士、开辟山西国民党监狱政治犯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被捕的很多，如王瀛、朱志翰、赵秉彝、郭洪涛、郭挺一（郭巨才）、侯富山、王世盖、张文昂、杨高梧、邓国栋、王道新、时逸之等，有的押在山西第一监狱，有的押在陆军监狱。最早被捕的共产党人王瀛，是陕北神木县人，山西一中学生，很有才华，山西共产党负责人，资格很老，和彭真一起，他还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他的夫人朱志翰，也是国民党员。王瀛又是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开大会讲话很受欢迎。1927年六七月间，王瀛、朱志翰到武汉汇报工作，当时宁汉分裂，汪精卫还没叛变革命，他们到武汉后既和陈独秀接触，也和汪精卫联络。他们汇报完工作后要回山西，时局已发生变化，赵尔陆劝他们参加南昌起义，他们没听，回到山西被捕。这事赵尔陆同志给我讲过。王瀛和朱志翰是由武汉返回山西路经崞县时被捕的，然后解到太原。怎样处置，有两种意见：“老派”如赵戴文等主张争取不杀，因为王是才子，杀了太可惜，应把他留下来，还可以做点事；“新派”（蒋系国民党派）主张非杀不可，蒋介石给阎锡山也有公事，说王是共产党骨干分子，非处死不可。结果，1927年12月在太原新南门将王瀛处死。当时太原市都戒严了，怕学生和工人闹事。朱志翰被判了12年徒刑。
在山西枪毙的共产党人中，第一个就是王瀛。解放后彭真谈起王瀛，问我：“王瀛家里怎么样？”
我说：“那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家中情况我不了解。”
怎样才能与狱中的同志取得联系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关在第一监狱的郭洪涛、赵秉彝同志。这两个同志我并不认识，但他们的名字及事迹我听到不少，对他们很敬佩。郭洪涛又名郭惠卿，陕北米脂人，曾是榆林中学的学生，后来转到太原山西国民师范读书，在校发展党员，发展了一个国民党右派，结果让这个右派告密被捕了。还有受他影响的两个同志也被捕了。这两个同志是我县的，一个叫郝辅汉，一个叫高仰先，他们两个后来打保释放了。郝、高回到县上给我讲，郭惠卿这个人被捕后表现很好，敌人问他：“你做过什么运动？”
郭说：“我身体不好，打篮球不行，打乒乓球还可以。”
敌人说：“我问你做过什么革命运动？”
郭说：“你讲清楚嘛！革命运动我没做过，我宣传过国民党，说我是国民党左派我承认。”
所以郭洪涛是以国民党左派名义被捕的，判了7年半的刑。
赵秉彝是保德县人，我们是隔河乡亲，大革命时期很有名，是国民党太原市党部委员，被捕后判了18年，也很坚强。
这两个人我都有好的印象，所以天章交给我跟狱中政治犯联系任务后，便去找这两个人联系，通过他们打通与狱中的关系。
我把我的想法向天章汇报后，天章表示可以，我买了点点心、水果先去看郭洪涛。在监狱接待室登记时，我自称是郭的表弟，到北平读书，路过太原顺便来看望表兄，并送些食品给他。监狱看守安排我去接见室接见，接见室中间是个走廊，两边是铁丝网，犯人和接见人隔着走廊可以看到。
看守打招呼：“郭洪涛接见！”
当时我很紧张，因为我不认识郭，怕认错露了馅。一会儿，我看到一个小个子、很瘦的人出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郭洪涛了，便装作非常熟悉、激动的样子主动搭话：“表兄，我要到北平读书，路过太原，离家时家里人都很惦记你，姑父母叫我顺路来看看你，看你身
体怎么样，希望你早点出来。”
郭洪涛愣了一下，马上说：“我身体很好，请家里不用惦念。”
我说：“大家都惦记着你，怕你生病。我在太原还住几天，现住府谷会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郭说：“好，你别急着走，多住几天，再来见见面。”
就这样，我们在看守的监视下初步接上了头。回来后我给天章汇报，他说：“很好，抓紧工作。”
过了两天，一个姓魏的看守受郭洪涛委托到府谷会馆，给我送来一封信，我接待了，简单回了个信，请他转给郭洪涛。我给这个看守两元钱，他很高兴，表示以后有事可以帮忙。我说：“用你的地方多啦，请多关照。”
看守老魏走后，我立即找碘酒涂在信纸上，很快就显出了内容，汇报狱中政治犯大多数表现很好，唯有郭挺表现不好，还有个写过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表现也不好。希望组织加强领导，最好派人进狱中交谈。我看后把密信烧掉，接着向天章同志作了汇报。天章表示可以设法进监狱，给他们讲讲党的方针路线，并了解一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遵照天章同志的指示，我找看守老魏提出，家中有许多事要向表兄讲，接见时间短了讲不清楚，最好能把我引进监狱，给我表兄详细谈谈。看守老魏听了踌躇了一下，觉得不答应又过意不去，就说：“可以吧，有机会我领你去。”
一天，看守老魏带我进了第一监狱东监“恭”字监，郭洪涛、赵秉彝在等着我，我进了他们住的囚室。我向他们传达了反立三路线斗争情况和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讲了山西革命形势大好，准备发动暴动，建立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
他们听后觉得很新鲜，因为长期过着囚居的生活，不知外面的大局，也不知道党的活动情况，现在知道党并没有垮台，而且越来越发展了，感到革命前途光明，增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也传达了山西特委对他们的殷切希望，天章要我给他们讲：要好好锻炼身体，
做深呼吸、短跑；利用时间读点马列著作；有条件的开展斗争。他们提出要建立狱中支部，还提出去不去反省院问题。因为国民党“国难会议”决定政治犯减刑三分之一，减刑后服刑三分之一可去反省院，所以他们请示组织可否去反省院。我表示这些问题须向特委请示后才能答复，并建议他们向组织上写个报告说明情况。他们当即写了报告，让我转交组织。
我从监狱回来后，当即向天章同志作了汇报。过了几天，天章给他们写了回信，要我再次进狱当面交给他们。信中讲了这么三点：
一、可以建立狱中党支部，郭洪涛任书记，赵秉彝任支委，再选一位同志为支委，三人形成一个核心，领导狱中工作。
二、为了早日出狱，可以去反省院，但应坚持立场，在不损害党的利益原则上，可以履行一般手续，比如打保等。
三、因高举同志调北平工作，今后联系由马子敬同志负责。
因我在太原社会关系很多，许多人知道我的身份，认识的人也很多，怕暴露，组织上认为我不宜再留在太原做地下工作，互济会的工作由马子敬接任。
马子敬是黄埔生，一直搞军事工作，后来被捕投靠蒋介石，当了国民党的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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