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就有位操浓重北方口音的高个子青年来到我的住处，问我：“你是高同志吗？”
我答：“是。”
他便自我介绍是顺直省委直属党委的，接到我的信后便来联系，并说：“今天晚上有位小个子南方人来找你，你的一切活动由他安排。”说完他就走了。
晚饭后不久，果然来了一个小个子湖南人，30岁左右，见到我后他说：“我是顺直省委交通科的，你第一次来天津，情况不熟，我先带你去认认路，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于是，我们从日租界走到法租界，然后到了劝业场。在劝业场分手时，他从怀里掏出一包用广告纸包的东西给我，嘱咐我待深夜后再打开看。他还一再叮嘱我，夜间若有人敲门，无论如何不能开，因为日租界很乱，流氓横行，抢劫、盗窃不断发生，外地人来此，必须小心谨慎，以防意外。尤其是我们身负重任，更要格外当心。我十分感激这位同志对我的关心，但因秘密工作纪律关系，他没告诉我他的姓名，我也不便多问。后来才知道他叫“肖明”，曾留学法国，当时负责顺直省委的交通工作。
我回到住处，见无人注意，便插好门，放下窗帘，钻进蚊帐，打开包看，里面有许多小册子，全是中央和省委的油印秘密文件，有红军向中央的报告，还有铅印的《红旗》《实话报》等，其中有份文件是《新的革命高潮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作为一名基层新党员，能够看到党中央和省委的文件，我非常激动，手不释卷，一气把文件全部看完。我愈看愈兴奋，越想越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虽然夜已经很深了，可我仍然兴奋得睡不着。
第二天，肖明来通知我，说晚上在我房间开个交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北平、唐山、直南等地的交通，并将来人暗号、特征告诉我，以便识别。
到了晚上，一个个地都来了，肖明也来了。开会后，肖明先讲了形势和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会议主要是研究各地交通万一被捕如何应付敌人的口供。我准备的口供是到天津念书，其他人有的说是新闻记者，有的说是探亲的。经过审查，最后确定假若被捕，即按审查后的口供应付敌人。
当时规定的纪律：共产党员被捕后，不能供出党的任何一个机关、一个同志，否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确定口供以后，我们又研究了交通工作。
那时党内交通很重要，上下联系全靠交通，交通一定要忠实可靠。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有时交通不能带文件，只能口头传达，这就全凭记忆了。
为了保证安全，在天津期间，我换了几个住处。我要离开天津时，肖明同志规定我接头地点在法租界劝业场楼，可在墙上划个“0”，另外还规定了通讯联络处，按通讯处来信联络。
过了几天，肖明同志通知我，先不要回太原，留在天津参加7月16日反军阀混战集会，从中学习斗争艺术，以便传播，并要我和北平交通住在一起。
当我和北平交通接头时，我才惊喜地发现，这个交通原来是陕北同乡、我的老同学崔逢远同志，他在法租界教堂后面赁了一间房子住着。我们几年没见了，感到格外亲切，想不到他也加入了共产党，并且一直做交通工作。
崔逢远对天津比较熟悉，社会经验又丰富，和他住在一起，活动起来就方便多了，他不仅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还经常带我到市区去熟悉情况。我们的房东是宁波人，由于我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引起了他的怀疑，夜间有时还躲在窗户下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有所觉察，再加上这家夜里常来些不三不四的人吵吵闹闹，我们怕住下去会发生意外，便又换了住处。按当时组织规定，每人每天可发4角钱的生活费。由于我家中条件好，父母以为我在外面读书，时常寄钱给我，所以我没接受组织给的生活费，而且来往太原、天津间的路费、旅馆费也全由我个人承担，这也算一个共产党员为组织上做的一点贡献吧！
所谓7月16日反战集会，就是夜间由党员和一些革命群众在劝业场楼上散发反战传单，楼下面的同志趁机在街道上组织飞行集会，时间很短就结束了。
随后，我准备回太原，肖明同志通知我，有位同志与我同行，等两天一起走。后来才知道这位同志就是顺直省委派到山西的新任特委书记王青士。王青士同志是安徽人，当时只有二十几岁，高个子，很精干。路上我们谈得很投机。到太原后，青士同志要我继续担任交通工作，并要我即日再返天津。他说，太原市委负责人乔吉甫不可靠，可能是布哈林派，表现极右，在太原没搞什么工作，要我将这个情况报告顺直省委。同时告诉我，他有重要情况报送省委，要我走时去取。我去取报告时，他正在与李志敏同志谈话，李当时做军事工作，后来被捕，成了我狱中老友。李走后，他开始起草报告，一口气写了十几张纸，然后折叠好，装进一个暖瓶里，一再嘱咐我：“这是明写的重要报告，千万注意，别落在敌人手里。”
我自然明白此次交通的重要性，因此路上非常警惕。幸好没遇到什么麻烦，顺利到达天津。我这次仍住在日租界东方饭店，一面发出联络信，一面到劝业场楼划了“0”，以表示我来了。
第二天，肖明同志便来接头，我将王青士同志写的报告交给他，并口述王对太原工作情况的看法，肖明同志要我在住处等候省委的回信。
几天后，肖明同志来通知我：“根据你的年龄和条件，做团的工作为宜，组织上决定你不要再跑交通了，改做团的工作。”我表示服从。
后我接到通知，到英租界的一所房子开会，原来这就是河北团省委所在地。屋里陈设简陋，只有几张铁床，床上没有被褥，只有几块布巾。团省委的负责人有小吴、小张、小徐等，不知名字。会议由小吴主持，主要讨论山西团的工作。当时山西基本没有团的活动，会议分析了开辟团的工作的有利条件，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山西团的工作开展起来。会议最后决定，由我担任“CY”（共产主义青年团）顺直省委驻山西特派员，并当即写了介绍信，把我介绍给中共山西特委。
会后，省委又通知我，要我陪一位搞兵运工作的张民由同志一起回太原工作。见面后我大吃惊，原来这个张民由就是赵宋儒，他是赵镈同志的堂兄，是我小学时的图画老师，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京东丰润、玉田一带搞兵运。京东暴动失败后，流落到天津，找到了党的组织。这次组织上派他去太原，仍搞兵运工作。
1930年下半年，正是党内立三路线盛行的时期，“左”的东西很多。我回太原时，中共山西特委已经根据上级指示改为“行动委员会”，青年团改成了党的青年秘书处，我便负责青年秘书处的工作。我去天津的时间虽然不长，回来后明显感觉到山西的党、团工作有了进展，这主要是王青士同志到太原后，工作十分积极，抓得很紧的缘故。青士同志不但经常到工人中活动，而且自己起草传单，自己刻蜡板、印刷，也亲自参加散发。那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散发传单，每逢节日、纪念日，我们就集中起来散发传单。为了使传单张贴得快，我们事先把传单的四边涂上胶水，张贴时用舌头舔一下，便贴在墙上了。
青士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和钦佩。但他的脾气不好，性情急躁，特别是在当时立三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往往提出一些“左”的口号，采取一些“左”的行动。因此，当时有些工作表面看是开展起来了，其实根基很差。青士同志受立三路线影响，错误地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他曾讲：
“现在正处于革命高潮，群众普遍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只要公开我们是共产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跟着我们干。”
在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影响下，一些党员和革命群众做出了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如山右大学学生刘文举（共产党员），执行立三路线很坚决，当三民主义教员正在讲授三民主义课时，他突然跑上讲台，大喊：“反对饭桶教员！我是共产党员，大家跟我来闹革命吧！”
这突如其来的大喊，一下子把教员和学生喊愣了，大家都莫名其妙。结果不但没有响应，他自己反而被校警抓走了。
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是精神病患者，不是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哪有当众宣传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大概刘文举这时也觉得做的不妥，便顺水推舟，装疯卖傻，几天后就被取保释放了。
他被释放后便向党组织建议，这样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做法行不通。可是，在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这个从实践中得来的建议不仅没有引起领导者的重视，反而被认为是吓破了胆，刘文举也被开除了党籍。还有一位青年党员柴涛同志，因对立三路线及山西特委的一些“左”的做法提出怀疑，而被认为是右倾，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来柴涛同志随我到铭贤中学接受“考验”了。
我当时对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认识不深，觉得有些同志反映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领导上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呢？
现在看来，当时党内的情绪不正像列宁同志批评的那样，是典型的“左派幼稚病”么？如果没有这些“左”的东西的干扰，中国革命少受多少损失啊！
浏览：114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