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可能面临种种抉择，但最重要的抉择关系着一个人的一生走什么道路。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目睹国家的混乱、民族的苦难，我下决心要跟共产党走，为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尽到自己的责任。1928年下半年，我到太原求学，因中学考期已过，只好进入山右大学补习，待下学期再考。这个学校是一个曾留学日本的杨某办的私立大学，其实只是为了赚钱，只要交上学费，不需考试即可入学。因此，有许多考不上学或误了考期的学生，便暂时入这个学校过渡。校址设在一座庙里，也有学生宿舍，住宿费比旅馆便宜。因此，有些学生纯粹是图居住便宜而入学的，也有的是以此为落脚点，寻找职业谋生的，我也在此住下了。学校的教员水平很低，听讲课还不如自学，加上学校管理不严，学生上学与否无人过问。因为我喜欢文学，便经常在宿舍里看小说。这个学校当时被人们讽刺为“野鸡大学”，我在这里混了一个学期，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进，也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十分烦闷，寒假时便回到府谷。
父母亲十分关心我的学业，多次催促我再次外出求学。1929年春，我再次来到太原，住在府谷会馆。这个会馆是府谷人集资买下来的，只要是府谷人就可以住（邻县神木县人也可以），住在这里可以不交房费，即使要出一点也很低，府谷、神木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也常住在这个会馆里。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应同学相邀，我又搬回山右大学宿舍，继续复习功课，准备暑期考学。就在这一时期，我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刘文蔚同志。
文蔚同志是神木县人，上海大学毕业生，早期的共产党员，当时在山西搞地下工作，常来往于太原与天津之间。他的公开职业是做生意，租了太原马路旁的一间民房，柳条箱里装满了日用百货。我们相识后，经常在一起交谈，来往关系日渐密切，我看出他的谈吐非同寻常，便把我的经历和对时局的许多看法讲给他听。文蔚同志对我也很注意观察，经过一段时间，他对我有了更深的认识，感到我比较可靠，谈话的内容便从家常、历史逐渐转到形势和时局，他还给我一些秘密刊物阅读，记得有《真理报》等刊物。后来，他便叫我帮他在夜间外出散发传单，每次我都积极认真地完成了，他很满意。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在有意考验我。
1929年7月的一天，他从天津回来对我说，他要离开太原，要我随他去榆次，有事要谈。我想：“有什么事在太原不能谈呢？”但从他的眼神看，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没有多问便随他到了榆次县。我们在榆次晋华纱厂的工人宿舍住下后，他才郑重其事地说，要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问我有何意见。我一听，非常兴奋，顿时想到几年来我虽然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接触了许多共产党员，但谁也没有直接提过要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那时认为，入党不是个人要求的事，是党的事，如果党认为你够了条件，不要求也会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只是积极地参加活动，没有提出入党要求。现在，我长期的夙愿就要实现了，怎能不令人兴奋呢！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
这天晚上，约10点左右，陆续又来了几个工人模样的同志，文蔚同志作了介绍，大家非常热情地与我握手。接着文蔚同志宣布开会，这时我才知道，今天开的是晋华纱厂党支部会议。他们先研究了当前的形势，讨论了工作，然后就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文蔚同志介绍说：“经过我的考察了解，高举同志对党忠诚，具备入党条件，我愿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志们互相交换了意见，表示同意，一致通过，接着举行了入党仪式。仪式很简单，但很庄严，我举手向党宣誓，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最后，我们一起小声地唱了《国际歌》。
会议结束后，同志们和我热烈地握手、拥抱，表示祝贺，我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其他同志陆续走了，文蔚同志留我谈话，他除了给我介绍些工作方法，布置和党联系的办法外，更多地是给我讲了革命的道理和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听着文蔚同志的讲话，我的心里一直没有平静，真是心潮翻腾，决心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永远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我们越谈越兴奋，几乎一夜未眠，直到东方破晓还不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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