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党存在关门主义，发展党员一定要纯洁可靠，学生要品学兼优，重视质量而不重视发展。要发展先发展为国民党员，经过在国民党内考察，认为够条件时再发展为共产党员，结果是国民党发展大了，而我党却发展不大。但当时府谷共产党比之国民党仍居优势地位。
1926年冬，我高小结业后，因年龄小家里不让我到外地求学，留在县上补学，准备来年秋季到外地上中学。因此，我经常去母校听课，学校里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严叔先校长请了许多进步教师讲课，有的是共产党员，他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讲商品、讲剩余价值，讲无产阶级革命，我听了以后感到很新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克思的名字，德国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非常敬仰。
这期间，我一高的同学好友柴培桂在绥德四师读书，他给我来信要我多接近严叔先校长，了解国家形势，参加革命活动。于是，我和严叔先的关系日益密切，积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和进步同学一起上街宣传国民革命，宣传打倒贪官污吏、劣绅土棍，高唱革命歌曲“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有一次进行反基督教的宣传活动，揭露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打倒基督教。那时我县基督教叫“公理会”，正在兴起发展教徒，我们游行队伍路经公理会门前，一面高喊反基督教口号，一面上去把公理会的牌子砸了，吓得那些传教士都跑了。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同时遇难的有20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悲愤的消息传来，人们同声哀悼，纷纷举行追悼大会。
陕西省政府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通令全省举行悼念活动，还印发了李大钊的油印遗像，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府谷县在县城外大街的前桥戏台上举行了追悼大会，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的头面人物，许多团体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戏场周围站满了群众，我手执红纸旗，和学生队伍站在一起。
追悼大会由严叔先校长主持。默哀之后，县立一高十班学生、共产党员李士英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事迹和遇难经过。记得他说，李大钊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没有什么遗产，留下的只有一些书籍。当讲到李大钊被害上绞架从容就义时连说：“就这样完了吗？不会完的！”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泪俱下，全场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当他讲到军阀张作霖在杀害李大钊时竟说“什么人都可以放，唯独李大钊等20人不能放”时，群众义愤填膺，“打倒张作霖！”“打倒吴佩孚！”“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此伏彼起，响彻云霄。
因前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所以会上也喊出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
各界代表都在追悼会上讲了话，表示沉痛哀悼。
府谷县长也讲了话，他是个老官僚，无知无识，慑于革命压力，也表示同情李大钊的遭遇，说守常（李大钊，字守常）先生不幸遇难，本人深感悲痛等。
会后接着宣布招收国民党员，凡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纲者，均可报名登记参加。
我的一位表兄，平时好逸恶劳，是个二流子，他站出来打了揖说：“本人信仰三民主义，愿参加国民党为党员。”台上主持人要他上台登记，经过审查没有接纳他，他很不高兴。
我对我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他说：“他是什么人？能参加国民党吗？”
这时国民党的威信还是高的。这种招收国民党员的方法很容易使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入国民党。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许多投机革命的人混入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叛变革命的重要因素。
时局在变化，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仍保持合作。陕西国共两党也保持合作，继续进行革命，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起来。府谷县国民党内也出现左右两派之间斗争，主要是要不要遵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右派诋毁三大政策，左派和共产党坚持三大政策。左右两派在一高开会争论时，我也参加了，是站在左派一边。当时在太原读书的府谷进步学生张国柱等正好回来，也参加了这斗争。府谷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右派处于少数地位，而且他们的主张不得人心，理屈词穷，自感孤立，最后左派取得斗争胜利。
但从此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因府谷地处陕晋绥边陲，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武汉政变汪精卫、冯玉祥相继背叛革命，宁汉合流，全国政局又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我们并不了解。
1927年暑期，经严叔先介绍，我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去求学。绥德四师是当时有名的陕北革命的摇篮，校长李子洲和后任校长常汉三均是有名的共产党员，教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培养出大批革命骨干，到这样的学校去学习，我是十分向往的。当时和我一起去绥德四师求学的还有高小的同学郝辅汉。
我们离开府谷，带了严叔先给绥德四师校长常汉三的介绍信，经保德、兴县、临县，过黄河到宋川堡，然后到达绥德县的义合镇。在义合镇碰到了从绥德四师逃出来的教员，他们说四师已被井岳秀部队查封了，常汉三校长也被捕了，四师不能去了。还碰到了税务局的霍维德，他也说不能去了。但我们求学心切，第二天仍然上路去绥德。不料走到三十里铺，看到大批的学生从绥德城逃出来，他们说四师已经被解散了，形势非常不好，赶快离开吧。看来四师真的去不成了，我们只好又返回义合镇，我和郝辅汉商议，他去太原，我回府谷再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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