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7月，我出生在陕西省府谷县城内的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小名“全福”，上学后改名“高举”，字“志挺”，抗战后改为“克亭”。
我全家8口人，除父母、兄长外，还有两个嫂嫂及两个妹妹。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兄长均经商，而且兼营几个商店，兄长曾任县商会会长。父亲高直甫受“土地为本”的思想影响，又投资买了些菜园地、山地，并租给佃农耕种，成为商业资本家兼地主。父亲为人厚道，性情谦和，乐于助人，从不发脾气。记得他曾钻研过陈修园的《医宗金鉴》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自学中医，免费为穷人看病。因而，群众称他为“善人”。我是老生子（小儿子），父亲对我特别喜爱。小时候学校兴换帖结友，我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些是穷学生，他们有困难，年节置年货没钱，我就帮助他们在我家商店购物，付不起款就以我少东名义赊欠。我年小上不了账，临时记到赊欠账上，到年底结账时转到我父亲名下，我父亲才知道这笔欠账。老人家虽然不高兴，但也不讲什么，怕我作难。母亲也是位心地宽厚的老人，同情有困难的人，遇到来借钱的人，人家哭鼻子，也顾不上看看是真是假就把钱拿出来了。
我的家乡府谷县属陕北23个县之，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黄河西岸。“千年黄河水东流”的黄河水，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黄河水西流。府谷县境内山连着山，平原很少，而且缺水多早、山光坡秃，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因而地瘠民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历来是兵荒马乱的地方，官府的统治亦比较薄弱。有一首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民谣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府谷城，黄土坡，穷山恶山饿石头黄河水倒流。”府谷城就有了“饿石头”的别名。
在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影响下，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又由于社会动荡，没有权势是很难保住家产、保住门面的，因此，父亲希望我能读书出名，做官显亲。
我7岁那年（1918年），父亲便送我进一所设在县城东“明伦堂”祠堂内的私塾读书。虽然私塾地址离我家不太远，入学的第一天，父亲还是亲自去送我。记得私塾先生叫杨廉，一起就读的有十几位同学，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诗经》等。那时念书，纯粹是死记硬背，先生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地读，学生则天天咿咿呀呀呀地念书、背书，根本没有什么讲解，读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天天背书，若背不出来，先生就要打板子，有时先生还用他的铜烟袋打。凡是先生要打，是决不会“手下留情”的，学生的手掌、手背常常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因此学生见了先生，如同老鼠见了猫一般。每年的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仲秋节等，学生还要给先生送礼，而先生对学生态度的好坏，则要看学生送礼的厚薄。礼送得多，学生就少受打骂，而且教书也比较认真，反之则不然。
我在这里读了5年书。在这期间，有几件事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一些影响。
其一，哥老会与营救五舅。府谷县位于陕（西）晋（山西）绥（远）三省交界处，与山西省保德县隔河相望，当时陕北受军阀镇守使井岳秀的统治。这个反动军阀统治陕北多年，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地处府谷边界绥蒙一带人民因生活困难所逼，铤而走险，组织哥老会会门团体以图自保，参加哥老会的人大都是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他们一面种地，一面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同官府进行斗争，有时也打富济贫，人称“独立队”，而统治阶级官府则称之为土匪。有一次，哥老会要攻打府谷县城，我五舅做攻城内应，不料事情败露而被捕，眼看就要杀头。为了营救五舅，我母亲带着我到士绅名流家求情，恳请他们出面保释。大概是我父母的人缘尚好，因而，许多绅商和各界人士到官府请愿，终使五舅获释。五舅出狱后向我母亲跪拜道谢，母亲劝他安分守己，不要再干了，而五舅似乎没有理睬，不久就走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像他这类的青年人，即使在赴刑场的路上也毫不畏惧，沿街商店门前摆着酒菜，以表示送别死者之意，这是本地的老习惯，他们有的拿起大碗酒一饮而尽，喝完把碗一摔，胸膛拍得“嘡嘡”响，高喊“再过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记得一天官府一次杀了28个人，全是青年，有好多就是府谷县人。那时我还小，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对这么多青年被杀感到惋惜，对这些人的英雄气概很是佩服。
其二，派款父亲被打。在当时的社会里，封建割据的军阀就是当地的土皇帝，是靠压榨当地群众而生存的，因此，军阀部队向驻地各界人士派粮、派款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军队又向地方派款，而恶绅吴乾元仗着其与官府关系密切，硬把应摊在他家的款项转嫁到我家和其他一些商人身上，这自然引起我父亲和其他人的不满。我父亲愤而找他讲理，但吴乾元仗势欺人，不但不交纳自己应交的钱款，反而指使人打了我父亲，官府还硬叫我父亲再交份罚款。此事我父亲愤愤不平，我也感到官府、军队太不讲理，社会黑暗，世道不公，以至于斯。
其三，父亲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喜欢看戏，因此经常给我讲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梁山好汉等一类故事，还常带我看戏。记得有一次到城内关帝庙看戏，父亲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农民打天下时做过的‘金銮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关帝庙在明朝府谷县清水人王嘉胤造反攻进县城后，曾以此做“金銮殿”称帝。这些英雄造反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在我读私塾期间，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前夜。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产生了强烈反响，一批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剧烈变化。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然而地处偏远一隅的我的家乡，依然是一片死气沉沉，就连我们这些读私塾的孩子，头上依然拖着长辫子。但既然冬天即将过去，春天的来临还会久远吗？
府谷县的经济、文化之落后，反映在教育上便是全县仅有一所“新学堂”，即府谷县高小，是全县的最高学府。
学校坐落在城南门外的城墙边，面对黄河。
我12岁那年（1923年），由私塾转到县高小上学，这也算是一个飞跃吧。到这里上学，必须剪掉辫子，不剪辫子不准进校门。这在当时可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了，因为这是向传统的封建思想的一种挑战。我母亲这一关就难通过，她抚摩着我的辫子，流着泪，怎么也不肯让剪。后来，亲友们反复劝解，以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一类话为理由说服她，才勉强同意了。我的辫子剪下后，母亲还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一个匣子里保存着。为了进这所“新学堂”，家里还特意为我做了一身蓝制服。剪掉辫子，再穿上新制服，我倒真打扮成“洋学生”了，心里充满了新鲜感。
“新学堂”的课程果然与私塾不一样，有国文（即现在的语文）、算术、英语、历史、地理、修身（类似于今天的政治课）等，其中国文、算术、英语是主课，教员大都是外地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前清老学究讲古文。青年教师大都崇尚西学、国文，有时也自编讲义。我记得他们就编选过胡适、陈独秀的文章。学校里考试极严，不及格者要留级。
学校的前期校长叫刘聘之，此人数学课讲得很好，而且学问好，人格高尚，很受学生欢迎，在学校管理上也较为开明。后期校长叫“尤天一”，外号“油脖子”，是山西第一师范的毕业生，原任国文教员，后当上了校长。他当校长后，又请了几个他在一师的同学到校任教，这些人学问还好，但思想陈腐，以吃饭混事为准则。尤天一是个善于逢迎拍马的人，与县长交往甚密，很得县长的赏识，因此县长派他的承审员塔某到学校担任了国文教员。
我在县高小读书的几年，正是全国形势急剧动荡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得到传播。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和维护，我父亲就是个三民主义的拥护者。
在这期间，我在家庭包办下结了婚。我不赞成，学校老师也都表示不赞成，认为早婚有害。但父母执意要办这门亲事，我也只得服从。
浏览：180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