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建党初期的情况（六、湾杨事件）

　　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率旅直机关来到鲁西南，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鲁西南的广大群众为部队筹粮款，对部队大力支援。部队在鲁西南打了几次漂亮仗，保护了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一些开明士绅纷纷转向革命一边，如杨履谦、王杰卿等主动地支援我们，捐粮捐款，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但也有一些地主，以为共产党成不了大“气候”，当他们看到抗日救国会开展的轰轰烈烈时，也表面上附和我们，若形势一变化，他们就离开我们，有的竟反对我们。还有一些顽固地主和反动分子，一直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如一九三九年夏，救国会不准种大烟，有些人光顾眼前利益，认为种大烟赚钱，没有执行救国会的禁令，私自种了一些大烟。因为我们缺乏工作经验，在大烟快要结桃时，我和刘齐滨带领救国会的人，用棍子把大烟全部打断，损害了这部分人的利益，没能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造成了这些人的不满。还有的地富出身的同志，从家里拿粮拿款，也引起家庭的不满。三九年八月份湖西“肃托”的影响，九月份，日本鬼子对曹县、定陶、菏泽大举扫荡，冀鲁豫支队又转移到黄河北休整，只有五大队在鲁西南坚持斗争。由于局势的急剧变化，又加上述种种原因，一些反动地主及反动势力蠢蠢欲动。湾杨村杨嗣孝、杨敬严，从兰考小宋庄请来个卖油的安天国，自称“活神仙”，在湾杨村建立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会部设在该村。他们利用封建迷信，烧香磕头，下神符场，蛊惑人心。有些群众受骗参加了，有些群众不愿参加，他们就发动红枪会的会员到其家去吃饭，群众叫他们“吃干队”，胁迫群众参加。这样一来，群众迫于他们的压力，很快参加了他们的组织，所以，红枪会组织很快蔓延到周围几十个村庄，搞得乌烟瘴气。
　　红枪会成立时，我地方党组织就进行了工作，阻止红枪会的发展，曾多次派人进行教育。安天国当面表示：“组织群众，积极抗日，”而实际上非常反动，当红枪会羽毛丰满，他们暗地与日伪勾结，积极反共。一次，他们在安陵戏楼集合全体红枪会的会员，全副武装，搞所谓“亮兵”。我党组织很快得到消息，报告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地委认为这是安天国向我们示威，是公开反对我们的信号。因此，决定派于子元同志去会场做说服教育工作。于子元同志带领两个警卫员到了安陵集与安天国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说的安天国无言以对，才让于子元在会场上讲了话。于子元回来向地委作了全面汇报，认为安天国已不提“共同抗日”的口号，而提出什么“谁违犯了群众的利益就反对谁”，是针对着我党“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共同抗日”的口号来的，迹象表明他们有可能投降了日伪（实际上已与日伪勾结起来了），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十一月初，安天国到西郭家设坛符场，发展红枪会组织，我们的党员郭炳章等同志得到消息，马上向县委报告，我又找到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并说明了要除掉安田国的计划，戴晓东同志同意县委的意见。
　　当天晚上十点钟左右，五大队的一营营长魏新民、政治部主任王石钧和我，还有郭炳章等带领部队赶到西郭家，很快包围了安天国所在的地主大院。因为院墙高，我们部队刚建立，武器装备差，院内有红枪会的武装抵抗，一时攻不进院子。安天国从房顶钻出去逃回湾杨。天黎明时，才发现安天国已逃跑，部队马上撤回。
　　天明后，安天国集合了上万名红枪会会员，拿着大刀长矛，向我们追杀而来。因为红枪会里绝大部分是受骗的群众，我们部队怕伤害老百姓没有正面还击，马上撤离。安天国等几个反动分子，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到处抓进步人士，杀害共产党员。他们到安陵集没有抓到我家里的人，把我的房子全拆了拉走，还把刘齐滨的房子烧成灰烬。
　　红枪会开了万人大会，把我党的干部寇复儒、程留金、张东岭、刘贵修等五位同志当众杀害，惨景目不忍睹。他们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到各村勒索钱粮，并让周围几个村的人为他们站岗放哨，害得广大群众好苦。
　　湾杨事件发生后，我地委、县委以及抗日救国总会的同志，无法在安陵一带坚持工作，就到韩集以南活动。直至一九四零年夏，新三旅八团团长龙世兴同志来到鲁西南，平息了湾杨事件。匪首安天国、杨敬严逃跑，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觉悟过来。
程立夫口述 赵从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