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互助会的影响下，许多村庄都建立了抗日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纪律松弛，没有统一的领导。鉴于这种情况，于子元、刘齐滨和我分头做各村抗日组织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说服教育，大家统一了认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抵御日寇的侵略。西边以郭小湖为中心，（包括白茅、大寨、桃园集等村），成立一个联庄会，由郭心斋负责。安陵集一带建立一个联庄会，由唐以山、杨维汉负责。杨集一带（包括杨花园、马集等村）成立一个联庄会，由张久如、杨永信负责。万家、武城集、沙山寺成立一个联庄会，由郭炳章、张文灿负责等等，这样，各抗日联庄会置于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在我们建立联庄会的同时，杨履谦（开明绅士）等也组织了“联庄会”，他们以地主武装为基础，建立了抗日武装。我们为了团结这部分抗日力量， 于子元、刘齐滨、张耀汉等人分别去做杨履谦等人的工作。最后，大家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组织。
一九三八年秋，在安陵集召开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研究建立统一组织的有关事宜。我党提议这个组织命名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大多数代表都表示赞成，只有少数地主绅士代表不同意，他们提议为“忠义社”，其目的是摆脱我党的领导。因命名一事，共开了五、六次会，双方争论很厉害。最后，刘齐滨说：“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大家都要做点让步，叫什么名字，不是什么大事情”。结果，定名为“冀鲁豫边区忠义抗日救国总团部”。推选刘齐滨为团长，程立夫为副团长，杜惠田为组织部长，杨友三为宣传部长，何克昌任情报部长，杨履谦任武装部长，寇梦笔任总务部长，总团部设在寇梦笔的家。
抗日救国总团部一建立，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络绎不绝。总团部下设若干中心村，每个中心村下辖十余个村庄，各村有村救国会。中心村有自己的武装---抗日自卫队，自卫队的枪支来自民间，还有大刀、长矛等。在抗日救国总团部的领导下，一村有难，大家支援，抵御日寇及伪顽杂的骚扰。同时，还建立了妇女救国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妇救会负责接待和后勤工作，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为了配合抗日运动的开展，总团部办了一个小报——《民生报》。由严会甫任编辑，刊登一些抗日消息和活动情况，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党员经常发表文章，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抗日救国总团部建立后，活动经费十分困难，于是，号召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些负责同志主动捐粮捐款。有些开明地方士绅也进行了捐粮捐款，如安陵集的韩凌雨，一次捐款二百元，总团部为他挂了一块“慷慨解囊”的匾，敲锣打鼓地送到他家。这样一来，我们抗日活动的经费有了保证。
自抗日救国总团部成立后，那几个地方绅士的代表，只挂个虚名，根本不到团部去。群众慢慢把“忠义”两字又去掉，习惯称之为“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然而国民党曹县县党部，看到我们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他们想方设法，妄图夺取救国总会的领导权，派代表与我们谈判。国民党代表有：袁春霆、王子魁、王石村等；我方代表有：王建民、刘齐滨和我。谈判时，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们态度非常蛮横，不听不理。程广学等几个党员在东屋唱了国共合作歌，他们竟歇斯底里大发作，高叫“只能说‘荣共抗日’,哪有国共合作！”几个性急的同志要把他们拉出去活埋了，刘齐滨耐心劝阻，几个国民党代表丢下几张国民党员登记表，灰溜溜地走了。曹县国民党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曹县西北办事处的李克（宗岱）带着二十多支枪到刘岗抓人抢财物，想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的队伍一到刘岗，我们的自卫队员便报告说：“有人到刘岗抢东西！”我说：“把各村的武装集合起来！”一敲铜锣，我们的自卫队员马上集合，四面八方一起涌向刘岗，当即缴了他们的枪，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他们在群众的唾骂声中，一个个狼狈地逃走，后虽将枪支还给他们，但从此再也不敢到联庄会里抓人抢粮了。
程立夫口述 赵从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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