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元同志认为：安陵集一带，地处三省（山东、河南、河北）五县（菏泽、曹县、东明、考城、长垣）交界处，“飞地”（即本县境内有外县的村庄及土地）较多，没有统一的行政领导，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这里又远距县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再加上农民生活困难，迫切要求翻身，确实是我党开展工作的好地方。
于子元同志在考察中非常注意发现进步青年。我出身贫苦，无党无派，秉性正直。国民党韩集区部曾推荐我当乡长，因我不满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予以拒绝。我的情况，很快被于发现，我那时在韩集北门里丰家祠堂教小学。他便到学校找我，先是夜里去，后来白天也去。由于我们很谈得拢，关系日渐密切，常常谈到半夜。我们起先谈论的多是国际形势，抗日的道理，后又谈到内战的情况、国民党兵多不抗日等，只是没谈共产党的事。我们谈话很投机，关系越来越密切，外面的人都知道于子元是我的朋友。有时我有事不在校，他就主动替我教课。记得一次，他向学生讲“满江红”，从岳飞抗击敌寇，讲到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人民如何受摧残蹂躏，诱导大家向岳飞学习，做抗日的民族英雄。同学听了他的课，受到了很大教育。
于子元为了更好地与青年接触，经常给一些学生和知识青年写鸟字。他写的字一笔一划都是鸟，这样，一下子就把乡村的知识青年吸引到自己的身边，然后利用这种机会向他们讲述一些革命道理。
一九三四年秋，于子元同志虽然回到范县工作，但仍不断到菏泽来。为了于子元来去方便，我用了20块大洋买来一窝蜜蜂，他以教我养蜂为名，经常到这里指导我们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底，于子元对我说：“我是做抗日工作的，为了咱俩接触方便，我们拜成人兄弟吧！”从那时，我们就是仁兄弟了，他做的一些事情，我都尽力帮助。没多久，于子元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一些上层人士的注意，就连我的老师蒋中立先生也劝告我：“咱是个穷教员，能有碗饭吃就不错了！你咋与江泽民（当时于子元的化名）走得那么近呢？他是共产党的人啊！你跟着他，将来是要杀头的！……”。不久，国民党韩集区部便派李乃元（国民党员，后被我枪毙）到学校教书，监督我和于子元的行动，使我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为此，我便和于子元商量，认为不能再在韩集待下去了。三六年初，县教育局视察员万登瀛（万广州）来学校视察，我向他要求换个地方，他说：“行！”。不久，我被调到曹县胡集小学教书。
程立夫口述 赵从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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