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4月20日，管大同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有耕地4亩，父母亲都务农，有时搞点手工业以维持生计。家有兄弟姐妹5人。管大同13岁时在本村以优异成绩读完高小，后因家境困苦而辍学。14岁，由他在济南当医生的叔父介绍到了济南一家医院当了一年学徒。
在学生运动的舞台上
16岁时，管大同由叔父接济，考入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这个时候，他除读书外，还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并且开始学习写文章，有些文章在那时的报纸和校刊上发表过。这期间，他初步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认识到：在黑暗如磐的旧中国，只有奋起反抗才是青年人的唯一出路。他积极参加反对封建迷信和妇女缠足、坚决抵制日货等活动。由于他经常带头向腐败的旧社会进攻，在学生界很出名，以敢于反抗的“学生头”崭露头角。1930年他考入高中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倾向革命。在这个大动荡的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入，都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国鼎沸，群情激奋，济南市学生界首当其冲。为了统一行动，成立了济南市学生联合会，管大同被选为主席。他不但组织学生罢课、游行，还同一部分学生参加了南京示威活动。到南京前，一路上几次被阻，经过多次斗争才到达南京。他们同北平、上海学生一起砸了国民党的外交部和军政部，接着又到了总统府，管大同作为济南市学生代表和其他代表一起，当面痛斥了蒋介石。管大同在这次斗争中锻炼了革命意志和胆略。但是，由于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
1933年春，管大同来到北平上学，开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旁听，1935年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中大有不少进步教授和教师，如李达、黄松齡、张友渔、齐燕铭等。他们对当时的进步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斗争和学习中，管大同认识到：为唤醒千百万劳苦大众，必须拿起宣传武器。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创办了《现实》、《抗战日报》等报刊，他废寝忘食地学习马列主义，为这些刊物撰稿、油印，经常工作至深夜。白天，他和中国大学的其他进步学生骨干段君毅、杨易辰、任仲夷等人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演讲散发传单和为进步刊物撰稿。他先后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和“六·一三”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和杨易辰担任领队。管大同在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党的北平社联中国大学小组负责人、北平学联常委。1936年6月下旬，管大同和清华大学代表郭健代表北平学联到了天津，又同天津学联代表一同到了南京，找到南京学联代表狄超白。学生代表们联合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代表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社会贤达，向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还参加新闻界的招待会，发表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声明。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寇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各地。管大同与其他同学一起组织平津流亡学生撤到山东。行至山东掖县虎头崖，山东军阀韩复渠的士兵不准学生上岸，几百名平津学生露宿街头，浸泡在潮水之中，后经力争，方准上岸。随后，管大同受党的派遣，奔赴鲁西聊城，结束了火热的学生运动生活，开始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在革命战争的舞台上
管大同投身到抗日斗争之后，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文武结合，抗日救亡，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1937年到1940年，管大同带领部分平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到山东寿张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了寿张县抗日政府，管大同任县长。先后成立了县特工大队和县武装支队，在鲁西一带，杀日寇、夺枪支、扩武装。1938年组建了平原纵队，管大同任司令员。这支部队活跃在津浦铁路上，打列车，拔据点，日寇惶惶不可终日，悬赏重金要管大同的首级。1939年5月，部队奉鲁西地区党委指示，将一部分武装改编到八路军115师和泰西八路军第6支队，管大同任副司令员，参加了泰肥山区的战役，在长清地区大峰山一带扩大武装。由于他在扩建抗日武装方面贡献较大，罗荣桓同志称赞说：“没想到你这个秀才，还是一个扩军司令。”
管大同一面紧握枪杆子，一面不忘用手中的笔杆子宣传抗日。这期间，党组织在聊城创办一所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张郁光，教务长齐燕铭，集齐鲁抗日英才而育之，培养了不少抗日干部。管大同任聊城政治部宣传科长，经常到学校宣讲革命道理。另外，还创办了《抗日战报》，总负责人是齐燕铭。管还创办了一个刊物名叫《战地文化》，并建立一个宣传队和剧团。1940年5月，鲁西地区成立鲁西行政公署，主任是肖华，副主任是段君毅，管大同调鲁西公署主管文教工作，随后任鲁西南第五专署专员。这期间，管大同创办了新民主剧团，建立了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新民主刊物，还主持编写了解放区中小学教材。在革命根据地，管大同为了激发人民抗日斗争的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的方针，写了不少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当时冀鲁豫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46年至1948年，管大同肩负党的重托，调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黄河小组中共代表、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他戳穿了敌人假救济、真肥己的本来面目，常使敌人瞠目结舌。在这期间，他随同周恩来参加了黄河问题的国共谈判，在南京梅园新村，在上海周公馆，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教导。周恩来曾和他谈起了解放后的经济建设的设想：如何铲除外国资本，如何保护民族工商业等问题。这次谈话，使管大同深受教益，对他解放后从事经济工作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这次谈话，长达4小时，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1947年，他随同董必武任解放区救济总会驻天津代表。他利用代表身份，来往于津沪之间，在宋庆龄的直接帮助下，为解放区运送了大量救济物资，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肯定和好评。1948年，管大同调任华北财办出入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从此转到经济战线，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舞台上
1950年1月到1954年4月，管大同调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党委委员、外资企业处处长。他为肃清外国资本、铲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经济势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参加了有关外资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制订。
1954年5月，管大同调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1978年后改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并被选为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和国家机关党委委员、全国物价委员会委员、国际贸易促进会委员。从此之后，他一直战斗在工商行政管理的战线上，呕心沥血30年，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在工商行政管理战线上，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典型事例入手，剖析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利用工作之便和工商界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政策，谈改造的意义，论改造之前途，深为工商界人士所称赞。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创举，无经验可循。为了寻找答案，管大同经常带领一些同志到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进行考察，召开座谈会、现场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为党中央正确制订这方面的政策、方针，提供了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
在五、六十年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很活跃，很有成绩。1965年，管大同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做了加强工商管理、搞活市场的专题报告，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勉励和充分肯定。
在十年动乱中，他是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当他目睹他亲手组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和制度被彻底破坏，而正常的集市贸易被关闭禁绝，经济处于萧条时，他十分痛心地说：“这是倒行逆施，谁这样搞，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他在被罢官强迫劳动期间，仍不忘潜心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经济理论，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和学者的高风亮节。
粉碎“四人帮”后，工商管理工作逐步得到恢复。这期间，他亲自领导了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工作。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财贸工作大会上，他任中央代表团秘书长。在工商系统的分会上，他宣布了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工商管理总局的正式成立。管大同为恢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重新进行组织建设，付出了最后的心血。
管大同作为党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受到党的重视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1961年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几个中央各部门会议的代表时，周恩来总理拉着管大同的手，向毛主席介绍，称赞管大同的文章写得好。1964年，周总理再次称赞他向中央写的工作报告，曾批示：“很好，很重要。”
管大同除了著书立说、撰写文章外，还经常去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课题，与师生共同探讨。此外，他还时常应邀到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做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和讲话，受到同志们的欢迎。1964年，他以中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科学讨论会，向全世界介绍了新中国在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年，管大同还曾率领中国经济专家代表团（管任团长）访问、援助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授予他勋章，感谢中国经济专家对柬埔寨的援助。
日本出版的《名人大辞典》中把管大同的名字和学术成就收录在内；英国出版的一部《名人辞典》中也收录了管大同的名字和简历。管大同去世后，美国的报纸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从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变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成长史上是罕见的。这或许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既要推翻一个旧世界，又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作者安生系经济日报社编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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