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大众日报》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点一点成长壮大起来的。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沂水县，这是当时山东的一个大县，文化基础比较好。“七七”事变后，一批在外地求学的知识青年纷纷返回家乡，我与哥哥刘力子、弟弟刘承 均也分别从北京、青岛返回沂水。一批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为抗日做些什么工作。1938年春，借着沂水岳庄村的小学校，李戴、安然、刘力 子、张惠、马民等一群知识青年，办起了宣传抗战的《青年报》。利用收音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电台的新闻，再用油印机印几百份，分送当地政府和士绅。李戴当时已 婚，家里有几亩地和房子，是同仁中最“阔”的，他负责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于是当了社长。我本来不算他们中的人，但因为会修收音机，所以常到报社去。
由于当时信息闭塞，思想进步的《青年报》，很快就在当地小有影响了，城里的商铺捐钱，纸坊捐纸和油墨，于是，《青年报》印量扩大，影响也越来越大。这 时，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办报纸，负责此事的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两手空空，他想到了《青年报》。他亲自到《青年报》两三次，向大家介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 抗日宣传的重要性，大家很受鼓舞，希望快些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去。
1938年10月，我随沂水县《青年报》全体十余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载着全 部家当：白连纸、油墨、油印机、收音机……，高高兴兴地来到中共山东省委驻地--沂水县王庄村。在一间房子外面，挂着一个木牌子，白底黑字，写着“大众日 报筹备处”几个字。我们进去后，报社社长刘导生、总编辑匡亚明热情接待了我们。这时报社还有李辛夫、卢石流和女编辑何浩等几个由宣传部调来的干部，加上我 们十几个人，就有20多人了。我和安然、张惠被分到电务室，做抄收记录新闻的工作。那时的电务室只有一台收报机和一架直流收音机，6名报务员，3名译报 员，加上我们3个收音员共12人。收报机是山东纵队提供，李川、逯克、叶丰川、田培恒、于皿等6位报务员，是山东纵队通信科陆续派来的，都是报训班刚毕业 的新手。译报员刘钦、于烈、邵英三位女同志，是省妇联推荐来的，都是二十来岁有高小文化水平的农村知识青年。这12人中数我年龄大（21岁），文化程度高 （高中毕业），又懂一点无线电知识（中学时代参加“业余无线电”活动，自学的）。编辑部领导指定我改做机务维修工作兼任电务室临时负责人，大家开玩笑叫我 “室头”。
1985年5月，曾先后任山东《大众日报》社长的刘导生（左二）、匡亚明（左四）、陈沂（左一）在沂水王庄与当年掩护过《大众日报》人员和器材的陈忠芳老人亲切交谈。
1938年11月开始收报工作。当时因延安新华社电台的电力小、讯号弱，接收不到，只能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报。但中央社发报速度快（每分钟120 多个数码），而且发报手法又不正规，我们的报务员一时适应不了。再加上我们军队自制的收报机构造简单，缺少跟踪频率漂移和抗干扰的性能，操作稍微不当就丢 失讯号，所以刚开始工作时，只能断断续续的收下几组电码，翻译不出完整的新闻。译报员也都是新手，不熟悉电码，面对每组4个阿拉伯数字，必须像查字典一样 在电码本上找到相应的文字，有些常用字还不认识，速度慢、效率低，电码本也缺少，3人只能合用两本，更增加了困难。我干维修工作，既无工具又无材料，困难 重重。最令人着急的是收报机的“A”“B”电池，经常供不应求，影响收报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并不气馁，仍然热情很高，信心十足。1939年元旦， 大众日报创刊号正式出版，电务室全体人员欢欣鼓舞，因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劳动。
1939年春天，王庄村周围没有敌情， 比较安定，电务室得到连续四五个月锻炼提高的大好时机，我将收报机做了改进，使其更便于操作、使用。收译报的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熟悉业务，钻研技术， 边干边学，互帮互助，业务能力有了迅速的提高。李川、逯克两人进步最快，到三四月份就能比较完整的抄收中央社的新闻电报了。陈铁、田培恒、于皿也紧跟上 来。叶丰川进步慢一点，后来也成为收报能手。译报的3位女同志，从背诵常用字电码开始练起，边译边记，例如“0022”是“中”，“0048”是“国”， 除少数生僻字以外，可以不用翻电码本就能译报了。
正当电务室工作开始走上轨道的时候，1939年6月初鲁中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反“扫荡”开始 了。电务室停止了收报工作，有的暂时疏散回家隐蔽，有的改为侦察员，编入“沂蒙工作团”，由匡亚明同志领导，进行游击活动。1939年8月反扫荡结束，电 务室恢复了收报工作。山东分局为报社增加了专收新华社的第二台收报机，取消了记录新闻；不久又调来一整套发报设备及手摇发电机。延安新华总社，通过分局机 要电台，为这部发报台规定了呼号为“CSR8”、波长为50米，以及每天的联络时间。电务室从此不仅能接收新闻，还可以对外发送新闻了。消息传开，人人振 奋。机器的安装、调试由我负责，呼叫联络有李川、逯克两位曾在军队电台实习过的同志带头，很快就顺利地与延安新华社总台开始通报了。其余同志经过不到一个 月的上机实习，也都能独立发报了。1939年10月23日的《大众日报》，刊登启事，公布了电台的呼号、波长及每日的发报时间，宣布“大众通讯社”成立。
李竹如同志领导报社后，他的严格要求，培养了《大众日报》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1939年5月底，李竹如同志随徐向前、朱瑞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一纵队来到山东。从1940年初开始，他担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当时 也叫《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这时，刘导生、匡亚明同志都已调离报社。李竹如同志过去在济南、上海，后来在北方局都办过报纸，是办报的内行。他工作作风很 深入，要求严格，赏罚分明，培养了《大众日报》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他为《大众日报》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时， 报社的同志多是门外汉。李竹如从新闻的五个“W”讲起，更加注重政治教育。他在政治上对编辑记者要求很严，发现问题马上批评。吴建当编辑时，对国民党军在 对日作战中因为撤退造成损失的消息，做了一个语气上有些幸灾乐祸的标题。李竹如在大会上严肃地批评说：“这叫什么？这叫不懂统一战线！现在是国共合作抗 战，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啊。做标题要讲政治，要有立场！”他让吴建去做了3个月校对，才又调回编辑部。
1940年夏天，报社很多员工拉肚子，李竹如找来秘书处主任仲星帆，说：“生活是怎么搞的？工作人员都耷拉脑袋了，夏天连点绿豆汤都不给喝？要改善生活嘛，否则会影响办报！”
李竹如对新闻台的要求也很严格。当时新闻台的人手不够用，业务也不熟练。有一次，李竹如找新闻台的同志说：“你们记的翻不出来，这样不行啊，要努力提高 业务水平。”在他的支持下，决定开办训练班，自力更生培训报务人员。从编辑部内部和鲁中、滨海等地区调来十多名有点文化的青年，开办了一个报务训练班。在 职的报务员利用休息时间轮流担任收发报技术课教员，我担任电学及英文课，编辑部的指导员负责政治课。教材都是按当时实际工作需要的内容自己编写的，简单易 学。经过半年多学习，这些学员就能上机工作了。
听经理部的同志说，李竹如对于克服印刷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抓得更认真、更具体。由于敌人的严重 封锁，在根据地买不到印报用的新闻纸了，《大众日报》面临停刊的威胁。李竹如及时提出用油光纸代替新闻纸印刷的建议，油光纸比新闻纸薄，而且一面光滑一面 疙疙瘩瘩的不平。工人们研究出印光面时减少压力和墨色避免渗透，印反面时加重压力和墨色，解决了用油光纸两面印报的问题。后来，在李竹如领导支持下，就地 取材，用桑树皮、麦桔等作原料，造出了土新闻纸，用来印报和印文件，解决了缺乏纸张的困难。油墨属于军用物资，敌人查得很严，要靠到敌占区一磅一磅地零星 采购，如果被敌人查出来就会被抓，非打即杀。李竹如提出用食用油和锅底黑烟灰造土油墨，工人们经过两个月的试验，终于研究出用马尾松烧出的烟灰，和豆油、 松香等加热、搅拌、研磨，造出了油墨。在《大众日报》上还刊登了自制油墨成功的消息，这些土办法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电台用的 “A”“B”电池更是紧缺物资，完全靠从敌人那里缴获。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用过的电池再用盐水和开水煮，可以继续使用，直到外面的锌皮全都损坏了才扔 掉。抄收电报用的铅笔头，用到手指拿不住了，就用线绳绑上小木棍继续用。钢笔水用颜料代替，钢笔尖也可以用竹子削了代替；一个零件、一截电线我们都不舍得 丢，准备维修机器时使用。有一天，手摇发动机的齿轮突然坏了，一时找不到备件，发报台停了工，大家都很着急，经过集思广益，终于想出用自行车后轮，加上皮 条拉动发动机的方法，试验成功后，第二天发报台就恢复了工作。
李竹如同志平日和同志们相处很融洽，没有什么架子，但是他对工作的要求很严格，批评也很严厉。我哥哥刘力子，当时是《大众日报》社经理部主任。李竹如曾经狠狠地批评过他两次，就是因为这两次批评，让刘力子更加佩服他。
李竹如一到报社，就非常重视报纸的发行工作。他沿着当时的发行路线：从蒙山到费县、到泰山，亲自走了一趟后，问负责发行的刘力子：为什么一个礼拜还到不 了泰山，报纸在路上要走20天，这不成了历史吗？刘力子说：我们一天不耽搁，也得一个礼拜。李竹如说发行贵在速度，他摊开地图，拿尺子一段一段地量，说两 天就够了。刘力子还想辩解，李竹如说，我已经走过这段路了，两天是完全可以的。原来，他要求两天是24小时连续走，歇人不歇报。而刘力子说的一个礼拜，是 按部就班地晓宿夜行。李竹如的批评让刘力子心服口服，马上去落实李竹如的要求。
1940年春天，李竹如向山东分局申请了30万元北海币，这是 报社一年的经费。刘力子马上派会计贺林出发到80里外的北海银行去取，因为过了夜也许北海银行就转移了。晚上开会时，李竹如问刘力子：“钱取了吗？”刘力 子说：“才去取。”“几个人？”“一个人。”李竹如一拍桌子，说：“你好大胆子，这么大一笔钱，一个人去取你放心吗？你别开会啦，快去！”刘力子哑口无 言，拿起匣枪，连夜追去。时值冬天，农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他半夜迷了路，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一个看瓜的窝棚蹲了几个时辰，到天明，终于追上贺林。钱取 回后，二人马上向李竹如汇报，事后，李竹如说：“不是不相信同志，现在敌我交错，路上碰上敌人怎么办，两人好商量；再说，万一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卷款跑 了怎么办。战争环境万一出了问题，你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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