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到了六月份，还强迫各连大种小麦。老职工们说：种地不能违背农时，他们却说“这是思想保守的表现，因为毛主席说过：“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得出来”！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结果如何呢？几十万亩小麦播下去，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人工、肥料、油料、机械磨损就算白搭上了，还自我解嘲的说：学习嘛，总得缴点学费。难怪李先念同志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生产建设兵团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收了小麦，不让把麦秸烧掉肥田，当时又不让拉回家当烧柴，而且又强调入冬以前搞好秋翻地，这种愿望不能说不好，可是一个连队，少则播小麦上千亩，多则达上万亩，哪里来的力量翻地呢？老职工明知办不到，也不敢提反对意见，反正是当官的小汽车一走，就遍地冒烟。
搞精量点播玉米，四十团创造了一个新花样，就是用两根掏空了瓤的向日葵杆绑在一起，把它往刨好的土埯里一戳，每个杆里丢下两粒玉米种子漏下去，既节省了种子，又符合“一埯双株”，还不用间苗，两全其美。师部让各团去参观推广，由于这是一种蜗牛式的速度，省下几粒种子可浪费了人工总是不合算，没有人照办。
司令员颜文斌是个好心肠的外行，别看他好跳起来骂人，可干部职工全都象谅解王震部长那样谅解他，尊重他。有一年在友谊农场开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当时中央提倡“开门办学”要走“五七”道路，号召学校种好“试验田、种子田和高产田”，让他给大会讲话，他说：“什么三田，胡扯淡，你们回去统统给我种成高产田”！与会的人想笑又不敢笑。他们不让各连用黄豆、玉米播种青割饲料，说这是败家子把黄金往土里埋，可到了冬天，牲口没有草料，还得花一角钱一斤的高价到公社去买谷草。他走到哪个地号，都指责田间路留得太宽，浪费了大量肥沃的土地，这是“过日子”的好心，可是一台拖拉机，后面并排连接三部播种机，田间路狭窄了又怎么行走？又怎样用大卡车运粮呢？
象这样的搞生产不亏损才怪，可是亏了赢了都能做出解释，盈利了是因为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亏了本是因为老天爷不帮忙，而且亏损之后又有扭转的措施。有一年，三十四团年终决算亏损了，师长姜克忠带着财会人员去帮助算帐，仅几天之内就扭亏为赢了。其实这样用算帐的方法来决定盈亏的鬼把戏不少单位都用过，这是自欺欺人的手段。还是这个姜师长，一九七四年冬天，他号召职工下河刨冰抓泥鳅鱼，说是卖给日本能赚钱，这就称作“扭亏增盈”，如果让全师十几万人都去抓泥鳅，泥鳅未完没有职工多，因为水缸里钓鱼，数目有限。
在兵团组建的初期，我同样对兵团抱着很大的希望，我当了多年的兵，虽然现在脱了军装，但对现役军人仍然有浓厚的感情。在刚到四十四团的时候，我见他们都是在营（分场）以上单位任职，我提过意见，鉴于全国人民都学解放军，连队里应当调来一批现役的连长、指导员。这样的话，一旦侵略者打进来，一个连三、四百号人就是一个战斗集体。日子久了，我发现这些“丘八老爷”尽欺负老百姓，把穿蓝棉袄的人不当人待。在开始他们在讲“旧农场、旧干部”这句话，我没有放在心里，因为我刚转业不久，刚上班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我自然不在“旧”字号之列，不久，我就发现他们用派性搞排斥，大搞“同类项合并”，把我也并到“旧”的一类中去了，面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从心眼里感到厌烦，很自然地把立场转到了穿蓝棉袄的群体中去了。
一九七一年把我调到四师政治部，我发现我只不过是个聋子的耳朵，起不了多大作用，此后我就常年住扎在师部驻密山轮训队去办学习班。在讲课的时候，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不少走后门拉关系，搞女人的恶劣现象，由于我讲的都是事实，谁干坏事谁脸红，他们嘴上不说，心中却对我恨之入骨。“批林批孔”的那一年，我写了三张大字报，题目是“王小二素描”每张不过一百字，给三位领导分别画了三个肖像。这可触怒了李义坦，他从沈阳回来，大动肝火，派人查我的大字报底稿。我也到处扬言：不用查，有兴趣的话，我再重复一遍，保证一字不差。此后我也豁上了，在许多问题上专和他们对着干。后来张一千同志劝我提高警惕，因为他们要借批林批孔之机，要在师机关批判我，有人劝我说：你得小心一点。我说没什么，奉陪到底，静静的恭候。事后只是姜师长找我谈过一次话,叫做“打招呼”。打招呼是华国锋发明的一句话，本意是对某人提出警告。在副政委王琪找我谈话时，我质问他，你们不是要批判我吗？他说：哦，老陈，你可别多心啊，我们可没有那个意思呀！我说：文化大革命批斗了我三年，在挨批斗方面，我是久经考验的。
一九七六年，让我到柳河五七干校去学习，我明知这是对我的报复性措施，因为五七干校虽然全国闻名，那是“四人帮”吹出来的，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是专门关押体罚老干部的劳改队，我在那里学习劳动了三个月。同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一九七七年兵团撤消，农场恢复，谢天谢地，我这才算彻底解放。回想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七年这十八年，真是感慨万端啊！(本部分内容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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